小说涯

十八（第4页）

“如果伤害了您，我要诚恳地请您原谅。只说一半的真理我做不到的，我要说出全部的真理，否则我就什么都不说。”

显然，他根本就不能说服他的对话者。

但是，托尔斯泰遇见了其他的一些穆斯林，一些开明、自由的穆斯林，他和他们十分谈得来：

首先是那位埃及著名的大穆夫提、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勒，1904年4月8日，穆罕默德·阿卜杜勒从埃及写了一封充满崇高敬意的信给托尔斯泰，祝贺他被开除教籍，因为考验是上帝对选民的神圣回报。他曾经说过托尔斯泰的光辉温暖着并聚集着真理的寻求者，说他们心中一直期盼着他创作的一切作品。托尔斯泰诚挚地一一做了回信。

托尔斯泰还接到波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901年海牙首次和平大会的代表米尔扎·里扎·卡恩亲王的致敬信。受巴布主义运动的吸引，托尔斯泰跟这些人物常常通信。他同某些巴布主义者保持私交，比如说从埃及写信（1901年）给他的神秘人物加布里埃尔·塞西，据说他是阿拉伯人，改奉了基督教，后加入巴布主义运动。

托尔斯泰在回信里说，“我对巴布主义很早以前就感兴趣了，而且读过能弄到的有关这一题材的书籍”，他并不看重它的神秘依据及其理论，但他相信它将来在东方道德教育中很有前途：“巴布主义迟早将同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融为一体。”

20世纪初，伊斯兰教派加尔各答的法学家作为代表，他的文章把托尔斯泰称颂为一座伟大的丰碑，他名叫阿卜杜拉一阿勒一玛姆一苏赫拉瓦尔迪。苏赫拉瓦尔迪称托尔斯泰为瑜珈僧，认为他的非暴力观点与穆罕默德教诲并不矛盾，但是，“必须如同托尔斯泰读《圣经》一样，在真理的光辉之下而不是在迷信的浓雾中去读《可兰经》”。

苏赫拉瓦尔迪称颂托尔斯泰不是神，而是所有人的兄弟；也不是西方或东方的光辉，而是神的光辉，是照耀普通众人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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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托尔斯泰所宣传的那颇具影响的圣人人格在印度出现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处于完全觉醒的状态。自1830年起，这印度的天才便已见端倪，并在1900年前后蓬勃发展起来了。除了一部分十分了解情况的学者精英之外（他们并不急于向广大群众传播他们的知识，只知躲在其语言学的小屋成一统），欧洲尚不了解这一点。

这一次，印度思想的各个领域都绽放出鲜花。泰戈尔的大名脱离了其家庭的星座，几乎普照着全世界。在艺术领域，在科学领域，在思想领域，全都如此。。吠檀多派被雅利安社的创始人，被称作“印度路德”的达耶南陀·婆罗斯瓦蒂所改革（1875）；而凯沙布·申德尔·森则把梵社变成一种激烈的社会改革的工具和接近基督教思想和东方思想的基地。

托尔斯泰涉猎很广，对他们非常了解。他读过《真理》杂志的主编拉玛·德瓦寄给他的达耶南陀的论文集。自1896年起，他很欣赏拉玛克里希纳的谈话录，并且为韦夫卡南达发表的头几部著作而激动不已。但是，韦夫卡南达1900年的欧洲之行，没有前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对于全人类来说是一大遗憾。在万国博览会举行的那一年，这位伟大印度先行者途经巴黎，他因脱不开身，未能去见托尔斯泰，欧洲和亚洲的这两位宗教天才终于未能联手。

托尔斯泰的思想受“爱之主”克利希纳的思想影响很深，和印度的先行者一样。在印度有一部分人也把托尔斯泰敬为“圣人”，称他为一位再生的古贤哲。《新改革》的主编戈帕尔·切蒂，是托尔斯泰思想在印度的忠实信徒，他在1908年的贺寿文中把托尔斯泰比作出家的王子释迦牟尼，并且说如果托尔斯泰生在印度，就会被视为毗湿奴神，会被尊崇为宇宙心灵的化身，被视为斯里一克里希纳。

托尔斯泰给塔斯回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奋力地捍卫自己的不反抗与博爱的理论，甚至每一部分都引用克里希纳的话作为论据。这份信题名为《致一个印度人的信》（1908年12月14日），几乎像一篇论文，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托尔斯泰着重批判的宗教的愚昧迷信，也毫不放松对科学的新迷信的痛斥。他强烈指斥印度人背离其古老的智慧而去迎合西方的错误做法。

他说：“在佛教与儒家世界中，对新的科学是带有偏见的，所以并没有立足之地，而且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明白了‘暴力是正确的’宗教谎言之后，将能孕育那适合人类的、为东方的大师们极力颂扬的爱的真谛。“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代替了宗教迷信的科学迷信逐渐侵入东方人的思想。它已经征服了日本，带来了最严重灾难。它又在中国和印度，散布给了那些像您一样，自命为民众带头人的人。您在您的报纸上提出下面的思想作为指导印度活动的基本原则：

“……什么!你们，最虔诚民族中的一员，竟然以一种轻松的、深信科学教育的心情，把那自远古以来就在民众中强烈呼唤的爱放弃!……而你们竟然对那些被暴力的拥护者、真理的敌人、先是理论的后为科学的奴隶——你们的欧洲老师们——所提供给你们的错误言论，鹦鹉学舌!”

“如果说英国人征服了印度，那只是因为印度人曾承认过，而且现在仍然承认暴力是他们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他们以这种原则的名义屈服于他们的君主，他们以这种原则的名义，向各邦君主，向欧洲人，向美国人进行过斗争……印度人如果是被暴力征服了，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曾经也是很暴力的，而且现在仍旧是这样，并且还不懂得博爱。英国人确实是征服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没有尽力吗?——可这正好相反!”

“如果一个人一味地追求他正拥有的东西，而他本身又不明白这一点，那么这个人是愚昧而值得怜悯的!是的，不了解自己周围的给予爱的人，是可怜而愚昧的!”（克里希纳语）

“人应当以爱为原则去生活，应当以适合自己心灵，并且以不反抗与不参与暴力的爱的原则生活。这样，不仅一百来人无法征服一百万人，而且，几百万人也无法征服一个人。

“孩子们，睁开蒙蔽的双眼，往更高处看，你们面前将出现一个充满着欢乐与爱的新世界，那是一个理性的、被‘我的智慧’创造的世界，是惟一的真实世界。你们就将会知道，爱使你们变成了什么样，给予你们什么了，要求你们怎么去做了。”

这封信机缘巧合地落到了一个名叫甘地的年轻印度人手里，当时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当律师。看到这封信，甘地被深深震撼了。

1901年年底，甘地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他告诉托尔斯泰，十多年以来，他一直在托尔斯泰的福音精神感召下，领导牺牲运动。他请求托尔斯泰允许他把他写给塔斯的信译成印地文。

有着共同思想火花的两个人终于有了初次的思想上的交流。托尔斯泰对甘地的“以温和抗强暴、以谦卑与爱抗傲慢与暴力之战斗”，表示了如同兄弟般的祝福。

“您所研究的‘消极反抗’的问题，具有着最高价值，不仅是对于印度，而且是对于全人类。”

虽然他有病在身，但还是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短信（1910年5月8日）。托尔斯泰读了约瑟夫·J·多克撰写的《甘地传》，深有感触。当他感觉已康复了之后，他于1910年9月7日，从科茨谢蒂，——他离家出走并客死他乡前的一个月——给甘地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我要坚持在本文后面几乎全文附录，尽管这封信很长。在将来的人看来，它现在是，而且将来也仍将是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福音书和精神遗嘱。这封珍贵的信与消极反抗运动的事业的成功联系在了一起，同不反抗主义的第一次政治性胜利联系在了一起。1914年，这封信在南非的印度人的《印度评论》的黄金版上得以发表，该杂志是旨在宣传在南非的消极反抗运动的。

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14年欧洲爆发了世界大战，人们相互争斗着，这种反差简直令人发指。当狂野的喧嚣趋于平息，人们在一片废墟上又听见了甘地那纯洁而坚定的声音，如同云雀在歌唱。但这时这声音却以一个更清亮更悦耳的音调，重新唱出托尔斯泰的那句伟大的话语，那是一曲新的人类希望的颂歌。

罗曼·罗兰

1927年5月

托尔斯泰逝世前两个月

写给甘地的信

约翰内斯堡的甘地先生：

我已收到您寄来的《印度评论》，读了它所说的绝对不反抗主义，我不胜欣慰，突然很想向您表述我的感想。

活得越长久，——特别是在我清晰地感到死之将至的此时此刻，——我就越需要表白最触动自己心灵的东西，表白那些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们所说的不抵抗主义。它从根本上来说，是爱的原则教导，尚未被骗人的解释所歪曲。

人类所有的圣贤——包括中国的、希伯来的、印度的、希腊的以及罗马的——都宣扬过这条原则。特别是基督，最明白的阐述了它。基督用确切的语言说，这条原则包含着一切原则和一切先知先觉者。然而，基督同时也预料到这条法则有被变形的可能，便专门地揭示了它会被物欲横流的那些人歪曲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那些人自以为应以暴力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有权利以牙还牙，有权以暴力来夺回被人以暴力夺去的一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