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涯

十八（第3页）

人类历史中经常会出现伟大而令人赞叹的事，尽管思想的努力表面上消失，但其精髓却依然留存，带着历史的回响与呼应流水般奔涌向前，不断地壮大，灌溉着思想的大地。

1847年，十九岁的青年托尔斯泰因病住在喀山医院，他旁边的病**，躺着一位喇嘛，面部被强盗严重砍伤。托尔斯泰从喇嘛那儿第一次获得了不抵抗主义的启示，并且在以后的三十年中一直奉行不谕。

六十二年以后，1909年，年轻的印度人甘地从垂危的托尔斯泰手中，接受了以他的爱与苦培育的这束圣光。而且甘地还把它变成火炬，照亮了印度：它的光芒甚至照亮了全球。

在叙述他俩关系之前，我们想先概括地描述一下托尔斯泰同亚洲关系。没有这一介绍，《托尔斯泰传》就称不上算完整，因为托尔斯泰对亚洲的行动在历史上也许比他对欧洲的行动更重要。他是从东到西，联系旧大陆所有部分的一条思想“通途”。现在，东西方两条朝圣者人流，都在这条大道上穿梭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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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拥有一切了解主题的手段，因为托尔斯泰的虔诚门徒保尔·比鲁科夫把所有掌握的材料结集写成了《托尔斯泰与东方》这本著作。

托尔斯泰一直受东方思想吸引。当托尔斯泰的宗教危机时刻到来时，他不满足于研究《圣经》，很快便研究起东方宗教来。早在喀山大学求学期间，他便首先选择了阿拉伯一土耳其东方语言系。在高加索那些年，他长期接触穆斯林文化。他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并萌发了要把自己读到的东西介绍给欧洲的念头。他还把福音书、菩萨、老子、克里希纳的东西结成一集，命名为《圣贤思想集》。

托尔斯泰确信，人类的各种基本宗教都是相通的。

托尔斯泰尤其寻找同亚洲人民的关系。在他最后十年里，亚斯纳亚与东方各国通信往来十分频繁。在东方各国中，他与中国思想最为接近。但是，他对中国思想介绍得却最少。自1884年起，他便研究孔子和老子，在古代的圣贤中，他最偏爱老子。

但是，直到1905年，托尔斯泰才与老子的一位同胞通了第一次信，而且他好像只有两个中国通信者。虽然如此，但是这两位确是出类拔萃的：一位学者名叫泰汉春，另一位是大文豪辜鸿铭。

在托尔斯泰写给这两位中国朋友的信中，特别是写给辜鸿铭的那封堪称一部宣言长信（1906年10月）中，他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厚爱与钦佩。近代以来，中国以极大宽容忍受着欧洲各国残酷暴行，更加深了托尔斯泰的这种情感。

托尔斯泰鼓励坚持这种心平气静的忍耐，并预言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中国把旅顺港割让给俄国，也让俄国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俄日战争），这个例子将适用于侵占胶州湾的德国和强占威海的英国。强盗们最终会因为分赃不均而大动干戈。

但是托尔斯泰得知最近以来，暴力与战争的思想在中国人心中苏醒了，他认为，如果中国人传染上了这种思想，那将是一次空前的劫难。

托尔斯泰相信人类生活将会产生一种巨大变化，他坚信中国对此起着首要作用，将成为东方之首。亚洲的任务就是要向世界其他各国指出通往真正自由的道路，而托尔斯泰认为这条路就是“道”。他希望中国不要照搬西方方案来进行改革，不要用立宪制来代替君主专制，不要建设一支国家军队和大工业!

托尔斯泰清楚地看到欧洲各国人民那悲惨的景象：无产者生活在地狱之中，阶级斗争层出不穷，军备竞赛和战争连绵不断，殖民政策惨无人道。他认为，人的全部智慧与幸福的秘诀，就存在于平静地在田间的劳作生活之中。他宣传以中国的三个宗教的原则为人处事：儒家，教人勿用武力；道教，宣扬“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佛教，忘我与博爱。因此他主张：中国不能老这么遭受侵略，它面前只有一条道路：对于自己的政府以及各国政府绝对不抵抗。只要它不为所动地始终坚持耕田犁地，服从神的惟一律令，欧洲将在中国人英勇而平静的消极抵抗面前解除武装!

那位知识渊博的辜鸿铭并未从中受益多少，因为他用他那标新立异、但狭隘局限的传统精神，作为医治当代世界狂热的万能药，而对过去建立的秩序提出一种“忠诚大宪章”。但是，绝不要以其表面的波涛来判断茫茫大海。

托尔斯泰的思想与中国的圣贤数千年的传统是相一致的，尽管时生时灭的党派之争与革命同托尔斯泰思想不沾边，但谁能说中国人民的思想不是与托尔斯泰的思想十分接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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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人相反，日本人对世界上的一切新思想如饥似渴，成为与托尔斯泰联系最早的亚洲民族。托尔斯泰怀疑日本人民族的好战狂热，特别是对他们那种适应欧洲文明与立即加以滥用的神奇灵活性。

托尔斯泰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他在与日本人的频繁通信中不止一次地感到失望。例如某日本报刊的一位主编，年轻的佐木，自称是托尔斯泰信徒，但却把托尔斯泰的教导与爱国主义调和起来。在1904年日本同俄国的战争爆发时，佐木竟然又开始公开指责托尔斯泰。更让托尔斯泰失望的是田村。一开始，田村读了托尔斯泰的一篇关于俄日战争的文章，激动得涕泪交加，激奋地叫喊“托尔斯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惟一先知”。但是，几个星期之后，当日本人在对马岛摧毁了俄国舰队以后，田村被爱国主义浪潮所席卷，炮制了一本攻击托尔斯泰恶劣的书……

对托尔斯泰表现出更坚定更真诚的信仰的是那些英勇的反战派社会民主党人，但他们的思想与托尔斯泰的真正思想相去甚远。1904年9月，他们给托尔斯泰写了信。托尔斯泰的思想深入到日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托尔斯泰的宗教著作大部分都在日本翻译出版了。1908年，为了庆贺托尔斯泰八十大寿，他的俄国友人们向全世界所有朋友写信征文，拟出一本纪念册。加藤寄来了一篇有趣文章，表明了托尔斯泰对日本的巨大影响。加藤说，大约在1902年到1903年间，托尔斯泰的作品引起了一场精神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仅是在日本的基督徒中间，而且也在佛教徒中间，由此也引发了佛教革新。

在这次革命之前，人们认为：宗教是一种既定秩序、一种外界的律令。这时候，它有了（或又有了）一种内在的特点。“宗教意识”随之成为一个时髦词汇。当然，这个“我”的觉醒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与牺牲精神和博爱精神不同，这种“我”的觉醒可能会导向自私的享乐、麻木不仁、绝望，甚至自杀，——在许多情况下，它其实已经导向了，——这个躁动的民族在情绪狂乱时往往把一切主义推到极致。

不久，托尔斯泰研究小组在京都附近成立了，他们既耕田犁地又宣扬着纯洁真谛。一般来说，日本的精神生活部分受到了托尔斯泰人格影响。现在，日本国内还有一个“托尔斯泰社”，还在发行月刊。

在托尔斯泰的这些日本信徒中，称得上最可爱的典范是年轻的德富健次郎。1906年的头几个月里，德富健次郎从东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托尔斯泰，而托尔斯泰也立即回了他的信。可是，德富健次郎等不及托尔斯泰的回信，便登上一艘船前去拜访他。德富健次郎一句俄语也不懂，英语也不怎么样。德富健次郎于七月份抵达亚斯纳亚，待了五天，受到了托尔斯泰慈父般的接待，然后直接返回日本。可是在德富健次郎一生中，他都对这一个星期以及托尔斯泰那灿烂的“微笑”铭心难忘。他在1908年写的那篇动人文章中提及此事，叙述时是用他那颗质朴与纯洁的心灵在说话的：

“穿过一万公里距离，透过别后那七百三十天的雾气，我似乎仍然能看到他的微笑。

如今，我和爱妻与小狗住在一起。我种菜拔草……也许这是我的思想本质，也许是这不完美时代使然。我感到非常幸福……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么个机会中，我也只能写上几句话……”

德富健次郎用几句朴素的文字描绘了托尔斯泰智慧勤劳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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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托尔斯泰具有俄罗斯人身份，而俄罗斯帝国有两千万穆斯林，所以有许多的机会去了解穆斯林，。他们的通信往来占有很大位置。但是，1901年之前，他们的通信还不怎么出现。只是在同年春天，他因复圣教会的信和被逐出教会才征服了他们。像先知乘坐的火战车，托尔斯泰崇高而坚定的话语震撼着穆斯林世界。他们从中只记住了对一神论的肯定，其中回**着他们先知的声音，他们天真地力图把自己的先知归入其中。

俄罗斯的巴什基尔人、印度的穆夫提、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给托尔斯泰写信说，读到他亲手写的公开指斥整个基督教的宣言，他们“快乐地哭了”，他们祝贺他终于摆脱了“对三位一体的黑暗信仰”。他们称他为“教友”，并竭力地要使他完全改变信仰。印度的穆夫提带着一种可爱的下意识的开心地告诉托尔斯泰，他们新救世主，哈兹拉特·米尔扎·吉拉姆·穆罕默德，在克什米尔找到了耶稣墓，从而打破了基督教关于耶稣复活的谎言。他还给托尔斯泰带来了耶稣墓的照片，以及他那位新救世主的肖像。

难以置信的是，托尔斯泰收到这些奇特的表示友谊信件时，表现出那种几乎没有嘲讽（或悲哀）的、令人赞叹的平静。但凡未见过在这些论辩中的托尔斯泰的人，根本无法了解他那威严的性格所达到的那种端庄温和态度。

托尔斯泰从不失去殷勤与内心的平静。反倒是那个与他通信的穆斯林，因为托尔斯泰不肯相信什么新的穆斯林救世主，便用该圣人把接受真理光辉的人分为三类的话威胁他，而且愤怒地斥责托尔斯泰为“中世纪基督教偏见的余孽”……

托尔斯泰没有针锋相对地回复他的通信者。他的崇高原则是，热爱真理的人们永远不应以宗教之不同及其欠缺为基准，而应当以团结各个宗教以及造就各宗教价值的东西为基准。

托尔斯泰说道，“我对各种宗教都很努力，特别是对待伊斯兰教。”——他只是回答那位愤怒的穆夫提说：“但凡具有一种真正宗教情感那他就应该以身作则，过有道德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托尔斯泰崇敬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的某些话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穆罕默德像基督一样，也只是一个人。为了让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变成一种正当宗教，必须使之放弃对一个人和一本书的盲目信仰，必须让它们只接受与所有人的良心和理智相一致的东西。

即使是在托尔斯泰包容其思想的那种有节制的形式之下，他也担心会损害了跟他对话的那个人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