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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最美的理论只有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才最有价值。在托尔斯泰身上，理论和创作如同信仰和行动一样，始终是合一的。

在托尔斯泰构思他的艺术批评时，他列出了一些他所希望的新艺术模特儿，——那是两种艺术形式，一种更高大，另一种欠纯洁，但就最人性的意义上来说，两种都是“宗教的”，——一种以爱来缔造人类的联合；另一种则是对爱的仇敌宣战。

托尔斯泰写了如下几部杰作：《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年），《民间故事与童话》（1881～1886年），《黑暗的力量》（1886年），《克莱采奏鸣曲》（1889年）和《主与仆》47（1895年）。他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就像有两个塔楼的圣母院，一座钟楼象征着永恒的爱，另一座则象征着人世间的恨，在这一时期的颠峰与终极，矗立着《复活》这样的经典作品（1899年）。

在艺术特征上，这一切都有别于以前的作品。托尔斯泰的观念在目的和形式上，都有所改变。在《艺术论》等作品中，人们可以体会到他的这种趣味与原则。

他蔑视一切物质，批判写实主义。——而在《莎士比亚论》中，表现的则是纯古典完美与节制理想。

但是，如果说在这些新作中，托尔斯泰没有能够把自己连同他的剖析天才及天生的粗犷完全抹去，那么，他的艺术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些新作中，线条变得更加地清晰、强烈；心灵更曲折繁复；内心变化更加集中，犹如一头困兽蓄势待发；更加普遍的感情从一种局部的写实与短暂的细节中抒发出来。最后，他的语言更加生动、形象，散发着泥土的气息：总之，他的艺术是深深地改变了。

托尔斯泰热爱人民，使他早就体味到大众言语之美。孩提时，他就受到行吟说书人所讲的故事的熏陶。成为著名作家后，他特别喜欢同农民们交谈。

托尔斯泰后来对保尔·巴维尔先生说，“这些人是一些大师。从前，当我同他们或同那些肩背布袋的乡下流浪人交谈时，我详细地记录下他们的语言，其中有很多是我生平头一次听到的语汇，那是文学语言不能媲美的东西，充满着俄罗斯乡间气息……”

托尔斯泰的头脑没有被文学塞满，对这种民间语言感觉更敏锐，因为他的思想不是窒息的。他远离闹市在农民中间生活，思维都有点儿老百姓味道了。他的讲话有时很像农民，爱绕弯子还爱激动，总是不知疲倦没完没了地重复一样的词句。

不过，这些倒是民间语言的缺陷而非优点。只是年深月久以后，他才领会到其中隐藏着的才华，它的生动形象和狂放诗意，它的传奇智慧神韵。从写《战争与和平》时起，他便开始受影响了。1872年3月，他写信给斯特拉科夫说：

“我改变了我的语言和文字风格。民众的语言丰富多彩，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它能够表达诗人所能表述的所有声音。它是诗歌最好的调节器。谁要说些装腔作势，虚情假意的话要，民间语言是不能容忍的。

他的文风取自于民间语言，而且从中也汲取了许多灵感。1877年，一个流浪说书人来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托尔斯泰记录下了他讲的好几个故事。《人靠什么生活》和《三老人》都众所周知，过了数年之后，它们成了《民间故事与童话》中最著名的篇章。

那是当代艺术中独一无二的作品。比艺术更高的作品：它超越了文学本身，福音书的精神，纯洁的爱，民间智慧都结合在一起。那么单纯的善良，——还有那超自然的摄人光辉!故事里福音书的寓言中，还有东方传说的味道和《一千零一夜》的书香。有的时候，故事还有一种令人畏惧的伟大。《农民帕霍姆》中，那个可怜的人的结局就是证明。

“在山岗上，巴什基尔人席地而坐，看着他奔跑，他双手捂着肚子哈哈大笑。可帕霍姆倒下了。

“‘哦，太棒了，年轻人，你得了许多的土地。’

巴什基尔人站了起来，把一柄十字镐扔给阿勃哈姆的仆人：

“‘好了，把他埋了吧。’

“只有仆人独自一人。他在替帕霍姆挖个墓穴，刚好齐头顶脚：两米多深，——他把他埋掉了。”

在几乎全部的故事中，都包含着福音书的道德训诫：宽恕和克己。

“不要试图报复得罪你的人。”

“不要对抗伤害你的人。”

“‘报复是我的事。’上帝说。”

无论何时何处，结论永远是爱。托尔斯泰想创立一种为全人类的艺术，一下子便达到了大同世界。在全世界，他的作品获得永无终止的成功：因为其作品从所有腐朽的元素中净化出来，剔除了这些，书中剩下只有永恒。

《黑暗的力量》达不到，也没有升华到这种心灵的崇高的单纯，书中毫无这种单纯：这是利刃剑的另一面。一面是神明之爱的梦想；一面是现实的残酷。在读这个作品时，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是否可能做到使民众达到理想化而揭穿真理。

托尔斯泰的很多戏剧作品都有缺憾，但这一次却很到了得心应手的境界。性格与行动一致：尼基塔自视俊美；阿尼西娅的纵欲疯狂；老马特廖娜的无耻，笨嘴拙舌的老伊万的圣洁……

“农奴们是不值钱的。她们只是一些野兽……姐妹们，你们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可你们却都和瞎子一样，你们什么都不懂!……那个农奴他应该在喝酒呢，谁知道呢?在牢房里或兵营中，学到点儿东西……她什么也没看到……。她就这么死去了……她们如同盲目的小狗一样东奔西蹿……。她们只会唱那些愚蠢的歌曲：‘噢——哈!’……哈，至于到底什么意思她们自己也不知道呢。”

接着是谋害初生婴儿的恐怖场面。尼基塔不肯杀，而为了他而谋害了亲夫的阿尼西娅，因为那罪恶一直使她痛苦不堪，变得很残忍，疯狂，威胁着他对着他大吼道：

“现在，不止我一个人是罪人了，他即将也是一个杀人犯!”

尼基塔用两块木板死命地夹孩子。在犯罪的过程中他被吓坏了，逃跑了，他威胁要杀死阿尼西娅和他的母亲，他哭泣着哀求：

“我的好妈妈，我真的受不了了！”

他好像听见了孩子的哭喊。

“我要逃到哪儿?……”

这是一个莎士比亚式的场面。——更加惨痛的是小姑娘和老仆人之间的那场对话。

最后，尼基塔在伊万的陪伴下光脚走进婚礼庆典之中。跪下来请求大家的宽恕，供出了自己的罪状。老伊万鼓励他：

“上帝!他就在这儿，噢!上帝!”

在这个剧本中，托尔斯泰的这本剧作中有一种特别的艺术韵味。那是源自农民的语言。

“为了创作《黑暗的力量》，我翻遍了我的笔记本。”托尔斯泰对保尔·巴维尔先生如是说。

这些意想不到的形象，是从俄罗斯平民百姓的抒情而嘲讽的心灵之中涌现，带有一种鲜明强烈的文学色彩，使得其他的文学形象都相形见绌。我们感觉到他在写这个剧本时，以记录这些事物为乐，其中的可喜可爱之处他很了解，而他却对灵魂的阴暗感到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