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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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八五三年年十一月，俄罗斯向土耳其宣战，两国之间的战争爆发了。托尔斯泰先被征召到罗马尼亚军团服役，然后去了克里米亚军团。1854年，托尔斯泰开拔到塞瓦斯托波尔。他胸中燃烧着**和爱国心高昂。他勇敢地尽着自己的责任，经常置身险境，在1855年的四五月间，他每三天就有一天要到第四号棱角炮台值班。

托尔斯泰成年累月地生活于一种无穷尽的紧张与战栗中。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在与死神面面对的过程中油然而生。他和上帝进行交谈。1855年4月，他在其《日记》中记下一段祷文，感谢上帝在危险之中保佑他，并祈求上帝继续保佑他，“以达到我尚不了解的生命的永恒而光荣之目的……”这个生命目的，绝不是艺术，而只是宗教。

1855年3月5日，托尔斯泰写道：

“我被一种伟大思想牵引，我感觉去实现这一思想可以奉献我整个的生涯，。这一思想就是创立一种基督的宗教，一种新宗教，然后通过宗教把人类团结起来。”38

这将是托尔斯泰晚年规划。

可是，为了要忘掉眼前的情景，托尔斯泰开始了写作。在隆隆的炮声之中，在枪林弹雨之中，他又怎能找到必要思想自由来创作他的第三部回忆录——《青年》呢?该书写得很凌乱，而它的凌乱以及有时出现的某些抽象分析带有司汤达式的层层剖析，是他写书时的环境造成的。

但是他对一个年轻人脑子里的模糊梦幻与冷静思想进行的深刻探索倒也值得人们赞赏。作品显得自己非常坦率这非常罕见。而且，有时在春日的城市写景中，在忏悔的叙述中，以及为了突然想起的罪恶而奔向修道院去的叙述中，充满着无限的清新诗意!书中某些篇章出现了一种狂热的泛神论调。这种论调进而产生了一种抒情诗意，令人想起《高力索纪事》来。譬如，那描写夏夜一幕的一段文字：

“清亮新月发出沉静的光芒。闪烁的池塘。一棵棵枝繁叶茂的老桦树，月光下一面呈铝白色，背月一面的树影遮蔽着树丛和大路。鹌鹑在池塘后面鸣叫。两棵老树轻轻相触发出难以辨出的细微声息。蚊子嗡嗡；一只苹果落在枯叶上；一直跳到平台石阶上的青蛙；绿绿的脊背在月光下闪亮……月亮升起来了；它悬在半空中，满布清辉；池塘的光彩显得更亮，阴影变得更黝黑，亮处则更加清亮……而我，微不足道的小虫子，已经被笼罩在人间一切热情之中，但因有爱情的巨大力量，我觉得此时此刻，大自然、月亮和我，已经融为了一体。”39

但眼前现实在他心中较之过去的梦景更有力量，它迫使他不得不注意。《青年》因此未能完成。而副连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防御工事的掩体里，在隆隆的炮声中，在他的连队里，观察着活着抑或垂死的人，在他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的难忘叙述中记下他们和自己的悲凉焦虑。

这三篇纪事——《1854年12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8月之塞瓦斯托波尔》——通常是被笼统地相提并论。然而，它们之间却迥然不同。尤其是第二篇，在对艺术的感受上，与其他两篇有着很大区别。其他两篇中以爱国主义为主导，而第二篇中却翱翔着无情的不可改变的真理。

据说俄国皇后读了第一篇纪事之后不禁为之下泪，而沙皇则在赞叹之中下旨把它译成法文，并把作者调离危险区。道理很明白。文中尽是激越的爱国主义和战争情怀。

托尔斯泰初来乍到，情绪高昂，他沐浴在爱国主义之中。他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中尚未窥见野心与自负，还未窥见任何卑鄙用心。这对于他来说是一首伟大史诗，其中的英雄“堪比希腊英雄们”。此外，这些纪事没有任何想像痕迹，也没有客观再现的表示。托尔斯泰漫步城市，他清晰地观察，叙述方式却缺少洒脱；“你们看……你们走进……你们注意到……”这只不过是加上一些对自然的观感而已。

第二幕则完全不同：《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从卷首起，我们便可读到：

“千万颗人类的自尊心在这儿相碰撞了，或者在死亡中趋于沉寂……”

随后，又可读到：

“……因为人是那么多，因此虚荣心就有那么多……虚荣，到处是虚荣，即使在墓门前!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有病症……为什么荷马人物和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谈论爱情、光荣和痛苦，而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却只是一些虚荣者与赶时髦者的故事?”

托尔斯泰在这里的纪事不再是简单叙述，而是它把英雄主义下面隐藏着的东西暴露出来使人类与情欲的直接角逐。托尔斯泰那犀利深邃的目光在他战友们的心灵深处搜寻，在他们心中以及在他自己心中，看到了骄傲、恐惧，看到了死到临头尚在继续演着的人间喜剧。

托尔斯泰毫不留情的指明了恐惧，他揭去了恐惧的面纱，将它**裸地暴露出来。这无穷的危惧，这畏死的情操，被他毫无顾忌、毫无怜惜地剖析并展示出来。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学会了抛去一切感伤，如同他轻蔑不屑地指出的，那是“一种哭哭啼啼的、女性的、假惺惺的同情”。

托尔斯泰善于剖析的天才在少年时期已露端倪，有时还几乎带有一些病态，但它从来没有比描写普拉斯库金之死更使人震憾。其中有两整页是在描写炮弹落下尚未爆炸的那一秒钟内，那不幸的人心灵之中所发生的情况，——还有一页是描写炮弹炸响之后，“他被当胸炸着而立刻死去”，那一刹间内心的想法。

就像是演剧时休息期间的乐队一般，在这些战斗场面里，一片明媚的大自然展现开来，白昼的乐章响曲在壮美的景色中回响，阳光穿过乌云，尽管成千上万的人战死于此。基督徒托尔斯泰忘记了他第一部叙述中的爱国情调，在诅咒那大逆不道的战争：

这些基督徒，他们一方面宣扬爱与牺牲，一方面又给他人带来死亡的恐惧。而他们面对上帝，竟然不在上帝面前下跪和忏悔！他们没有兄弟般的情意，不懂得流着幸福欢乐的泪水去拥抱彼此。

在结束这一短篇时，其中的情调非常惨痛，这是他的其他作品尚没有的，托尔斯泰顿生疑惑，他是否不应该说这些呢?

“也许我所说的是那些可恶的真理之一。一种可怕的疑惑把我压抑着。也许不该把这些说出来。这些真理无意识地藏于每个人的心灵之中，不应该被表现出来，免得造成不利，如同酒糟一样，不能搅动，否则就把酒给弄坏了。哪里是必须避免表述的罪恶?哪里是应当仿效的美好表白?谁是坏人?谁是英雄?大家都是好人，大家又都是坏人……”

但他又骄傲的镇定下来说：

“我全身心地热爱的我这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是我想尽力表现其全部美的，他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美的。这就是真实。”

《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读了这几页之后，写信给托尔斯泰说：

“你所写的正是当今俄国社会所需要的：真实！自果戈里逝世之后，俄国文学上所留存的真实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您带给我们艺术的真理在我国是完全崭新的。我只担心一件事：时间和人生的怯弱，以及对围绕着我们的所有一切装聋作哑会像对付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那样把你收拾了——换言之，我担心它们会扼杀您的锐气。”

但这不足为惧。时间会消磨常人的精力，但对于托尔斯泰，却反而能锤炼他的意志。在当时，祖国遭受的困难、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使托尔斯泰产生了一种痛苦怜悯的情感，他懊悔自己太严酷的坦率。

在第三篇纪事《1855年之塞瓦斯托波尔》中，托尔斯泰在叙述赌博时争吵的军官时一转笔锋，说道：

“这场戏赶紧落幕吧。明天，也许就在今天，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可能慷慨赴死。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蕴藏着伟大的火花，这种火花将会使他们成为未来的英雄。”

这种顾虑丝毫没有减弱故事的写实色彩，但对人物选取已较好地显示了作者的同情。马拉科夫的英雄事迹及其英勇陷落，在两个动人的、自豪的人物身上得到了体现：他们是两兄弟，哥哥是科泽尔佐夫上尉，与托尔斯泰有点儿相似之处；弟弟是个旗手，叫沃洛佳，爱梦想，爱狂热地自言自语，但却生性胆怯，常常无缘无故地流下怯懦的温情的眼泪。沃洛佳刚到防御工事中非常恐惧（小可怜还怕黑，躺下时总要把头藏在军大衣里），常因自我孤独之感和他人冷漠而闷闷不乐，后来，当庄严时刻到来时，他却笑着面对危险。

沃洛佳属于一组充满诗意的少年人（如《战争与和平》里的彼佳，《袭击》中的少尉），他们心中充满了爱，欣喜欢笑傲沙场，然户莫名其妙地在战争中牺牲。兄弟二人在守城的最后一天战死。小说在充满着爱国主义**的句子中结束：

“队伍撤出城市。士兵们眼望着不得不放弃的失守的塞瓦斯托波尔，心中都满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悲苦，叹着气，向敌人伸出拳头。”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