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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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851年秋，托尔斯泰的《童年》写作始于的蒂弗利斯，完成于1852年7月2日高加索的皮亚蒂戈尔斯克。颇为奇怪的是，在那使他怦然心动的大自然氛围中，在崭新的生活里，在战争的惊心动魄的危险中，他抛开了那个未发现富于特色和**的世界时，他开始在第一部作品里追忆生活往事。

但当托尔斯泰写《童年》时，他正在病中，军务突然停止。长期休养的闲暇中，既孤独又痛苦的他颇为伤感，过去的回忆便又温柔地浮现眼前36。经历了几年颓废而紧张疲惫的日子，能重温童年那“美好无邪的、富有诗意而快乐的日子”，重塑一颗“善良多情的，会爱的童心”，他觉得非常甜美。

总之，此时此刻的托尔斯泰，正怀着青春热情和无穷计划，理想如诗。他很少酝酿一个孤立题材，他一直试图把那些大部头，当作他从未能实现的博大精深的历史画卷的一部分，。把他的《童年》看作他的《人生四部曲》的第一篇。这《四部曲》本该包括过去他在高加索的生活，并且到大自然获得上帝启示为终结。

虽然《童年》是托尔斯泰的成名之作，但是他自己却对这部作品诸多挑剔。

他对比鲁科夫先生说道：“它糟透了，太缺乏文字的诚实性了!……简直无可取之处。”

但这只是他的个人之见。他把没有加上作者署名的原稿寄给了《现代人》杂志，1852年9月6日，这部作品被刊登。刊登出来后，好评如潮，欧洲读者一致赞扬。但尽管它颇有诗意，笔触精妙，情感细腻，托尔斯泰后来却很不喜欢。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托尔斯泰认为作品的讨厌之处，正是读者认为有吸引力的地方。必须指出的是，除了在某些地方人物的记述和极少篇幅中有着吸引人的宗教情感或感情现实意味外，托尔斯泰的个性在其中并不突出。

书中弥漫着一种温情轻柔的感伤，后来他一直反感这种情怀，他在其他小说中也努力摒弃这种情怀。那些幽默和眼泪，是我们熟悉的，它们源自狄更斯。

托尔斯泰在其《日记》中指出，在他八十一年间最喜爱的作品中，他最喜欢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我受其影响颇大”。他在高加索旅行时又一次阅读了这部著作。

托尔斯泰认为，还有另外两位作家对他影响较大：斯特恩和托普费尔。他说：“我那时深受启迪。”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日内瓦小说集》居然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的第一范本。但是，一旦知道了，就能在《童年》叙述中，重新找到被移植到一种更加贵族化秉性中的那种热情而狡黠的纯朴痕迹。

因此，托尔斯泰在其初期，就已是群众曾经相识的一个面孔。但很快就显露出个性。不及《童年》那么纯粹而完美的《少年》（1853年），显示出一种更新颖的心理，一种对于大自然极其强烈的情感，以及一颗狄更斯和托普费尔所没有的深感忧虑，饱受折磨的心灵。在《一位地主的早晨》（1852年10月）中，托尔斯泰的性格大胆而真诚，对于爱也充满信心，。从他在这个短篇小说中所描绘的一些农民肖像中，读者可以发现后来他写的《民间故事》中的农民形象就是他在1885年《两位老人》中的那位养蜂老人的雏形：眼望上方，光头在太阳下闪亮，在他的周围金色的蜜蜂在飞舞，但并不螫他，在他头顶形成一个花环……

但托尔斯泰这时期代表作却是直接倾注当时个人情感的作品，如《高加索纪事》。其中，托尔斯泰在1852年12月4日写完的第一篇《入侵》，展现了一幅令人惊异的壮美景色：群山环绕下的河畔日出；暗影与声响都表现得极为卓越的夜景，夜色苍茫、远山积雪映衬下的夜归士兵，清透的空气中飘**着士兵们的悠扬歌声。好几位典型人物已在《战争与和平》中尝试着生活了：赫洛波夫上尉，真正的英雄，他打仗绝非兴趣所致，而是因为那是他的职责，他是“那些平静纯朴的、十分简单而惬意的面孔之一”。他是笨拙、有些可笑，从不理会周围的一切，在战斗中，其他所有的人全改变了，惟独赫洛波夫仍依然故我。“他完全像人们见到的那样：同样平静的动作，平稳的声音，天真而呆滞的脸上同样朴素的表情”。在赫洛波夫身边，那位中尉在扮演着莱蒙托夫式的英雄，心地善良但却装出粗野蛮横的样儿。而那个可怜巴巴矮个儿少尉，初次参战，兴奋异常，既可爱又可笑，见到谁都想扑上去拥抱一下的小家伙，最后却无谓地被杀死，如彼佳·罗斯托夫。在这些图景中，托尔斯泰的影子显现出来，他在观察着，但并未参与到他的同伴们思想中去，他已经让人听见了他反对战争的呐喊：

“在这个美丽世界上，在广裹苍穹下，人们为什么不能安适生活呢？为什么人们会有一些复仇凶狠的情感？为什么他们会有消灭同类时的那种愤怒？人类应该在大自然中消融掉罪恶，表现出善与美。”（《入侵》，全集第三卷）

这时期观察到的其他高加索纪事，后来在1854年到1855年又加工写成，如《伐木》，叙事准确，虽然有点儿冷峻，但却对俄罗斯军人心理的刻画却十分有趣——这是未来作品的笔记。

1856年，托尔斯泰完成了《一个被贬谪的军官》37。描写一个堕落的上流社会人物，一个**下级军官，怯弱、酗酒，还爱说谎，士兵们中最差劲儿的都要比他强过百倍，他连想都不敢想会被杀死，像被他蔑视的士兵似的死去。

在托尔斯泰所有这些作品之上，矗立着这第一道山脉最高峰，是最美的抒情小说之一，是他的青春赞歌，是高加索的颂诗——《哥萨克》。白雪皑皑的群山在晴朗的天空下蜿蜒巍峨，那如诗如歌的壮美洋溢书中。因它是那天才之花的绽放，这部小说是无以伦比的，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青春强有力的神威，永不能复得的天才迸发。”青春的滔滔急流，爱情的娓娓倾诉。

“我深深地爱，爱上了善良的人们！……”托尔斯泰反复地说着，甚至忍不住流泪。但是，他并不知道谁是勇士，也不清楚自己到底爱着谁。（《哥萨克》，全集第三卷）

这种心灵陶醉毫无节制地流淌。主人公奥列宁如同托尔斯泰一样，到高加索来寻求冒险生活。他恋上了一位哥萨克年轻女子，陷入种种相互矛盾希望之中。奥列宁时而在想，“幸福就是自我牺牲，就是为他人而活，”时而又想，“牺牲自己是很愚蠢的”。于是，奥列宁几乎与那位哥萨克老人叶罗什卡同样认为，“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上帝创造这一切就是为了人类之欢乐。那是在拯救灵魂，没有什么罪恶的”。

那么，奥列宁还需要想什么呢?只要活着就行。生存就是美，就是幸福福，那强大的、普遍存在的生命：“生”即是神。

一种狂热的自然崇拜在煽惑并吞噬着他的心灵。奥列宁在森林中迷了路，“周围尽是野生植物，无数野兽和飞鸟，成群飞虫，草木幽暗，空气芬香温热，浊流在叶下淙淙流淌”。就在离敌人埋伏点不远处，奥列宁“突然感到一种无缘无故的幸福，他按照儿时习惯，画着十字，开始感谢某个人”。

奥列宁像一个印度托钵僧人似的满意地说，他独自迷失在生命轮回之中，到处潜伏着无数看不见的生物，此刻正在窥伺着他的死亡，那成千上万的小虫在他身边嗡嗡地叫着：

“伙伴们!过来呀，过来，让我们一起来螫这个人!”

显然，奥列宁在这里不再是一个俄罗斯绅士，不再是莫斯科上流社会中人，不再是某某人的朋友或亲戚，他只是一个纯粹生物，如蚊蚋，如雉鸟，如雄鹿，就像他周围生活着、游**着的那些生物。

“我将要同它们一样生长、死亡。青草将在我死亡的地方成长……”

而奥列宁的心里充满欢乐。

在青春的这一时刻，托尔斯泰生活在对于力量、对于人生爱恋的狂热之中。他拥抱大自然与之融为一体。在大自然中，他麻痹，倾泻，宣泄他的欢乐、忧愁和爱情。

但是，这种浪漫的陶醉从未损害托尔斯泰的敏锐目光。只在这首炽热的诗中才有如此强烈的景色描写，以及真实的人物刻画，是别的作品难以比拟的。他的信条之一是坚持自然与人世的对立，这也是该作品精髓，并将成为托尔斯泰整个一生思想中最喜爱的主题之一。这种对立已经使他找到《克莱采奏鸣曲》的某些严酷语调来斥责人间的喜剧。不过，托尔斯泰对自己所爱的人们也同样是真实的。大自然的生物、美丽的高加索女子和他朋友们都受着他的目光烛照，他们自私、贪婪、狡黠的恶习，都被他一一描画无遗。

高加索，尤其唤引起托尔斯泰生命中所蓄藏的深厚的宗教意识。人们没能足够阐释这种真理精神的初次宣示。他自己也是一再要求严守秘密才向他青年时代的密友、他年轻的姑妈亚历山德拉·安德烈伊夫娜·托尔斯泰吐露的。

1859年5月3日，托尔斯泰在写给姑妈的信中，向她发表了他的“信仰声明”，他写道：

“小时候，我只是以热情和感伤而信仰，从不加以考虑。十四岁时，我开始思考人生，因为我的理论与宗教不协调，我便把毁灭宗教看作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行为……在我看来，一切都是符合逻辑的，分门别类的，清楚的。没有宗教的容身之处……后来，我认为人生不再赋予我任何秘密，自此宗教也开始失去它的全部意义了。在高加索的时候，我是孤单的。在那里，我付出了自己所有精神力量，就像一个人孤注一掷时所做的一样……

这是殉道和祈福的时期。真是空前绝后，我的思想从未达到这样的高度，只在这两年我才看得那样透彻。当时所发现的一切都将成为我的信念……

在这两年持之以恒的思考，我发现了一条简单古老的真理，我现在才知道的真理：我发现有一种不朽，有一种爱，人为了永远幸福应该为别人而活。这些发现令我惊讶不已，因为它们与基督教相似，于是我不再深入探寻了，开始在《福音书》中去寻觅。但我找不到什么东西。我既找不到神，也找不到救世主，更找不到圣典，什么都没有……

但我仍在竭尽我全部的灵魂去寻找，我哭泣，我折磨自己，我只求得到真理……

就这样，只有我的宗教和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