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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战争中，托尔斯泰在这个人间地狱里面呆了一年里，在这里触摸到了**、虚荣和人类痛苦的深层。当他从战争中走出来，他于1855年11月，又回到了彼得堡的文人中间。这时，他对那些文人有着一种厌恶与轻蔑。托尔斯泰觉得这些人身上的一切都充满猥琐和虚假。这些人，从远望过去，像是一种艺术光环中的人物——就像那位他曾钦佩并把他的《伐林》刚刚题献给他的屠格涅夫，——走近了看，却让他大失所望。

1856年的一幅画像显示了托尔斯泰与这些文人的不同。画上的托尔斯泰置身于他们中间，另外还有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冈察洛罗夫、德鲁吉宁、格里戈罗维奇。旁人都很自然，而托尔斯泰那悲苦严峻的神态。他那瘦削的脑袋，深陷的双颊，僵直地搂住的胳膊，十分显眼。托尔斯泰身着戎装，立在这些文学家后面，如苏亚雷斯风趣地写的，“他不像是这伙人中之一员，倒像是在看押他们：他似乎随时准备把他们押回牢房去”。

然而，在彼得堡，大家都恭维这初来的年轻同道，他拥有双重光环：作家兼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曾经在读塞瓦斯托波尔纪实时流着泪喊“乌拉”的屠格涅夫，友爱地向托尔斯泰伸手。但是，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谈不来。他俩都用同样清晰的目光观察世界，又各自在观察中加进了敌对心灵色彩：屠格涅夫是爱恋和幻灭的，嘲讽和激动的，是崇尚美的；托尔斯泰则为道德观念而苦恼，是粗暴的，自傲的，背负着一个隐而未露的神明。

托尔斯泰特别不能容忍这些文人的是，他们自信为天之骄子，自命为人类大军的首领。托尔斯泰在对他们的憎恶中注入了一个贵族和军官对**的平庸作家的骄傲。他看不起这些自由主义文人。他“本能地反对所有一般人都承认的判断”，他自己也承认，这也是他的性格特点之一。

托尔斯泰对人的猜疑，对人类理性的潜在蔑视，使他到处去探究自己或他人的欺骗和谎言。

屠格涅夫说：“他从不相信人类的真诚。一切道德**他都觉得虚假，而且他还习惯于用他那极其深邃的目光去鞭挞那些他觉得没有说真话的人……”

“瞧他听人说话的那个样儿!他用深陷在眼眶里的灰色眼睛怎样的直视着他的对手啊!他那紧抿着的嘴唇表露出极大的嘲讽!”

屠格涅夫认为，他从未感到比他更犀利的目光，外加两三个令人暴跳如雷的恶毒字眼儿，使人难堪并无法忍受。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第一次会见时即发生了剧烈冲突。分别之后，他们平静下来，并竭力给彼此还以公道。时间使得托尔斯泰同这个文人圈更加疏远。他无法原谅这些艺术家口是心非，一面过着堕落生活；一面又在宣扬所谓的道德。

“我深信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没有品德的，坏的，比我在军中漂泊不定的生活里所遇到的人要低下得多。可他们对自己却很有信心，沾沾自喜，好像完全健康的人那样。他们让我感到憎厌。”（《忏悔录》，全集第十九卷）

托尔斯泰同他们分道扬镳。不过，他在一段时间里仍保留着他们那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他的骄傲心理在其中获得了满足。这是一种回报颇丰的宗教，它能为你提供“女人、金钱、荣誉……”

“我也曾是这个宗教中的一名高级神职人员，也享受过那种舒适惬意的生活……”

为了要完全献身给这个宗教，托尔斯泰于1856年11月辞去了军中职务。

然而，像托尔斯泰这种性格的人是不可能长久闭上眼的。他相信也愿意相信进步。他觉得“这个词儿是有含义的”。去外国——法国、瑞士和德国。1857年1月29日到7月30日——的一趟旅行使这一信念动摇了。

1857年4月6日，托尔斯泰在巴黎看到的一次行刑，这次行刑“向他显现出进步的迷信虚幻……”

“当我看到身首异处，头落到篮子里时，我的全身都感觉到，任何有关现存秩序有道理的理论都无法证明这种行为是正确的。即使全世界所有人依据某种理论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仍然认为这是相当坏的。因为决定善或恶的，并不是人类的言行，而是我自己的心。”（《忏悔录》）

1857年7月7日，托尔斯泰在卢塞恩，他看见寓居施韦茨霍夫的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歌者施舍，在《涅赫柳多夫亲王日记》中，他写下了对那些自由派们唱着幻想高调的蔑视，并不屑一顾于这些“在善与恶的大海上想画出几条想像的线条的人”。

“对这些自由派来说，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是恶。这种梦幻般的认识毁去了本能原始的、最好的需要。谁能向我确定何谓文明，何谓专制，何谓自由，何谓野蛮?善与恶互不共存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万无一失的领路人，那就是鼓励我们彼此接近的宇宙之神。”

回到俄罗斯，回到故乡亚斯纳亚，他又关注起农民来，这不是说对民众已不再抱幻想。他写道：

“民众也许真的是正直集合体，民众的宣道者徒然那么说，但他们只是在庸俗可鄙的方面是团结的，这只表示出人类本性中的残忍和弱点。”（《涅赫柳多夫亲王日记》）

因此，他所要启示的对象并非是群众，而是每人的个人觉悟，是民众的每个儿童的觉悟。因为这才是光明所在。他创办一些学校，但却不太知道要教些什么。为了学习经验，1860年7月3日到1861年4月23日，托尔斯泰第二次游历欧洲41。

托尔斯泰研究了各种不同教育论。无须说，他把它们全都摒弃了。在马赛的两次逗留中，他明白了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学校以外完成，是通过报纸、图书馆、大街、博物馆、生活等他称之为“无意识学校”或“自发学校”进行的。自发的学校是与强制性的学校相对立的，托尔斯泰认为后者是不祥的，愚蠢的。

托尔斯泰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后，他要创立而试验的就是自然学校。他的原则是自由。他不允许一些精英——“享有特权自由阶层”——把他们的学识和错误强加于民众，因为他们毫无权利。他们并不了解民众。这种强制性的教育方法，在大学里面从来就无法造就“一些人类所需要的人，造就的却是一些腐败社会所需要的人：官僚教授，官僚分子，官僚文学家，或者一些毫无目的地挣脱了自己原有环境的人——那些人在少年时代就被惯怀了，他们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只能变成骄纵的、病态的自由主义者”。托尔斯泰认为，该让人民说说他们需要什么!如果他们不注重“知识分子们强迫他们学习读和写的技巧”，他们有自己的道理：他们有别的更迫切的精神要求。应该弄清楚他们的需求之后并帮助他们去逐一实现!

这是一个革命主义者的保守理论，托尔斯泰在努力地把它们在亚斯亚纳付诸实践，他不像是他的学生的老师，而更像是他们的同学。与此同时，他努力在农业垦殖中引入更加人性的精神。1861年，托尔斯泰被任命为克拉比夫纳县的地方仲裁人，他保护民众，与地主和国家的滥施**威相抗争。

然而，托尔斯泰的精力并没有满足这种社会活动。他仍继续受到种种敌对情欲的支配。尽管他有了这种社会活动，但他需要社交，仍喜爱社交，。隔三岔五地，享乐又攫据着他；他甘冒生命危险跑去猎熊。因为有时，一种好动的性情刺激着他。他甚至常以大宗金钱去赌博。他有时甚至还受到他所蔑视的彼得堡文学圈子影响。托尔斯泰从这些歧途中走出来，因厌恶而陷入深深的烦恼之中。这一时期的作品令人遗憾地具有艺术和精神的游移不定的痕迹。《两个轻骑兵》（1856年）有着一股典雅、自负和浮华气味，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很不协调，让他自己看了也很不舒服。

1857年，托尔斯泰写于第戎的《阿尔贝特》是怪里怪气的，软绵绵的，毫无他所固有深度和精度。他在1856年写成的《记分人日记》虽写得仓促，但是更吸引人，似乎反映出托尔斯泰对于自己的憎恶。他的化身，涅赫柳多夫亲王，在一个下流处所自杀身亡：

“他并无过错，但是却非常糟糕，因为他束缚了年轻的心。他什么都不缺：声望、思想、财富、理想。因为缺乏意志力，他在粗浅情欲中迷失了方向。”

死亡迫近都没能改变他……

“同样的犹豫不决，同样的思想轻浮，同样的怪诞矛盾……”

在这个时期，死，这个严肃问题开始缠绕托尔斯泰的心。早在他完成《伊万·伊里奇之死》前，他已经在《三个死者》中（1858～1859年）已预示了对于死亡的阴沉分析，预示着死者孤独以及他对活着的人们的仇恨，他发出绝望的呼号：“为什么?”三个死者——富婆、患痨病的老驿站马车夫和砍倒的桦树——的这“三部曲”有其伟大之处；人物形象的肖像刻画细致入微，形象动人，虽然这作品结构松散，而且桦树的死也没能增加托尔斯泰的景物描写诗意。总体上看来，我们不知他究竟是致力于为艺术而艺术，抑或是具有某些道德意图。

1859年2月4日，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莫斯科协会的新会员演说辞中，他的演说辞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可见托尔斯泰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协会会长在向他致意后，则提出了捍卫道德与社会艺术的问题，对他加以驳斥。

1860年9月19日，托尔斯泰亲爱的哥哥尼古拉因肺痨在耶尔病逝。这使他倍受打击，悲痛欲绝，几乎“动摇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并使他放弃了艺术：

“真理是残酷的……无疑，只要想知晓真理并说出它，人们总会想办法去了解并说出它来。这是我的道德观中惟一留存下来的东西，也是我将要做的惟一事情，但不是在你们的艺术形式之下去做。艺术只不过是谎言，可我不能再爱美丽的谎言了。”（1860年10月17日写给费特的信）

但是，不到半年，托尔斯泰在《波利库什卡》中又回到了“美丽的谎言”了。这本书只有一些对万恶的金钱的诅咒，缺少道德意味。他的这部作品是纯粹艺术作品，也是一部杰作。其缺点只是观察太丰富，素材足以写一个大部头小说；开头幽默而结尾残酷，两者之间反差太大，难免给人以突兀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