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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浅了心学答应录（第2页）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人们小心牟宗三的蛊惑。这是一个从无中国“心学”“内省”生命实践的人，远不如他的师傅熊十力。就是这个人，却妄想构筑一个东不东西不西的哲学体系大厦。依他的体系，中国文化之所以落后，是由于中国的“心学”缺乏“知性思维体系”。这是不知人类的“知性思维体系”到底为何物的胡说八道。中国“心学”决不缺少知性思维逻辑，只是绝不能把它从人类的“内省”中孤立出来，成为一个所谓的“体系”。

这个问题，后面有文章详论，这里不多说。牟宗三所谓的“知性思维体系”，实际上是初、高中的数理化水平的ABC，真正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的思维，决非仅仅依赖这些东西。人们可以仔细读一读钱学森先生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他关于“系统论”的著作，看看这位真正的科学泰斗是如何说的。他曾明确说过，学生在校学习，应科学艺术一起学。这是什么意思？作为大科学家，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科学家，他知道，单凭逻辑推理的知性思维是不行的。艺术感受力对科学家的发明创造极为重要。

真正的“致良知”的太极思维，最浅近、最形象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围棋思维。

围棋中没有知性思维吗？

进入新的文明时代，人类就是要进入这样的科学的系统的，却又是“内省”的思维境界了。

当我们粗略检察了中国“心学”这一千多年的弯路之后，再回头看西方现代思维的发展，就不能不为汤因比感叹，他实在是西方人文科学的泰斗。但是如果放到中国文化中说，就未必了。

人类的一切文化，最终结的目的就是认识人自己，再深一步说，就是“明心见性”大解放、大解脱，因为脱离了具体而当下的“心”、“性”，人也不是人，我也不是我。那还说什么大解放、大解脱？真正的出世大解脱，一方面不能少了对圣贤救度大愿的了解，了解本身就是呼应。就是另外一种“内省”。另一方面就是要学会在现实生命的“内省”。不然你无法理解圣贤的所谓“救度”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会当成迷信。没有长时间的“内省”功夫，即便被救度了，也会浑然不知。没有“内省”功夫，你在“外求”的科学技术上，产品经营上也不会真有成效。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古代的人文学者中再粗浅再偏颇的，也比西方人文学者深刻。所以，在东方文化的历史上，汤因比算不上是什么泰斗。

但是，如果从后来的中国文化“心学”之偏，尤其是我们说的盛唐之后的偏颇，汤因比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导师。

那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心学”是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发展起来的，反而就不可能出现中国人现在的“心学”偏颇了。

中国心学的“内省”文化的两种偏颇的出现，关键是那时候的中国人视野触觉相对狭隘。对于大自然、人类的全球文明缺少了解，有时甚至夜郎自大。如果中国的心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恰如我们今天这样的社会。中国心学的“内省”文明就不会产生历史上的那两大偏颇了。

在这里，我必须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在其中的桥梁作用。

中国文化的“内省”文化，说到底是要发现自己生命实践中有支看不见的背后之手。古代的人们也都看到了这只看不见的“手”，但解释不了，认为这是“神”在起作用。马克思主义对这个看不见的手的解释要伟大得多。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新儒家的失误就在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深化”内省文明中的桥梁作用。甚至从内心里拒绝马克思主义，这就不能不走入岐途而不自知。

我常说，东方文化是早熟的文化。正如儿童，早熟必然多生偏颇。

我想，这便是我们今天重提汤因比的现实意义。

汤因比，全名C·H·阿诺德·汤因比。英国人，生于一八八九年，卒于一九七五年。曾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伦敦大学国际历史研究教授。他最重要的著作《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这两部著作堪称西方历史学的杰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认为：“汤因比博士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他的目的不是以知识为愉悦，而是解释历史和预见未来”。

这个评语太好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就是不能以“知识”为愉悦。不管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人文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其目的不仅不能以“知识”为愉悦，而且也不能为自己的所谓“成果”所沉醉。关键是“解释历史”和“预见未来”。

历史是什么？人的历史，心的历史，每个生命的心路历程。解释它就是认识它。可惜的是，西方人不了解根本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历史”，只有“心”的运动。解释历史就应该是认识理解我“心”的运动。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用中国话来说就是自我的“明心见性”，否则历史只是一堆废纸瓦片。

“史”，从来都只是每个人“内省”而得的浑纯一体的心灵图像。即便同是面对同一本历史书，不同人“内省”后的心灵图像也是千差万别的。历史科学正是这样为人类的必成佛道提供营养的。

也没有“未来”可预见，只是会更清楚知道我是该如何去成“佛”的。

“佛”之一字太多的宗教色彩，会引起别的文化的误解。

“佛”之一字简要解释就是“觉悟”。内在生命的觉悟。

是生命，就必须追求生命的觉悟，想不觉悟也不行。觉悟不是哪个人愿意不愿意的事。生命的过程就是觉悟的过程。这是铁的规律，是任何生命无法违背的。既然如此，就不如自觉的主动的去觉悟。这就是“内省”。

当我们这样解释了“历史”与“未来”这两个词之后，会发现：

从这个角度说汤因比是浅了点。

在中国，“明心见性”的觉悟，几乎是一切文人都致力追求的，而汤因比还把自己的“心”当成外在的历史规律去解释；把生命自己必然要大觉悟的规律，当成“未来”去预见。当然是浅了一点。

汤因比浅又不浅，你听他说：“我是从寻找一种历史研究的单位入手，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这个单位应当相对完整独立，或多或少有别于其他历史成分，对我们来说是可以对其感知并能够加以理解的。我舍弃当前根据国别来研究历史的习见做法。我的单位似乎是某种范围更大的碎片，这就是文明。人类在解释某个事物之前，总需要对它进行分类。在我看来，这种大范围的单位与小单位相比，易使人少产生一些曲解。在明确了我划定的单位以及考察了前文明的各个社会之后，我试图从希腊史、中国史、犹太史归纳这些文明的主要特征，提出一个似乎适合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文明史的综合模式”。

这段语言的翻译可能是有问题的。参照《历史研究》的全书看，汤因比是想把人类史当成一个有机的大系统去思考。他这里说的“单位”，可能是“角度”之义。从下文也可以看出汤因比是希望从系统考察人类史中发现人类文明的“习惯综合症”。在他看来正是人类普遍的“习惯综合症”，障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