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涯

想浅了心学答应录（第1页）

汤因比想浅了——心学答应录

我们要接受“心学”在中国流传两千年的教训。

这个教训的第一种就是，把“心学”单纯当成了个人“明心见性”的事。

在中国的“心学史”上避免了这个毛病的，只有孟轲与荀况。后人中的朱熹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但是他做得不好。

孟轲与荀况，生活于人类的人本主义文明初建之时，他们不能不花许多时间，用在人类人本文明的道德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这些重大问题上。

在这个伟大的建设中，作为大师，他们非常明确，儒学必须认真全面回答外部世界的一切问题，不能把“明心见性”只是当作个人的心理游戏。

正因为如此，今人所见到的孟、荀学说，几乎就是政治伦理学说，好似完全与“明心见性”无关。其实这是大谬而特谬的看法。他们的政治伦理学说，是在一定历史条件的“当下”之“用”，也就是他们“明心见性”、“致良知”的具体使用。不是教条，也不能引申。不能不顾他们“明心见性”的根本用心，单独把他们“用”的东西拉出来，搞一个什么体系。正如《论语》所言：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拙著《论语正裁》对这段语录有详解，请参阅。这段语录的最后两句，是有子的主旨：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中国两千年的“心学史”，正是由于没有理解透这两句话，不是光务“本”，而忽略了“道”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生成；就是抓住了圣人自己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道之用”的支言片语，构建一套封建主义的政治伦理大厦。

既“务本”，又重“道之用”，最光辉的典范是孟子与荀子，他们所说三皇五帝的历史，他们说的战国纷争，他们说的人心、世心，都是说的他们自己“心”的“内省”的文化构建。他们讲的那些政治策略，伦理构建，都是“内省”他们“自己”当下之“心”的对治。后人不明就里，以自己的主观妄念大肆纂改他们的观点，实在令人扼腕。朱熹虽从大方向看，也有这种迹相，他也企图向孟、荀学习，但是在“务本”、“道生”这两端，他都没有做得很好。由于历史原因，他完全不知道巍峨的通天教主皇家文化，小农家庭的温馨文化，如果不坚决否定，任何所谓的“良知”，只能是这两种文化的奴婢。没有现代文明的冲击，再伟大的人，也难跳出这个牢笼。最后只好由王阳明来纠他的偏了。

现代研究王学的人，往往不注意把王阳明的学说和他的行为对照着看。你看，在他捕捉了宁王之后，皇帝下诏让他放了宁王，王阳明是如何处理的？那真可谓恰到妙处。如果是朱熹，绝对没有王阳明的胆量与机智。朱熹也属于南宋王朝的主战派，他曾想上书主战上标签还要起一卦，卦是凶相便立即不上表了。朱、王二人的“内省”功夫水平立判无疑。这就是二人最大区别。朱熹把“心”交给心外的“卦”了。

可惜王学连一传也没有到家，他的后学只会如同拾牙慧般地讲“务本”，基本上不讲“道之用”的现实性、历史性。其实是根本不知“内省”的“心学”是怎么回事。何心隐这个人不杀头实在是不行了。脱离了现实的“道之用”的“务本”，只能是蛊惑乱世。到顾炎武那里又掉到了“经世致用”的极端。这是中国文化走向“外求”文化的开端。

完全没有“外求”的“内省”是错误的。过于“外求”，而否定“内省”是生命的主轴，那就更可怕了。从顾炎武开始，中国的“内省”文化全面断脉。到曾国藩那里，“内省”只剩下道德自责了。如果允许假设的话，曾国藩如果是如孟、荀一样如敢于干政，手中又有那么多的精锐，清王朝的天早翻了。那中国的近现代史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两千年的中国“心学史”，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中徘徊。

坚持“务本”的一派大半大打老庄的旗号追求享清福，憩息山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是失去了锐气的失败小地主的人生自况。

坚持“道之用”一派，虽积极入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又常常落入“致君尧舜上，但使风俗淳”。尤其是自韩愈之后，儒学彻底堕落成了“礼教”。重伦理、重教训，忽明心、忽用心。“内省”成了庸俗的“自责”。几乎雷同于基督教士神甫们的“忏悔”。似乎封建王朝的社会伦理秩序和小农家庭秩序是千秋万代的什么宝贝。事实上他们都是做了通天教主的皇上们的奴婢，还要沾沾自喜，悠然自得。

正是这些所谓道学家的“经世致用”，大大障碍了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

科学史界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其内容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是西方人无法企及的。为什么进入十八世纪，中国的科技陡然落后于西方世界一大截？

其中原因非常简单，科学技术脱离了国家政权建设，科学技术脱离了商业资本。

中国“心学”发展史上的上述两大片面发展倾问，是导致中国本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能够成为强国之术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内省”的“心学”，一直是中国三千年文明乃致五千年文明的主导文化思想。

在学术建设上，两汉之后；在社会文化上，盛唐之后，中国“心学”发生了上述两个方向上的严重偏离。

正如前文，所谓“务本”派，走上了所谓的“清净无为”个人修养的邪路上。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老子的“清净无为”，到底是什么意思，以为这人世间真有什么“清净”，真有什么“无为”，可令他们去追求。这些老庄思想的赝品，毒害了大批的中国人，后来所谓的“儒商”就是典型的例子。

今天被我们许多学者高度赞扬的“儒商”，什么徽商、晋商给中国留下了什么？他们自己踌躇满志之后，都在家里挂起了“清净无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牌子。享受清福颐养天年去了。他们雄厚的财力不是被自己建豪宅养小妾，后人吃花酒吸鸦片挥霍去了；就是为了附庸风雅，钱财被古玩商换了去，被另外的人再度挥霍。人们还记得《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面对千万两白银发愁吗？导演在大肆鼓吹乔致庸看破钱财的“高雅”时，为什么没有批评他们不能把钱财投入科技工业的悲哀呢？文人病难除啊！

没有强大的商业资本作支持，不形成生产力，科学技术只能是一场又一场的游戏。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没有纳入国家政权建设，除了皇宫建筑中包含着高度的科学技术之外，其它方面几乎等于零。这是缘于主政的中国文人一直认为科学技术是玩物丧志的小道，与治道无关。再者是，中国古代只有农业，且是在高度发达的农技文明水平上，使中国人的生活相对丰腴，也就没有了发展科学技术的渴求。

总而言之，中国的“心学”本应是人类的生命大学，应是人类唯一的“科学”，应该能够大大促进社会智慧的高度发达。但是由于上述历史的原因，“心学”分岐为两偏，也就无法理解自然科学是人类必成佛道的必由之路。本应发达的科学技术，没有发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