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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002（第1页）

第10章002

在我俩交往密之时，迪维尔诺瓦从日内瓦写信给我，让我当心前来我身边住下的匈牙利青年，说有人告诉他说，此人是法国政府安插在我身边的一名奸细。我早看透了这样的警告，因为在我住的地方，大家都提醒我凡事要留神，说有人在窥视我，在想方设法地要把我引到法国领土上去，以便在那儿对我下毒手。

为了一劳永逸地把这帮无聊的警告者们的嘴给堵上，我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建议和他一起去蓬达里埃徒步远游，他同意了。到了蓬达里埃时，我便将迪维尔诺瓦的信拿出来给他看，然后，我热烈地拥抱着他说：“我对你的信任，是你根本用不着向我证明的，但公众需要我证明我是知人识人的。”这拥抱非常温馨；这也是心灵的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那些迫害者们根本不觉得，也无法从被迫害者那儿夺走的。

我永远也不会相信索特恩是个奸细，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但事实上他却欺骗了我。当我毫无保留地把心掏给他的时候，他竟然有勇气经常将他的心向我紧锁着，并且用一些谎言来蒙骗我。他仅仅用他编造的一个小小的谎言，竟使我觉得他非回国去不可。我还劝他尽快动身。于是，他走了。当我以为他已经回到匈牙利的时候，我却得到了关于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消息。他去斯特拉斯堡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曾在那儿把一个家庭搅得乱七八糟：那个丈夫知道我与索特恩的关系后，便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不遗余力地劝说年轻妻子回归妇道，劝说索特恩别忘了为人之道。当我以为他俩已完全分手的时候，这对男女却又在一起鬼混了，而且做丈夫的还殷勤地将年轻人又邀至家中住下。这时候，我就不再好说什么了。我也才逐渐知道那个所谓的男爵用了一大堆谎话骗了我。他根本就不叫索特恩，而叫索特斯汉姆。至于男爵那头衔，是人家在瑞士加给他的，当然我也不能在为这个责怪他，因为他从未自称是男爵。但是，我并不怀疑他确实是个小贵族，而且一眼就能看透人的元帅勋爵，曾经去过匈牙利，他一直视他为贵族，并且是以此相待的。

他刚一离去，他在莫蒂埃用餐的那家客栈的女佣便声称怀孕了，说是他搞的。那女佣是个下贱坯子，而索特恩在整个地区都因其行为道德之高尚而遍受敬重和爱戴，而且他又一向喜欢干干净净的，所以这贱货背负的这盆脏水令大家都非常恼火。当地最可爱的那些女人曾百般挑逗他都未能如愿，在闻知此事之后，都怒不可遏。我也气得浑身发抖。我煎熬着心恳请那个不要脸的女人闭嘴，允诺负担她的一切费用，并且为索特斯汉姆作保。我给他写了信，我不仅深信那女人的肚子不是他搞大的，而是她在血口喷人，而这一切全都是他的仇敌和我的敌人耍的奸计。我要他回来羞辱这个女混蛋和教唆她的那帮人。可他回信中的软弱大出我的意料。他写信给那个下贱货所在教区的牧师，想把这件事搪塞过去，小事化了。我一看这个架势，便不再掺和了，并非常惊奇如此**不羁的一个人，竟能相当地克制自己，在和我长期打得火热的时候，以其矜持将我给蒙骗了。

索特斯汉姆从斯特拉斯堡到了巴黎，去寻出路，但找到的只是贫困。他写信给我，诉说了他的Peccavi。我回想起我俩往日的友谊，不禁心有所动，于是便寄了点钱给他。第二年，在路过巴黎再次见到他时，看他差不多还是那么窘困，但已是拉利奥先生的好友了，但我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不知他们是老友还是新朋。两年之后，索特斯汉姆回到了斯特拉斯堡，从那儿给我写过信，后来住在了那里。这就是我俩交往的简单情况，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遭遇。不过，我虽悲叹这位不幸青年的命运，但仍始终深信他是个良家子弟，更愿意这样想他之所以放浪形骸，全都是他所处环境使然。

这就是我在莫蒂埃所交往和结识的人。而这一时期我的所失比起我的所得实在是太大了!

第一个损失就是卢森堡先生之死。他是被医生们长期折磨之后，终于成了他们的牺牲品。他得的是痛风，可他们硬说不是，并以一种所谓他可能治好的普通病症来处理。关于这一点，如果应该相信元帅夫人的亲信拉罗什先生给我写信说的情况的话，那就完全应该根据这一惨痛而难忘的例子为大人物的不幸悲叹痛惜。

这位善良的大人物之死使我尤其伤心，因为他是我在法国的唯一的真心朋友，他那极其温和的性格使我完全忘了他的身份地位，我们不顾身份之别，情深意笃。我俩的交往并未因我的隐遁而终止，他仍一如既往地给我写信。然而，我始终觉得，我的离去，或者说我的不幸，使他的情感也降了温。一位朝臣对一个他知道已在君王们面前失宠的人仍保持同样的感情确实是很困难的。再说，我断定，她夫人也一定在他面前给我们起了大大的作用，她一定是趁我离去之机，给他吹风，损害于我。至于她本人，尽管仍然装出点友好表示，也实在是不简单，并且日甚一日地毫不掩饰她对我的感情上的这种变化。她断断续续地给我往瑞士写了四五封信，以后就断了音讯，也怪我当时仍太主观，太自信，太盲目，没有看出她对我已不只是冷淡而已了。

迪舍纳的合伙人、书商雷伊在我走后，往卢森堡府中跑得特勤。他写信给我，说是元帅先生的遗嘱上有我的名字。这是完全自然、十分可信的事，这个我完全确信。这使我心里颇费踌躇，到底如何对待他的遗赠。考虑良久，我决定不管所赠何物，都接受下来，以表示对这么一个正直的人的崇敬，因为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一般是远离友情的，可他却对我怀有一种真正的友情。但我被免除了这一义务，因为我没再听说这个不知真假的遗赠。说实在的，我若是趁我所至尊至爱的人的死而捞点什么的话，那会使我因违背了我道德准则中的一条而痛苦不堪的。在我们的朋友米萨尔病危的时候，勒涅普曾向我建议，趁他对我们的关怀表示感激之际，暗示他给我们点好处。“啊!亲爱的勒涅普，”我对他说，“我们在对我们生命垂危的朋友尽我们伤心而神圣的义务的时候，千万别有非分之想，而以致于损害了自己的名声与人格。我希望任何人的遗嘱上都别有我的名字，至少永远别在我的任何一位朋友的遗嘱上有。”而也就在这段时间吧，元帅勋爵跟我谈起了他的遗嘱，说他打算在其中留点什么给我，而我对他的回答，早已在以前表白过了。

我的第二个损失，使我更加悲痛欲绝，更加肝肠寸断，那就是女人中最好的女人、母亲中最好的母亲撒手西归了。她已不胜年迈，不胜残疾和穷困，所以能够脱离了这人间苦海，去到幸福天国，去甜美地回忆在人世间所做的善行义举，以作永恒的回报。去吧，温柔而慈善的灵魂，去到费讷隆、贝尔奈、卡蒂纳那样的人身边去吧，去到那些虽地位卑贱，但能像他们一样慈悲为怀的人们身边去吧，去享受您的慈缘善果吧，去为您所养育的人及早作以后在您身边的打算吧!您历尽了苦海，苦尽甘来，也就用不着再为您的受养育者的不幸而扼腕叹息了!因为害怕把我先前所受的种种灾难告诉她而让她伤心落泪，我到了瑞士之后，就没给她写过信。但是，我却给孔济埃先生写过信，打听她的消息。是他告诉我说，她已经不再安慰受苦的人们了，她自己也不再受苦受难了。我觉得我预料到我自己也很快就要不再受苦了。但是，如果我觉得在另一个世界里不能与她重逢，我那脆弱的想象力将不会相信我所期待的在另一世界中能够获得幸福和美满。

我的第三个损失也是最后一个损失，因为自此之后，我就失去我所有亲密的人或朋友了。那就是我失去了元帅勋爵。他没有死，但却不愿再为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效力了，便离开了纳沙泰尔。自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他。他还在人间，我希望他将活得比我长久。他还健在，而且，多亏了他，我才没撒手人间。尘世上还剩下一个配有我的友谊之人，因为友谊的真正价值更多地存在于人们所感觉的友谊而非人们所启迪的友谊之中。但是，我已失却他的友谊所施与我的种种温馨了，所以我只能在心里想着他，再也与他联系不上了。他正要前往英国去接受国王的恩典，收回他已被没收的家产。我们在分别之时，他曾经订过一些重逢的计划，这些计划似乎对他和对我几乎都是甜蜜美好的。他准备在阿伯丁附近的基思城堡定居下来，然后我再去那儿找他。但是，这个计划太甜美，以致我不可能希望它得以实现。后来，他并没呆在苏格兰。普鲁士国王的情真意切的邀请，使他回到了柏林，由此可见，我是怎么受到阻碍，未能去那儿与他重相见的。

他在动身之前，已预见到人们开始掀起的反对我的那场风暴的到来，因此便主动让人给我送来入籍证明，这对于对付那些想要驱逐我出境的人来说的确是个可靠保障。特拉维尔谷的古维修会，仿效总督的做法，给了我入会证明，也同入籍证明一样，是免费赠与的。因此，从任何条件来看，我都成了本国公民，可以免遭任何合法驱逐了，就连君主也不能这么于。然而事实往往是，人们在对所有的人中那个一向最尊重法律的人进行迫害时，是从来不通过合法途径的。

我认为我不能将马布利神甫之死归于我在这段时期里的损失之列。我在他兄长家住过，与他有过一段并不怎么密切的交往，但从来就不太密切，而且，我有理由认为，自打我比他的名气大了之后，他对我的感情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过，只是在《山中来信》发表之后，我才首次注意到了他对我怀有敌意。在日内瓦流传着一封致萨拉丹夫人的信，据说是出自他之手，他在此信中把我那部作品说成是一个蛊惑人心的狂人的煽动性叫嚣。由于我对马布利神甫的敬重，由于我对他学识的钦佩，我开始根本就没有相信这封荒诞的信是他的手笔。为此，我按照我的坦率让我做的那样去做了。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去给他，并挑明有人说是他写的。他没给我任何答复。我为他的沉默感到十分惊讶。后来，舍农索夫人写信告诉我说，那封信确确实实是神甫写的，而且说我的信让他十分尴尬。请大家想一想，我闻知该又是多么惊讶啊。因为，即使他的话有一点道理，但他既不受制又无必要，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他一向表示好感而又从未对不起他的人，使他本来就极其糟糕的境遇雪上加霜，而且还公开地、大肆地、开心畅怀地去干，这又怎么解释呢?不久之后，《弗基昂谈话集》出版了，我在书中见到的只是对我的著作的肆无忌惮、毫不知耻的剽窃和拼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已经想到作者已是一不作二不休了，从今往后，他将是我最凶狠的敌人。我相信，他既不能原谅我的那本他力所不及的《社会契约论》，也不能容忍我的那本《永久的和平》，他原先似乎是只希望我搞点圣皮埃神甫的作品摘录，并且认为我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我越往下写，就觉得头绪越乱。我的余生动**不定，使我无暇将一桩桩事情在脑子里理出个头绪来。纷繁复杂的琐事太多，太乱，太不愉快，所以叙述起来不可能不紊乱。它们给我的唯一的强烈印象就是笼罩着事情原因的那可怕的神秘以及它们把我逼人的可悲境地。我的笔只能跟着脑海里的波涛到处乱涌。我记得，在我所说的这个时期，我一门心思地想着我的《忏悔录》，很不谨慎地逢人便谈起此事，甚至都没有想到有谁会有兴趣、有愿望、有能力对我的这项工作从中作梗，而且，即使我想到了，我也不会更谨言慎行的，因为我生性就根本不可能对自己的所思所感作任何的隐瞒。而事实恰恰是，这项工作被人知晓之后，就成了把我逐出瑞士，把我交到阻止我这么做的那些人手里的那场风暴的真正原因。

我还有一项计划，也是害怕我做前一项工作的那些人冷眼相对的，那就是计划编纂我的作品全集。我觉得出版全集很有必要，为的是能把在以我的名义下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作品作一个真实的澄清，让公众能够把他们与我的敌人们为了贬损和糟践我而加给我的那些赝品区别开来。除此而外，出版全集也是保证我生存下去一个简单而正当的途径，而且也是唯一的途径，因为我正放弃继续著书立说，我的回忆录在我生前又不能发表，再说用任何别的办法又挣不到一文钱，可开销却始终不减，看着看着，以前出版的几本书所属的酬劳也快花光了。有鉴于此，我曾经急着将尚未定型的《音乐辞典》拿了出去，换回了一百金路易现金和一百埃居的终生年金。然而，这一百金路易也将告罄，因为我每年都得花到六十多个金路易，而一百埃居的年金对于一帮乞丐穷鬼一窝蜂地找上门来的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有一伙纳沙泰尔的商人跑来要承揽我的全集的出版，而且，有一个里昂的印刷商或书商，名叫雷基亚先生的，也不知怎么钻进那伙人中间想主持全集的出版。在还算公正的原则基础上，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的著作已印的和手稿加在一起可以够出四开本六卷的。此外，我还负责监督编纂，为此，他们得付我一笔一千六百法国利弗尔的终身年金，而且他们还得同时一次性付给我一份一千埃居的赠款。

合同拟好了，还没有签字。这时，《山中来信》出版了。针对这部罪不容赦的作品以及它那怙恶不悛的作者而掀起的可怕浪潮使那伙书商吓坏了，因此，那将到手的合同泡汤了。我本可以将这部作品的后果与《论法国音乐的信》相提并论的，但是，那封论音乐的信给我带来的不只是仇恨和让我身陷重围，至少也给我留下了尊敬和钦佩。在《山中来信》出版之后，在日内瓦和凡尔赛，人们似乎很惊讶，竟然让我这样的一个恶人活在世上。在法国使节煽动下、检察长操纵下的小议会，针对我的这部作品发表了一项声明，以最恶毒的字眼儿宣称它只配让刽子手拿去烧毁，并且还颇带有几分幽默色彩的强调，说是人们在批驳，甚至是在提一提它时，都会觉得汗颜。我很想能把这篇奇文转录于此，可惜手头没有，而且竟然不记得一句了。我热切盼着我的哪一位热衷于真理和正义的读者，能把《山中来信》从头至尾地再看上一遍。我敢保证，他将会感觉到，人们是欲置其作者于死地，对作者进行了明日张胆而残酷凶狠的侮辱，而事实上这部作品主要地体现出来的是那种泰然自若的节制。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辱骂，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辱骂，也无法驳斥其论点，因为它们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们便决定表现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架势，但却不愿予以批驳。可是有一点倒是对的：如果他们把不可辩驳的论据当作辱骂的话，并愚蠢地觉得那是对他们极大的侮辱。

国民代表们并没有对这个可恶的声明有过任何的抱怨，反而顺着他们给指定的路走下去，他们非但没有以《山中来信》为荣，反而躲在它的背后，以它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竟然懦弱到了不以这篇为他们自己作辩护而且是应他们之邀写的作品表示敬意，也不为之伸张正义，尽管他们偷偷地从中抽取了全部证据，尽管他们因只是准确地遵循了该作最后的忠告才得以摆脱困境，取得胜利，但他们并没有勇气敢于公开引用和指明这部作品。他们曾把这一职责强加于我，我尽了这一职责，我为祖国和他们的事业鞠躬尽瘁了。我请求他们把我的事撇下，只考虑他们自己的纷争。他们按我的话去做了；而我只是为了不断地请求他们停止争吵，才不得不涉及他们的事情的，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仍固执己见的话，一定会被法国压垮的。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但我深知其中原由，只不过这儿不适合说这些。

《山中来信》在纳沙泰尔的反响起先是很平淡的。我赠送了一本给蒙莫兰先生，他很高兴地收下了，而且读后也未有异议。他同我一样，有病在身；待病好的时候，他前来看过我，并没有说什么。但是，风波起来了，书不知在什么地方被焚烧了。日内瓦是风暴的中心，从伯尔尼，也许还从凡尔赛，很快便移到纳沙泰尔来了，特别是移到了特拉维尔谷。在这里，甚至在宗教界尚未有任何明显的动作之前，已有人先下手为强，煽动老百姓了。我敢这么说，我在这块地方是应该受到爱戴的，正如我在我所生活过的任何地方受到爱戴一样，因为我乐善好施，周济身边的任何贫困之人，对任何人都予以我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而且，尽可能地不显山露水的，免得引人嫉妒。但是，凡此种种却并未能阻止不知受何人暗中唆使的群氓们渐渐地对我不悦，竟至达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辱骂我，不仅是在乡间路上，而且在大街上亦然。曾经得我好处最多的也是将我骂得最臭的人，甚至有一些我仍在施以恩惠的人，自己不敢亲自出头，却撺掇别人，似乎想以此来洗刷对我感恩戴德的耻辱。蒙莫兰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还没有跳出来。但是，在最近一次领圣餐的时候，他到我住处找我，劝我不必前往，并向我保证，他不管怎么说并不恨我，他能够保证让我平平安安的。我觉得他的客套话很蹊跷；他还向我提起布弗莱夫人的那封信，而我却无法想象，我去不去领圣餐同谁有那么大的关系。不过我觉得如果我让步的话那将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再说，我也不愿让公众抓住把柄，斥责我大逆不道，所以我断然地拒绝了牧师，他怏怏而回，并暗示说我会追悔莫及的。

他一个人当然无权阻止我去领圣餐的，必须由曾接纳我的那个教务会议发话才行，而只要教务会议不发话，我便可大胆前去，无须害怕遭拒。蒙莫兰设法让教会授命他传唤我去教务会议交代我的信仰，若我拒绝，就将我逐出教会。逐出教会一事也只能由教务会议决定，而且必须以多数票通过才行。但是，以老教友的名义组成此会议的那些乡民，是由其牧师领导，而且心照不宣，是由牧师操纵的，当然是不会与牧师的意见相对的，特别是在神学问题上，他们对此问题比他还要一窍不通。因此，我被传唤，决定出庭。

如果我善于辞令，如果我嘴犹如我的笔一样，这将是我的一个极好的机会，对我该是多大的一个胜利啊!我将以极大的优势，将轻而易举地在那六个乡民面前把那个可怜的牧师驳得体无完肤!新教牧师的统治欲使之忘掉了宗教改革的原则，所以我只要稍事解释他们愚蠢地据之以攻击我的《山中来信》的头几封信，就足以让他们想起这些原则，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我只须发挥一下我的现成的文章那家伙便会乱了阵脚。而且我不会傻乎乎地只去防守；我很轻易地便能成为攻击者，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宗教界的那帮无名鼠辈，既无知又愚蠢，主动地把我推上了我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他们击垮的最有利的地位。不过可惜的是，我必须口齿伶俐，而且得随机应变，必要之时，必须立即想出点子，掌握语气，找到恰当字眼儿，必须自始至终头脑清醒，镇定自若，一刻也不能乱了方寸。我痛感自己嘴笨舌拙，随机应变的能力太差，我真是太令自己失望了，当年，在日内瓦的一个完全呵护我、已决定同意一切的议会面前，我都被弄得哑口无言，无地自容，而这一次形势则完全相反，我要与之交手的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他不学无术却诡计多端，他将给我设下许多圈套，让我蒙着头往里钻，而且看样子是他不抓住我的把柄是决不罢休的。我越看这个情势，就越觉得危险重重，因此，在我感到无法安然摆脱的尴尬境地下，便想出另一个办法。我考虑拟一篇要去教务会议宣读的演说词，词中为论证自己不承认它的权力，从而免了我对它的回答。这事对我来说易如反掌。于是，我便写好了这篇演说词，以未曾有过的极大热情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泰蕾兹见我老是不停地嘟哝、重复那些同样的语句，并且想法装进脑子里去，便取笑我。我希望最终能把稿子背出来，我知道领主作为国王的官员，将要参加教务会议，也知道不管蒙莫兰如何耍手腕，如何行私贿赂，但大部分老教友对我都深有好感的；而我又有道理、真理、正义、国王的保护、邦议会的权威以及这种宗教裁判的建立与之利害相关的所有善良爱国者为我撑腰。凡此种种，都在为我壮胆打气。

指定的那一天的前夕，我已把那篇演说词背熟了，甚至滴水不漏，而且整整一宿，我都在脑子里默诵，但到了早上，却又背不出来了，磕磕巴巴的，总觉得已经进到了那个赫然的教务会议上，心里发毛，语无伦次，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差不多要去的时候，我完全泄了气。我决定给教务会议写一封信，仓促地提出些理由，搪塞一下借口身体不适，去不了了，而且，就我当时的健康状况，想要在那次会议上从头到尾坚持下来也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