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涯

第10章（第2页）

完全抛开文学之后，我就只想过一种平静温馨的日子，最好能随心所欲。我独自一人时，从不知烦闷，即使是完全无所事事，因为我的想象力填补了大脑所有的空白，这就足以让我闲不着了。几个人在屋里相对而坐，纵横捭阖，胡吹神侃，嘴不停歇，那才是我觉得最无聊的事。走走路，散散步，倒还可以，至少脚和眼闲不着。但是，双手抱臂地坐在那儿，谈谈天气如何，埋怨苍蝇嗡嗡，或者更糟，互相恭维吹嘘，那简直是让我活受罪，要了我的命了。为了使自己活得有点意思，我便想起学着编束带。我带上坐垫去串门，或者像女人们那样坐到门口去干活儿，同过路人聊聊天。这样或许能培养我忍受一些无聊话的耐力，并能让我不致厌烦地在邻居家消磨点时间。我有好几位芳邻长得挺可爱的，并且颇为聪慧。其中有一位名叫伊莎贝尔·迪维尔诺瓦，是纳沙泰尔检察长的千金，我认为她挺出色的，所以便与她结下了特别的友情，这对她大有裨益，因为我数进良言于她，在一些重要关头还照顾过她。因此，现在，已成为贤妻良母的她，也许是亏了我才有了她的理智、她的丈夫、她的生活和幸福。在我这一方面，我也是同样有幸得到一些非常温馨的慰藉的，特别是在一个十分凄苦的冬季，病痛和苦恼剧烈之时，她常常跑来与泰蕾兹和我一起度过那漫漫长夜，动用她那颇有才智的脑袋，同我们促膝谈心，互诉衷肠，使我在漫漫长夜中能够顺利度过。她称我为“爸爸”，我叫她为“女儿”，我俩仍旧这么互相称呼着，我希望这种称呼将永远给她和我留下亲切的回忆。为了能更好地发挥我编的带子的作用，我便在我的那些年轻女友结婚时送给她们作礼物，但我要求她们同时必须自己喂养孩子。伊莎贝尔的姐姐结婚时有了我给的这件礼物，而且没有辜负它；伊莎贝尔也有了一份，她也是一心想着不要辜负它的，可是她却未能有福份如愿以偿。我在赠送这些束带给她俩的同时，其实曾给她们每人写了一封信，第一封信曾轰动一时，但第二封信却无声无息：友谊本无需如此闹哄哄的。

我与左邻右舍有不少的来往，这里我就不再啰嗦了，但我跟皮利上校的交往却是应该提上一笔的。皮利上校在山里有一所房子，他每年夏天都来避暑。我一直不急于结识他，因为我知道他与宫廷和元帅勋爵的关系不好，他根本就不去看元帅。然而，由于他跑来看我，而且还对我十分客气，我只好去回访他。就这样，一来二往便熟识了，有时还在我家吃或到他家吃的。我在他家认识了迪贝鲁先生，随后，我们便相交甚笃，所以不能不谈二谈他。

迪贝鲁先生来自美洲，是苏里南的一位司令官的儿子。司令官死后的继承人、纳沙泰尔的勒尚伯里埃先生娶了他的遗孀。后者在再次丧夫之后，便带着儿子来到她第二个丈夫的故里定居。迪贝鲁是独生子，家中极其富有，是母亲的心肝宝贝，受到精心培育，良好的教育使他受益匪浅。他懂得许多知识，但实际上都一知半解，对艺术也有所钟爱，特别喜欢标榜自己善于推理：他一副冷峻、深邃的荷兰人模样，皮肤又黑又红，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这对他的自吹自擂有极大的作用。他虽然年纪轻轻的，但耳朵聋，且患有痛风病。这使得他的一切举止动作都极其稳重，极其严肃，而且，尽管他喜欢争论，有时甚至争得很久，但通常情况下却是沉默寡言的，因为他听不见。他的整个外表令我肃然起敬。我暗自思忖：“这是一位思想家，一位贤哲，有他这样的人做朋友会很幸福的。”他跟我说话次数多，却从不对我作任何恭维，从而令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和我谈话一般谈我个人和我的书，但很少跟我谈他自己。他倒并非是没有看法，实际上他所说的话还挺正确的。他那些既正确又准确的话，十分吸引我。他在思想上没有元帅勋爵的高明和精细，但却不乏元帅说话的质朴，这倒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对他并不着迷，但因敬重而产生了好感，因此渐渐地由敬重而变成了友情。与他在一起，我完全忘掉了我当初不愿与奥尔巴什男爵交往的那种异议：“他太富有了。”看来我得改变我当初的想法了。可是，我斗胆地提出疑问，是否一个腰缠万贯之人，不论他是谁，会真心实意地喜欢我的准则及其制订人?

有挺长一段时间，我几乎见不到迪贝鲁，因为我压根儿不去纳沙泰尔，而他也只是每年才到皮利上校的山里来这么一次。我为什么根本不去纳沙泰尔呢?是因为耍孩子脾气，原因就是我当时头脑发昏。

尽管我因受到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勋爵的保护，在避难，开始时免遭了迫害，但却避免不了公众、市政官员和牧师们的纷纷议论。在法国拿我开刀之后，谁要是不至少给我点颜色看看，就不是好样的，仿佛是不同迫害我的那些人同台唱戏，就显得是不赞成他们似地。纳沙泰尔的那个阶层，该城的牧师团伙率先发难，企图鼓动邦议会来反对我。这一企图未能得逞，他们又向行政长官求援，后者立即让人查禁了我的书，而且一有机会便对我毫不客气，或是旁敲侧击或是直言于我，如果我有想在该城定居的意念的话，大家也是容不下我的。他们在其期刊《信使》上连篇累牍地载满了无稽之谈和无聊的伪善之语，使明白人看了鄙夷不屑，但却足以煽起黎民百姓起来反对我。尽管如此，我在听了他们的那些话语之后，仍得对他们施与我的极大的恩典感激万分，因为他们让我在莫蒂埃——其实那儿并不受他们左右——住了下来。他们真想按品脱计量售空气于我，条件是我得以高价购买。他们要我因受到保护而向他们表示谢意，其实那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提供给我的而且他们是一直想剥夺掉对我的这种保护的。最后，因为无法得逞，在挖空心思伤害我，诽谤我之后，竟然大言不惭地拿肉麻当有趣，向我夸耀他们如何仁慈，容我在他们的国土上住下来。我本该对他们嗤之以鼻，不予理会，可我当时理性实在压不住怒气，竟动了肝火，竟荒唐地不愿去纳沙泰尔，而且把此决心坚持了近两年之久，可实际上这帮人所干的一些勾当，不论是好是坏，都是不能责怪他们的，因为他们总是被人拿着当枪使，所以对他们太认真的话，反而是过于抬举他们了。再说，那些既无教养又无知识的人，只认识威望、权力和金钱，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应该对天才有所尊重，想象不出侮辱了天才就是在羞辱自己。有这么一位村长，因贪污被革了职，他对我认识的那位伊莎贝尔的丈夫、特拉维尔谷的警官说：“人家都说那个卢梭聪慧敏睿，您把他给我带来，让我看看是真是假。”以这种口吻说话之人的不满当然是不值得遭人不满者动气的。

根据人们在巴黎、日内瓦、伯尔尼乃至纳沙泰尔对待我的态度，我便不太指望当地的牧师对我有所照顾。可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而且他也曾十分热情地接待过我。不过，在这一带，人们对任何人都一律逢迎奉承，所以亲切的表示也不可能会意味着什么好的东西。然而，我已正式皈依新教，又生活在新教的国土上，我就不能不去参加我所遵奉的新教的公开活动，否则就是违背自己的信誓，违背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所以我便常去参加圣事。另一方面，我也担心走到圣桌前，遭到拒绝，受到侮辱，而且，日内瓦的议会和纳沙泰尔的教会的叫嚷已甚嚣尘上，当地牧师完全有可能不让我平平静静地去他的教堂去领圣餐。我眼见领圣餐的日子快到了，便决心给蒙莫兰先生——就是当地的那位牧师——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良好的心愿，并且表示向他坦露心迹，我打心眼里是一直皈依新教的。同时，为了在信条方面免遭吹毛求疵，我还对他说道，我不愿对信条作任何私下的解释。在这方面有言在先之后，我觉得我反倒踏实了，因为相信蒙莫兰先生不经事先讨论是一定拒绝我去领圣餐的，可我又决不愿去争论一番，因此，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而且错不在我。可是，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蒙莫兰先生来了，他不仅向我宣布，他将同意我按我所说的条件领圣餐，而且还说，他同他的老教友们都因有我这么一个教徒的加入感到无上光荣。当时我一辈子也没这么惊喜过，也没感到如此欣慰。我感觉在世界上，总是离群索居的话，那是命很苦的，特别是身处逆境之中。在一再受到通缉和迫害时，能够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至少是生活在自己的教友们中间”，我已经激动得无所适从了。于是，怀着砰砰跳动的心，流着温情的泪水去领圣餐了，这也许是人们在景仰上帝时的最佳精神状态了。

过了几天，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布弗莱夫人的信，我估计最起码这信是经由达朗贝尔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勋爵元帅。这是布弗莱夫人自我离开蒙莫朗西之后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在信里，极度愤怒地斥责我不该给蒙莫兰先生写那封信，特别是不该去领圣餐。我搞不懂是谁让她如此生气，尤其是自我去日内瓦旅行之后，我一直是公开声称自己是新教徒，而且我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去过荷兰教堂，任何人都没置可否。我觉得这挺有趣的，布弗莱伯爵夫人竟然想在宗教信仰上对我加以指导。然而，尽管我不明白她这样做是想让我怎么着，但我并不怀疑她这完全是出于好心好意，所以我对她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训斥委实不觉得生气，反而很平淡地给她回了信，说明自己的理由。

这时候，辱骂的印刷品越来越多，其厚道的作者们抱怨当权者对我下手太软。主谋者们在幕后指挥着的这一片鸡鸣狗吠，真是有点凄厉可怕。而我则任人去说，反应平静。有人肯定地对我说，索尔朋神学院有一份谴责书，可我根本就不相信。索尔朋神学院干嘛要牵扯到这件事里呢?它想硬说我不是天主教徒吗?可这是众所周知的呀。它想证明我不是一个好加尔文教徒吗?这与主又有什么关系呢?操这份心真是太令人费解了，这是越俎代庖，要顶替我们的牧师。在见到这一份谴责书之前，我倒还以为是有人借刀杀人，使之流传开去，以取笑于该神学院；读了它之后，我便完全相信确系如此了。最后，当我对它的真实性再无法怀疑的时候，我想我这时唯一能想到的，那就是必须把索尔朋神学院的人送进精神病院去。

另有一个材料更令我痛心，因为那是出自我一向敬重的一个人之手，我敬佩他的坚定，但却可怜他的盲目。我说的是巴黎大主教用以反对我的那份训谕。我认为这下可有必要予以答复了。我可以做到不失身份，这同我答复波兰国王的情形几乎一样。我从不喜欢伏尔泰那样的粗暴争吵。我只可能仅凭着尊严与排挤我的人相辩，而且我希望攻击我的人不辱没我的回击，方肯予以自卫。我万分确信，这份训谕是耶稣会士的手笔，而且，尽管他们自身也是泥菩萨过江，可我始终可以从中看出他们践踏落难之人的那一套旧的准则。于是乎，我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老准则行事，既尊重名义上的作者，又猛击该文本身：我记得这是我的一贯做法，还挺奏效。

我觉得在莫蒂埃的日子很舒服，而且，为了决心在此终我一生，我所缺少的只是可靠的生活来源。这里物价昂贵，而我因旧家拆散安了新家，所有家具什物全都变卖或丢失了，再加上离开蒙莫朗西以来我所必需的一应花销，所以我从前的所有计划眼看着全被推翻了。我眼见我所有的那一点点钱财在逐日减少。过不了两三年，剩下的那点也将耗费殆尽，而我又看不见有什么生财之道，除非重新开始写书，而这又是我已经抛却的不祥的职业。

我坚信，不久，胜利的天平最终会向我倾斜，从疯狂中彻悟的公众将会使权势者们为自己的疯狂而汗颜，所以我便竭力节省我那可怜巴巴的几个钱，以维持到那时来运转之时，那样我就能坚持到有数条生财之道送上门来，由我选择日子了。为此，我又拿起我的《音乐辞典》来。这部辞典我已搞了十年，本来已近尾声，只欠最后润色，誊清即可。我的书籍不久前送来了，为我完成该作提供了资料。而且我还可以利用同时寄来的文稿写我的回忆录，我今后将一心一意地去写它。我先开始把一些信件转抄在一个集子里，好引导我按事情和时间的先后次序去回忆。我已经将我为此目的而要保存的那些信件作了筛选，而且，我一直在筛选近十年来我所有的信件。然而，在我整理它们以便转抄时，发现其中有一段空白，使我大为惊异。这段空白差不多有六个月之久，从1756年10月到次年三月。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在筛选时已将狄德罗、德莱尔、埃皮奈夫人、舍农索夫人等的许多信挑选出来了，而他们的这些信正好是在这段空白时间写的，可却找不到了。都哪儿去了呢?是否有人动过我那几个月在卢森堡府中时的文稿呢?这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我曾看见元帅先生拿走了我存文稿的那个房间的钥匙的。由于好几封夫人们的信以及狄德罗的所有信件都无日期，我曾被迫努力绞尽脑汁回忆着给它们把日期注上，以便把这些信按时间顺序排好，我起先还以为自己把日期注错了，所以便把所有这些原先无日期或经我补注上日期的信件重新过一遍，看看是否有属于这段空白时间的信件。但一无所获。现在看来，漏洞的确是存在的，那些信肯定是被人偷走了。是谁偷的呢?为什么偷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信都写于我的那些大争大吵之前，写于我因《朱丽》而初尝醉意之时，与任何人都无利害关系。顶多是狄德罗的一点烦扰，德莱尔的一点挖苦，舍农索夫人以及我当时与之关系十分密切的埃皮奈夫人的一些友谊的表示。拿信的这个人把信拿走有什么用意吗?这信真有重要作用吗?只是在七年之后我才猜到这场偷窃的可恶目的。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在日内瓦牧师当中，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们，会对违反了教会法的对我的通辑令而强烈抗议的。但一切都平静如水，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其实，公众们正酝酿着一股有上升势头的不满足情绪，只等时机一到，便要爆发出来。我的朋友，或者说那些所谓的朋友，接二连三地写信给我，要求我去领着他们干，并向我打包票，公众将要向议会要回我失去的一切。我担心我的出现会引起混乱和**，所以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而且我忠于我曾立下的誓言，永不染指我的祖国的任何内乱，我宁可让自己在侮辱中忍受下去，宁可永远被从自己的祖国驱逐出去，也不愿以暴力和凶险的手段返回祖国。的确，我是曾期待市民方面以合法而和平的方式出面反对一个与他们利害攸关的违法行为。然而他们丝毫没有这样做的迹象。领导市民阶层的那些人不是在想法伸张正义，而是想把这个当作表现自我的机会。他们在暗中策划，但却一声不吭，任随把议会推在前面的那些饶舌之人和伪善者或自称善良的人去鼓噪，以便使一般百姓在他们的蒙蔽之下继续憎恶我，并把他们的倒行逆施看作是宗教热忱。

我的这一做法终于让公民们睁开了眼睛：他们感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必须为我伸张正义，于是，他们便开始捍卫我，可已为时晚矣。他们本已心怀不满，正好把我的事一并算上，作为多次上书的内容，写得合情合理。联议会有法国政府支持，有恃无恐，对他们的要求粗暴、断然地加以回绝，致使他们更加觉得议会铁了心要奴役他们，所以更加扩大和加重了意见书的内容。因这番争吵，当局出了不少的小册子，但直到《乡间来信》突然发表之前，这些小册子都没起过任何作用。《乡间来信》是为议会张目的作品，写得非常巧妙，国民代表一派被驳得哑口无言，几乎快被压垮了。此作乃其作者稀世奇才的传世之作，出自检察长特隆尚之手。特隆尚是个才华横溢、开明远见之人，深谙法律和共和国政体。Siluitterra。

国民代表们从最初的颓丧中恢复过来，准备撰文作答，花了不少时间，总算凑和着写成了。但是，他们集所有目标来示我一身，好像只有我能与这样的一个对手进行较量，有希望将对手打垮。我承认，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的原先的同胞们认为这一尴尬场面因我而起，因此我有义务用我的笔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催促之下，我便着手回驳《乡间来信》，我按原作名称，把我的驳文称之为《山中来信》。这项工作我从准备到执行都干得十分机密，以致我在托农跟国民代表的头头们会晤，谈论他们的事情时，他们把他们的答辩提要拿给我看，我都只字未提我已经写好了的我的辩文，生怕漏出点风声，传到官员们或我的私敌耳里，有碍印刷。然而，我的这一作品仍在发表之前在法国被人所知了，但是，人家宁可让它发表，也不愿让我太清楚我的秘密是怎么被发现的。在这一点上，我将只说我所知道的（其实我知道得很有限），而推测之事我就不说了。

在莫蒂埃，登门造访者与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一样多，但大部分来访各自迥异。在这之前，来看我的都是一些与我在才能上、兴趣上、准则上有点关系的人，他们假借此关系前来找我，一来就提一些我能和他们谈的一些事。在莫蒂埃，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特别是法国方面来的人。他们是一些军官，甚至或者本来就与文学绝缘的人，甚至大部分都从未读过我的作品，可据他们自己声称，却跑了30、40、60、100法里前来看我，瞻仰一番我这个名流、名人、大名人、大伟人，等等。自那时起，人们便不停地粗鄙不堪地冲着我进行极其肉麻的奉承，而此前来拜访我的人因对我十分敬重，所以一直使我免受此罪。由于这些不速之客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肯向我透露自己的身份，由于他们的知识和我的知识根本就是殊途异路的，由于他们没有读过，甚至没有浏览过我的作品，所以我都不知道该跟他们谈些什么。于是，我便等着他们自己先说，因为只有他们心里明白为何前来，由他们自己说出来看我的动机。不言而喻，对于我来说，这是引不出很有趣的谈话的，当然他们可能会感觉有兴趣，就看他们想知道些什么了。由于我的坦诚和心灵的不设防，在他们认为宜于向我提出来的所有问题上，我谈起来是无所保留的。他们回去时，一般来说，对我的情况可说是同我一样地知之甚详。

我为他们的主动来访所感动，于是便未假思索地把心交了出去，特别是对达斯蒂埃先生，他性格开朗，我更喜欢。我甚至同他保持通信，而且，当我想让人排印《山中来信》的时候，我曾想找他帮忙，以躲过在去荷兰的路上那些监视我的邮民的鹰眼。他曾对我大谈特谈——也许他是故意这么说的——在阿维尼翁的出版自由，他还主动地提出要为我帮忙，如果我有什么东西要拿到那儿去印的话。此时我正好借此机会，陆续通过邮局给他寄去我的头几分册手稿。然而他把它们留了很久之后，又给我退了回来，说是没有一个书商敢于承印，于是，我只好又去找雷伊，并且注意留心，一分册一分册地寄去，在得知收到前一分册之后，才寄去下一分册。然而在该作品出版之前，我知道它已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被看过了，而且，纳沙泰尔的德斯什尼还跟我提到过一本名为《山中人》的书，说是奥尔巴什跟他说过是我写的。我如实地告诉他说，没有叫这么个名字的书。当《山中来信》发表的时候，他火冒三丈，斥责我撒谎，其实我对他说的只是实情。这正是我如何确信我的手稿被人偷看过的依据。我深信雷伊的忠实，所以便不得不往别的方面去猜，而我猜得最多的是邮包在邮局被人拆开过。

因对我的情感以及我的著作感兴趣而前来看望我的唯一的一个法国人，是利穆赞团的一位年轻军官，人称塞吉埃·德·圣布里松先生。他因具有令人赞赏的才华而且由于他的自命不凡所以在巴黎，在社交界出过风头，也许现在仍风头不减。在我遭难前的那个冬天，他曾跑来蒙莫朗西看我。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那种感情奔放，后来，他写信到莫蒂埃给我，而且，也许是想讨好我，也许是他读了《爱弥儿》之后，确实晕头转向，反正他告诉我说，他要结束军事生活，开始独立地生活，还告诉我说他将学木工活儿。他有一位兄长，是同一个团的上尉，是他母亲独宠的儿子。他母亲是一位过分虔诚笃信的信徒，不知是受哪一位伪善的神甫指导，对小儿子却另眼相待，斥责他不信教，甚至谴责他与我来往，实属十恶不赦。他因此而愤懑不平，于是萌发了与母亲断绝关系的念头，走我刚才说的那条道，干脆做一个小“爱弥儿”。

他的这种**冲动，让我着实乱了方寸，我连忙给他写信，让他回心转意。我尽己之能极力去规劝他，总算将他说动了。他修复了与母亲的关系，并且从团长手里要回了他的辞呈。他在把辞呈递交团长之后，团长审慎地未作任何处理，以便给他一个幡然省悟的机会。圣布里松丢开了他的那些疯狂念头之后，又突发奇念，虽说不那么荒唐，但却不怎么合我口味：他想当作家。他连续地出了两三本小册子，看得出他倒是颇有一点才气的，但我没有就此对他有所赞扬，没有鼓励他继续此业而问心有愧。

不久之后，他跑来看我，我俩一起前往圣皮埃尔岛玩。在这次游玩中，我发觉他与我在蒙莫朗西见到他时相比像变了个人。他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矫揉造作的架势，我开始倒并不觉得恼火，但自此之后，我脑子里总要常常回想起来。当我前往伦敦在路过巴黎时，他到圣西蒙旅店又来看过我一次。我在那里得知——他先前并未告诉过我——他生活在上流社会之中，并且经常见到卢森堡夫人。然而当我在特利时，他就杳无音信了，也没托他的亲戚塞吉埃小姐转告我点消息。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邻居，但看样子对我始终无甚好感。总而言之，圣布里松先生对我的仰慕，如同与范斯先生的交往一样，一下子便中断了。可是，我倒觉得范斯并不欠我什么情，而他则欠我点什么，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蠢事只不过是他耍的一个把戏：而这些也是极有事实可能的，这倒是大有可能的。

在所有这些我只是迫不得已结识和维持的关系中，只有一个是令我感觉愉快并且打心眼儿里真正关切，是我不应该漏掉不说的。那是一个匈牙利青年，他来到纳沙泰尔定居，而后，在我定居莫蒂埃几个月之后，他从纳沙泰尔也到了莫蒂埃。在当地，人们称呼他为索特恩男爵，这也就是他从苏黎士被介绍过来时的名字。他身材魁伟，相貌堂堂，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逢人便说，而且还暗示于我，他只是冲着我才来纳沙泰尔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与我的交往，趁年轻之时修身养性。他的容貌、风度和举止使我觉得与他的谈吐相一致，我以为，这个我看着无处不好、又是怀着如此可敬的动机前来寻我的年轻人，我若是将他拒之门外，那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与人交往，一向是一心一意的。很快，他就获得了我的全部友情、全部信赖，我俩变得形影不离了。我每次去徒步郊游，他都相随相伴，而且也喜欢上徒步旅行了。我领他去元帅勋爵家，他也博得了元帅对他的百般疼爱。由于他还不能用法语表达，所以他同我说话，给我写信便只有用拉丁文，而我则用法语回答他。语言的不同丝毫未使我俩交谈的流畅和热烈受到影响。他跟我谈到他的家庭、他的事务、他的遭遇，并且也谈到维也纳宫廷，对其中的内幕了如指掌。总之，在我俩相处最为亲密的近两年当中，我只觉得他性情温和，凡事则不愠不火，坦然处之，品行不仅正直，而且高雅，衣着整洁干净，谈吐极其彬彬有礼，总之，他浑身都透着良家子弟所有的特征，令我觉得非常可敬可佩，赏心悦目，不能不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