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昔日的熟人、朋友、同事,在听到“借钱”两个字时,反应出奇的一致:推脱、哭穷、沉默,然后是干脆利落的挂断。
他们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这个电话,生怕沾上这个无底洞般的麻烦。
凌晨三点,田乐乐坐在走廊冰冷的地砖上,手机电量耗尽自动关机。她抱着膝盖,把头埋进臂弯里。走廊的灯光惨白,照在她身上,拉出一道孤单瘦长的影子。
她没有哭。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变不出一分钱。
第二天一早,唐溪钦拔掉了输液针。
“我要回去工作。”她一边穿鞋一边说,语气不容置疑。
“你疯了?医生让你住院!”田乐乐按住她的手。
“住院要钱。”唐溪钦抬起头,眼神平静得可怕,“我不工作,哪来的钱住院?你说只是胃溃疡,胃溃疡不需要住ICU,也不需要花那么多钱。乐乐,别骗我了。”
田乐乐愣住了。
“我还能动。”唐溪钦站起身,虽然身体晃了一下,但很快稳住了,“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得挣钱。哪怕是为了死得体面点,我也得有钱买骨灰盒。”
那天下午,唐溪钦回到了殡仪馆。
曾经,她是馆里的金牌入殓师,只接精细的遗体修复和高端妆容,挑剔、细致,对每一个逝者都怀着极大的敬意。
但从那天起,她变了。
她不再挑活。无论是高度腐烂的、残缺不全的,还是家属要求苛刻、预算极低的,只要给钱,她就接。
她忍着腹部的剧痛,穿上那身蓝色的隔离衣,戴上橡胶手套。
清洗、消毒、缝合、填充、化妆。
她的双手在冰冷的水和刺鼻的消毒液中反复浸泡,原本白皙修长的手指开始发红、脱皮,甚至裂开细小的口子。她用创可贴把伤口缠了一圈又一圈,继续拿起眉笔,为逝者描画最后的尊严。
有时候疼得实在受不了,她就偷偷吃两片止痛药,然后用冷水洗把脸,继续干活。
田乐乐也没闲着。她辞去了原本轻松的工作,找了一份薪水更高但需要日夜颠倒的护工工作。白天她在医院照顾别的病人,晚上去给临终老人做陪护。
两个人像是两台不知疲倦的机器,白天分头拼命,晚上在病房或者出租屋里相对无言。
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
检查费、药费、止痛针、营养液……每一张账单都像是一张催命符。
唐溪钦的身体每况愈下。疼痛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止痛药的剂量也越来越大。她瘦得脱了形,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只有那双眼睛,依旧倔强地亮着。
两个月后,积蓄彻底见底。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
田乐乐拿着最后几张缴费单,站在医院的缴费窗口前。窗口里的护士敲了敲玻璃:“余额不足,请充值。”
“能不能先记账?过两天一定补上。”田乐乐近乎哀求。
“不行,医院有规定,欠费超过两千就会停药。”护士面无表情地关上了窗口。
田乐乐走出医院,站在屋檐下,看着外面的大雨。她掏出手机,看着通讯录里那些已经被打烂了的名字,手指颤抖着,却再也按不下去。
能借的,都借遍了。借不到的,求也没用。
她想起昨天在护工群里看到的一个消息。有人在发小广告,写着“急用钱,秒下款,无抵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