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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道教文化形成和发展（第1页）

第一章道教文化形成和发展

道家的道德规范

道教的世俗性的道德规范，早在太平道和天师道创立时就已提出，晋时葛洪曾将其归纳为“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唐宋时期，道教更几乎将儒家的道德规范全盘纳入了自己的说教体系之中，如杜光庭曾以仁、义、礼、智、信等为“大道自然”之表现，陈景元则将儒家所推崇的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信妻贤、九族和睦、尊老抚幼、教诲愚鄙、上下信向、百官称职等皆视为是“修道”。

全真道创立后，也通过制订一系列的“戒律”而规定信徒必须履行世俗性的道德规范。如王重阳曾规定：“大凡学道，不得杀盗饮酒食肉破戒犯愿。”后来，清代全真道王常月更根据传授对象的不同而分别制订了初真戒、中极戒、天仙戒等“三坛大戒”，如其“初真十戒”的内容为：一、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行；二、不得阴贼潜谋、害物利己，当行阴德、广济群生；三、不得杀害含生，以充滋味，当行慈惠，以及昆虫；四、不得**邪败真、秽慢灵气，当守真操，便无缺乏；五、不得败人成功、离人骨肉，当以道助物，令九族雍和；六、不得谗毁贤良、露才扬己，当称人之美善，不自伐其功能；七、不得饮酒食肉、犯律违禁，当调和气性、专务清虚；八、不得贪求无厌、积财不散，当行节俭、惠恤贫穷；九、不得交游非贤、居处杂秽，当慕胜己、栖集清虚；十、不得轻忽言笑、举动非真，当持重寡辞、以道德为务。

当然，不同的道派或不同地区的道教所着重提倡的道德规范，在具体内容上可能会不尽相同。如宋元时期净明道的“八宝垂训”为：忠、孝、廉、谨、宽、裕、容、忍。

道家教派

东汉道教初创时，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区分。晋代和南北朝以后，又有上清、灵宝等派别先后出现。各道派教义思想基本一致，只是道法和道术的侧重点不一，或师承系统有别。而真正各立门户的宗派，当是从南宋和金、元南北对峙之时开始。这时有四大教派：

1。正一道。道教各符箓派的总称。亦称正一派，系由天师道长期演变并与上清、灵宝等派逐渐融合而成。其标志是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于元大德八年（1304）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此后，江西龙虎山传天师法箓的龙虎宗（正一派），清江阁皂山主要传灵宝法箓的阁皂宗（灵宝派），江苏句容传上清法箓的茅山宗（上清派），皆统一于正一派，天师道从此亦名为正一道，其它如净明、武当等支派均属之。

2。全真道。亦称全真教。由王重阳创于金大定七年（1167）。主张三教合一，认为三教同源，以《道德经》、《孝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主要经典，在修持方法上，重清修，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之术。在教规上，严格要求入道者不娶妻，不茹荤，出家住丛林。全真道的支派较多，属于依托北五祖的有钟离帝君钟离权的正阳派，纯阳帝君吕洞宾的纯阳派，重阳祖师王重阳的重阳派等；属于北七真创立的有邱处机的龙门派，刘处玄的随山派，谭处端的南无派，马钰的遇仙派，郝大通的华山派，王处一的嵛山派，孙不二的清净派。此外，北宋时张紫阳撰《悟真篇》，传紫阳派，本不属全真道，因元末陈致虚兼受王重阳和张紫阳所传，统归全真，后称张紫阳所传为南宗，王重阳所传为北宗。

3。真大道教。亦称大道教。沧州刘德仁创于金初。崇尚《道德经》，并吸收部分儒、释思想。不尚符，不重飞升化炼之术，亦不讲长生久视之事，而颇重默祷召劾为人治病，一时信奉者甚多。元末逐渐衰落无闻。

4。太一教。卫州萧抱珍创于金初。该派道士须出家，与全真道相类；以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名于世，善祈禳术，以符箓为人治病，则又近天师道。传至七祖萧天佑（嗣教约当元仁宗、英宗之世）后，逐渐与正一道合流，其后事迹不详。

在真大道与太一道消失以后，全真与正一便成为道教的两大宗派，流传至今。

信仰与教义。道教信仰的核心是“道”。道教的教义思想和神仙方术无不发端于此。道原是先秦道家的哲学概念。《道德经》里，把道视为“虚无”，它是超时空的永恒存在，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庄子》则把道解释为“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并谓：“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这些得道成仙的思想，皆为道教所利用。他们把道说成是“神异之物，灵而有性”，“为一切之祖首，万物之父母”。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无形无名，有清有浊，有动有静，“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宇宙、阴阳、万象皆由此化生。

东汉明帝、章帝之际，益州太守王阜所作的《老子圣母碑》说：“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明，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把道和老子合而为一。道教继续发挥了这一思想。相传为张陵所作的《老子想尔注》中，也把老子作为道的化身。称“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其后，《犹龙传》又谓：“老子即老君也，乃大道之身，元气之祖，天地之根也。”于是老子在道教中便神化为众生信奉的神灵。道是天地万物之源，因而作为道的化身的太上老君也就成为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阴阳之主宰、万神之帝君。六朝时，道又演化出至高无上的元始天尊，产生三清尊神。以后，又逐渐发展并形成了包罗许多天神、地祇、人鬼在内的神仙体系。道教认为，神仙在其神仙朝班中，各有其不同的品级；并且各有其神通，相成相依，形成无所不能的神力；神仙各有居住的仙境，如“十洲三岛”、“天界”和“洞天福地”等。道教相信道可以“因修而得”，视“道之在我之谓德”。因此，认为只要认真修道，就能“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神与道合，谓之得道”。按照这一众生均可修道成仙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道功和道术，如服食、行气、**、守一、外丹、内丹以及斋醮、符箓、守庚申等等。不同道派对修炼方术各有侧重，有的重斋醮符箓以祈福禳灾，名为符箓派；有的重清修炼养，名为丹鼎派。

道教的宗教活动有日常诵经礼忏的功课、逢年过节的祭神祝祷以及为信徒作道场祈福消灾等。认为“斋直是求道之本”，因此“礼拜、诵经”和“神思”就能达到“洗心净行，心行精至”的目的，而“收心离境，住无所有”才是“学道之初”。

道家思想的文化地位

作为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曾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所以人们常说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之一，更有人以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首先表现在哲学思想方面。哲学所关心的问题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或以为西方哲学重在关心宇宙，而中国哲学重在关心人生；这种看法若针对儒家而言，并无不妥，但若用来看待道家道教，则有失偏颇，因为道家道教实际上很关心宇宙的根本问题，如老子早在先秦时即以为：宇宙万物皆由“道”产生而来，而“道”则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这种看法，不仅属中国哲学史上对宇宙根本问题的首次阐释，而且与现代科学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也颇相吻合。

老子关于宇宙根本问题的看法，为后世道教所宗承，并由道教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发。不仅如此，道教的宇宙论还对儒家的学说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家学说本来只关心现实的人生问题，而少对宇宙根本问题的思考；宋代以后，儒学方多从宇宙论的高度来对社会伦常加以论证，将“三纲五常”等上升为能与宇宙本体相通的行为规范，形成了所谓“理学”。而理学之对宇宙本体的认识，即多受道教影响，如其开山鼻祖周敦颐用以阐发理学宇宙观的《太极图》，实本自道士陈抟所传之《无极图》。

其次，道教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前所述，道教的基本信仰是长生成仙，而追求长生则首先须祛除疾病，因为疾病可以损害身体健康甚至导致人的死亡；此外，道教还有着同其它宗教一样的慈悲胸怀，以广行善事、积功累德、济世利人为务，甚至以之作为得道成仙的条件之一，这也促使道士们不仅关心自身的病痛，而且去拯救他人的疾苦。是故，学道者往往兼习医术，以致有所谓“十道九医”的说法。据统计，汉末至隋唐五代道教医家所占同时代医家的比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宋代以后，这种比率亦约有百分之十。在中国医药学史上，很多重要的医药典籍和著名的医家都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中药学的奠基之作《神农本草经》等的形成，皆与黄老道或方仙道有关，至于一些著名的医家，如著《肘后备急方》的葛洪、著《养性延命录》的陶弘景、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孙思邈等，也都属道士之列。

除了哲学和医药学外，道教还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历史上，道教曾广泛运用散文、诗词、小说、戏曲、音乐、绘画等手段，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扬自己的思想观念等，如著名的《泰山神启跸回銮图》及《朝元仙杖图》俱属此类，而道教常用的“游仙诗”和“青词”等还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种体裁。其结果是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文艺宝库。

不仅如此，道教所追求的逍遥自由精神还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文人的浪漫情感，道教的许多典故也为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题材。例如，唐诗创作中最具飘逸灵气的李白与李商隐，实为多受道教精神熏陶的道门中人；宋词所使用的词牌，至少有四十种与神仙故事或道教活动有关；元曲中的许多作品，如《邯郸道省悟黄粱梦》、《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等，亦取材于道教典故；明清时期的著名小说，如《封神演义》、《四游记》、《绿野仙踪》乃至《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也多以道教思想为宗旨或深深地烙有道教文化印记。

道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道教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其很多观念和主张对于现代人类的生活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道教推崇“自然无为”，这对于现代人调适自己的心态、端正自己的行为即有着深刻的启迪。“自然无为”不仅是“道”的根本属性，也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现代人若能以“顺其自然”的态度来直面一切，则不仅可保持个人的心态健康，而且可杜绝社会的许多纷争。当然，这里所谓“自然无为”，并非指消极厌世的无所作为，而是指顺应规律的不强作妄为，其最终目的乃在于达到“无不为”。道教反对消极的无所作为，而主张积极的有所作为，如其以为“道”一方面是“湛寂不动”的，另方面则又可“应物而动”（无不为），故所谓“圣人”亦应当“静而处己，内圣之道以全，动而接物，外王之业以成”。不仅如此，道教还主张“我命在我不在天”，倡导人们在现世中通过努力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是，道教在提倡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时，非常强调必须“循理”、“因势”，而反对单凭个人的主观愿望去蛮干，做出“以火熯井，以淮灌山”之类的蠢动。

道教的“自然无为”还可给现代社会的管理者以某种启示。观乎中国历史上的几个鼎盛时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等，其最高管理者皆奉行了道教的“无为而治”之训。反观历史上很多失败的管理者，则喜用手中的权力来干预社会的正常发展。由此，我们亦可更深地悟出道教“自然无为”观念的实用价值。

道教又主张兼容并包，这对于现代人获取事业之成功并保持良好的心情，同样有着巨大的启发。老子云：“容乃公，公乃王。”后世的道教正是依此训而“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吸收各家学说的长处，才逐渐发展成一种“杂而多端”的宗教，并最终成为“中国根柢”的。

道教追求永驻“彼岸”，并不意味着其放弃“此岸”的现实世界。道教主张“出世”应与“入世”相结合，以为“人道”乃“仙道之阶”，显示出了一种强烈的“济世”精神。无论是其为淳化世风而立的道德规范，还是其为拯救世难而行的斋醮科仪，都体现了这种“济世”的精神。而这种“济世”精神，对于现实社会的发展进步，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也正因为道教有着强烈的“济世”精神，故其思想中多含有我们今日所说“人权”的观念——除了对生命的重视外，道教还主张男女平等、种族平等，并力倡自由与民主，宣扬劳动致富、多行慈善等。这些观念，都体现了道教对于人的关爱，其现实意义自不待言。

道教不仅关爱人，也关爱大自然，并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热衷探讨的“环境保护”问题。道教认为：人与万物共同禀“道”而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故人应该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而不能随意地破坏自然环境。如道经《劝世归真》言：“野外一切飞禽走兽、鱼鳖虾蟹，不与人争饮，不与人争食，并不与人争居。随天地之造化而生，按四时之气化而活，皆有性命存焉。……如无故张弓射之，捕网取之，是于无罪处寻罪，无孽处造孽，将来定有奇祸也。”《老君说一百八十戒》更以戒律的形式规定“不得妄伐树木”、“不得妄摘草花”、“不得以毒药投渊池及江海中”、“不得妄上树探巢破卵”，《文昌帝君阴骘文》也劝人“勿登山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等等；这些戒条，实属较早的环境保护措施。此外，道教徒还遵从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教导，主张“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不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身，不食五味以恣，衣弊履穿，不与俗争”，这对于我们树立适度消费的观念，杜绝“竭泽而渔”式的开发，维持可持续发展，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道家所供奉的主要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