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朝勒城出发了。我自我安慰道,我是去看哈金的,但我内心却特别想看看阿霞会有什么举动,会不会像昨夜那样“闹出些古怪的事”来。他们俩都在客厅,而且真奇妙!——不知是否由于我昨晚至今刻骨铭心地怀念俄罗斯——我认为阿霞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俄国少女,质朴得一如女仆。她身着一件旧连衣裙,头发拢到耳后,安详地坐在窗前,拿着绣花绷子绣着,既谦和又娴静,似乎她这辈子除此之外没干过别的事。她几乎不说一句话,静静地望着自己的绣品,脸上的表情普普通通,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家乡的卡佳、玛莎们。似乎为了完全印证这种相似,她开始低声唱起《亲爱的老妈妈》。她低眉敛容,小脸黄黄的,我看着她,回想起昨晚的种种猜疑,有些遗憾。天气绝佳。哈金和我们说,今天要外出写生;我问可不可以与他同行,会不会影响他。
“恰恰相反,”他说,“您可以给我提些好建议。”
他戴上一顶望·代克式的圆帽,身着短上衣,腋下挟着画板便出发了;我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阿霞留在家中。走前哈金让她注意一下,汤别煮得太稀了:阿霞答应去厨房看看。哈金到了我认识已久的山谷,坐在石头上,画起一棵树身满是窟窿的老橡树,它的枝枝蔓蔓伸出很远。我躺在草地上,掏出本书;可还没看上两页,他也刚刚胡乱划了两笔;我们的话便越来越多,我觉得,我们格外睿智、深入地谈论了——应当怎么工作,要避免什么,遵循什么,当代艺术家的自身价值是什么等等。哈金末了觉得他今天“兴致不高”,就在我身边躺下,这么着,我们这种青春的闲聊便无边无际,**,时而炽热,时而沉静,时而欣喜万分,可我们说的几乎都是俄国人爱用的含糊语言。我们谈得心满意足,好像干了什么,干成了什么似的,便回家了。阿霞仍然像我离开时那样;无论我怎么观察她——仍然找不出一丝卖弄风情和做作的样子;这回可不能指责她做作了。
“啊哈!”哈金说,“她在持斋忏悔呢。”
日暮时她毫不掩饰地打了几个呵欠,早早便回房了。我也很快和哈金道别回家,我什么也没想:这一天是在冷静的感觉中度过的。然而还记得,当我躺下时,不由自主出声说:
“这姑娘真是个变色龙!”想了想,我又说:“可她到底不是他的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