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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话说李清照之屏居乡里（第2页）

前四句三仄韵，后二句平韵，下片换仄韵平。明沈际飞本《草堂诗馀正集》卷一云：“通篇四换韵，有兔起鹘落之致。‘春又去’，接递妙。”明潘游龙编《古今诗馀醉》卷二则说：“换韵之妙，无逾此调。”此首杨金本《草堂诗馀》作无名氏词，《类编草堂诗馀》以为李清照作。然而，明毛晋编《诗词杂俎》本《漱玉词》，以及《词谱》卷十一，万树《词律》卷六等亦作易安词，故本书从之。

上片让人想起盂浩然《春晓》诗：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然而，《怨王孙》抒情主人翁的好梦，并非被处处的鸟鸣声吵醒，而是被悄声细语的滴漏唤醒。漏是古代计时用的一种仪器。历代形制不一。有的作铜壶状，装着水，不时滴落，以刻节计时。昼夜百刻。一般夜间的时刻结束，击漏报更的鼓就会响了；夜漏上的水一旦满刻，漏鼓又自动不响了。不是被漏鼓敲醒，而是被滴漏提醒，由此可见她是大梦初醒，是独清自醒。此时，愁绪反而被酒意拨弄得更加百结难解；华丽的枕头冷冰冰的，翠帘的屏风正映现着晨曦。是谁在门外扫着落花啊?原来是昨晚上就有的风儿。结片两句，历来为人叹绝。明李攀龙说：“风扫残红，何等空寂。一结无限情恨，犹有意味”（《草堂诗馀隽》；明李廷机云：“以风扫残红，妙在此句”（《草堂诗馀评林》）。不言而喻，单说“空寂”，那与王安石“闲眠尽日无人到，自有春风为扫门”（《竹里》）二句，在意境上却是相似的。其实，李词的妙处，还以风扫残红为象征，深刻揭露无情的“夜来风”对春“红”的横“扫”和摧“残”，从而使句意顿挫得有姿态，意境沉郁得极深厚，诗味醇永得更迷人。这也是它，比孟浩然《春晓》和王安石《竹里》，高明的地方。说白了，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批评李清照词“造句虽工，然非大雅”，或“不过奇笔，并非高调”，除偏执外，还因为他粗心。李词上片从感觉，尤其是听觉上，写令人“愁浓”的暮春寒晨的到来。下片议论“春又去”的无奈。“玉箫声”，典出汉刘向《列仙传·萧史》。秦穆公时，有个人名叫萧（一作箫）史，他擅长吹箫。吹时，连孔雀、白鹤，都会聚集在庭院里。穆公的女儿弄玉向他学习吹箫，并结为夫妇。萧史每天教弄玉吹奏凤凰的声音，数年后，吹得非常像，连凤凰也飞来听她吹。穆公就盖个凤台，让他夫妻俩住在上面。数年后的一天，萧史和弄玉，就乘鸾跨凤飞去了。后以凤侣、鸣凤侣、吹箫侣、箫随弄玉、吹箫跨凤等词，喻求得佳偶；以萧史、凤史、凤箫、凤婿，指佳婿、情郎；以弄玉、凤女、秦风、吹箫女、秦玉女、吹箫弄玉，指美女、公主、仙女等；以凤吹、凤管、凤笙、凤箫，形容吹奏乐器，以凤楼、凤台、秦楼、凤凰台，指仙子、皇宫或女子所居的楼阁；以凤凰城，指京城；等等。李清照以“玉箫声断人何处”，指丈夫赵明诚时常外出“讲学博古”，也不传言送语他在何处。甚至常常不讲信用，不按许诺的时候回来。如今，春天即将过去了，而他怎么忍心又把归期辜负。此情此限，此时只能付托来去的青云，让它问问太阳神。“东君”，典出屈原《九歌·东君》，指的是日神。“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在李清照看来，将青云当作上衣，以自霓作为下裳，举起长箭能射杀天狼的太阳神，它是公正的化身，它是人类的主宰。因此，“问东君”，就是要太阳神作个公道的评判，看看这种夫妻间违信背约的行为是否应该。结尾三句，竟然有托云间日之奇情幻想，从而使作品富有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但更有万般无奈的苦楚和怨恨。

《鹧鸪天》（“枝上流莺和泪闻”）和它是异调同曲，作于同一时期：

枝上流莺和泪闻，新啼痕间旧啼痕。一春鱼雁无消息，千里关山劳梦魂。

无一语，对芳樽，安排肠断到黄昏。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

此阕，《类编草堂诗馀》、四印斋刻陈钟秀本《草堂诗馀》及以后各选本，俱作秦观词。四印斋本清俞正燮辑《漱玉词·补遗》则云：清毛扆（斧季）校的明汲古阁抄本《漱玉词》以为清照作，并注说《草堂》作少游，而秦集无。清彭元瑞编汲古阁未刻《漱玉词》也收它。故本书从明汲古阁抄本。

其上片反点唐金昌绪《春怨》一诗：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春怨》写法别开生面，除了将让人喜见于色的黄莺儿当作讨厌鬼来“打”外，还抽丝剥茧，层层倒叙，到了最后一句，读者才知道抒情主人翁为何要打它，然而疑问并没结束——她为何要去辽西啊?不仅流杯曲水，而且意味深长。李清照并不效颦学步鹦鹉学话，但她博物洽闻活学活用。常言道：“百啭流莺”，“燕舞莺啼”。这儿的“啼”，只是鸣叫；而“啭”，则是鸟儿在婉转的呜叫。然而，在李清照的《鹧鸪天》（“枝上流莺和泪闻”）词中，“啼”却是出声地哭，而“闻”则是“传播”的意思。飞来的黄莺儿在树枝上声泪俱发，新的泪痕中还夹杂着旧的泪痕。流莺为何泪眼百啭，而且啼哭得那么悲切?原来，黄莺儿知道，抒情主人翁在一整个春天寄出的书信都没得到回复，故在梦中翻越千里关山去和情人相见。将现实与梦境交融在一起，从而成了个称奇道绝的艺术新天地，这是李清照词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重要表现。

上片思亲，下片盼归。结拍“雨打梨花深闭门”，为唐乐府成句。其作者与原诗佚，但知其点化自南朝梁刘孝绰《于座应令咏梨花诗》的后半部分：

玉垒称津润，金谷咏芳菲。

讵匹龙楼下，素蕊映华扉。

杂雨疑霰落，因风似蝶飞。

岂不怜飘坠，愿入九重闹。

“素蕊”，白色的梨花。“华扉”，美丽的门扇；此诗指帝王所居之处，故结字又作“闱”（即宫中小门）。刘诗云：雨点如米雪似地打来，梨花像蝴蝶一样地随风纷飞；难道你不怜惜飘落地上的白花，我倒希望她能得到九重宫门的庇护。“雨打梨花深闭门”，用其相反方面的意思。这句唐乐府，不仅“半山（王安石）酷爱”（南宋吴聿《观林诗话》语），而且南唐李煜（一作北宋李重元，或秦观，或李甲）《忆王孙》词也袭用：“萋萋芳草忆王孙，柳外楼高空断魂，杜宇声声不忍闻。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从《忆王孙》的使用情况看，“梨”字音义双关。谐“离”，指游子；又让人想到雪，感到寒意。“梨花千里雪，杨柳万条烟”（李白《送别》）；“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因此，“雨打梨花深闭门”句，在李清照词中，不仅表现了抒情主人翁对丈夫的无限思念，还写出了她对丈夫的深切关爱。默默地，对着醇香的酒杯，一直呆到肠断的黄昏时刻。好容易挨到才点燃灯儿的灯油干了，又得在雨打梨花时将门深锁；此时又看到丈夫在雨雪霏霏的夜晚中赶路回来，而自己却将大门紧锁……由于将幻想和现实打成一片，故抒情主人翁那复杂的矛盾心理跃然纸面，震**着读者心灵。

愁肠殢酒，爱恨交加，这是李清照闺怨词的一个突出特色。不过，在屏居青州乡里八年后，即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李清照“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所谓“新愁”，就是赵明诚这个“武陵人”，不想再呆在“归来堂”这个“武陵源”了，而是想东山再起外出当官。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由于缺少资料，无法深入探究，但可以进行一些皮相之谈。如：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说：“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据此，首先是经济上原因。要想翻刻夫妻俩勘校的古书，要想将《金石录》做大做好，就得掘大财源。在《金石录》卷二十九《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跋尾》中，赵明诚曾借题发挥，云：“予尝谓后世士大夫，区区以口腹翫好之献为爱君，此与宦官、宫妾之见无异，而其贻患百姓，有不可胜言者。如贡茶，至末事也，而调发之扰犹如此，况其甚者乎!”许多专家学者都说，这些话是针对当时的“花石纲”等事而发的。由此可见，赵明诚复出还有政治上的抱负，并且是他自动要求再度出仕的。李清照是坚决反对的。反对的唯一理由，就是坚信鸳侣只是个“武陵人”，根本不是当官的料子，但她并没有说出来。赵明诚却我行我素，并在本年秋天上京寻求高官名臣推荐，故李清照就留下了《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这首千古名作。其词云：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酒病，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调名与词中的“秦楼”二字，出于“萧史弄玉”故事。不过，此调的“秦楼”，借喻李清照在青州乡里的寝阁。

“武陵人”，典出晋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公元376—396年），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市西）有个渔夫，沿溪乘船前行，忘记走了多远的路。忽然见到一片夹岸的桃林，花影缤纷，鲜艳夺目。好奇的他，一直驶到桃花林尽头，也就是桃花溪的源头，却看到一座山。山有小洞，中若有光。钻入洞内的打鱼人，发现山那头还有平旷的土地，整齐的屋舍，以及良田、美塘、桑竹……人们往来耕作，怡然自乐，穿戴却与桃花源外边的人不同。一问才知道，他们的先祖因避秦时乱世才移居这儿，从此并没出去过，故连外头现是哪个朝代都不知道。这个虚构的“桃源仙境”，显然是从仕途回归田园后的陶渊明，又一思想飞跃的产物。由于它所描绘的是个只有夫妻儿孙而无君臣佐使，只有人人劳动而无地主懒人的无富无贵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故《桃花源记》成为千古名篇。后人也以桃源、花源、仙源、秦源、秦洞、避秦、逃秦、秦人迹、秦人溪、桃花源、武陵源、桃源洞、迷武陵、武陵人、武陵客、山中秦晋、晋客人洞、秦人鸣犬、桃花流水、武陵桃花、桃花洞口等一系列辞语，归纳这个典故，喻世外仙境，也指隐居避世之处。李清照却以“武陵人”喻夫妇俩在“归来堂”的屏居生活。“念武陵人远”，意即想到在青州乡间的隐居生活从此成为过去。单单这个典故的使用，就可以看出夫妻间的矛盾冲突一个重要所在，即“十年”的隐退生活，已使李清照成为了陶渊明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而赵明诚却是个走终南捷径的现实主义者。从这个角度上说，用“武陵人”一词专门指赵明诚，似乎也说的通。然而，李清照不可能这样填词，因为前头已有“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数句，此时再说“念武陵人远”，岂非重复累赘?

还有专家断言，因为“武陵”和“天台”都和桃花有关，而“桃花”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又是代表美女的特定意思，故李清照的“念武陵人远”的寓意，说白了就是担心赵明诚有“天台”、“崔护”之遇。别以为这只是说说而已，有的人还将这些“想当然耳”，写进《李清照新传》去了。由于它不仅涉及到对一个典故、一篇作品的理解，还事关赵明诚、李清照的“传记”真实性，故不得不多说两句。

众所周之，《桃花源记》里的“桃花”，就与美人毫无关系。因此，与其相关的许多歌颂或向往桃花源生活的古典诗词，就不可能会与美女扯在一起。杜审言《戏赠赵使君美人》：“红粉青娥映楚云，桃花马上石榴裙。”杜甫《春水》：“三月桃花浪，江流後泪痕。”苏轼《介亭饯杨杰次公》：“丹青明灭风篁岭，环佩空响桃花源。”以上三例诗中的“桃花”，就没有一个“是代表美女的特定意思”，甚至苏东坡诗中的“桃花源”，与陶潜笔下的那个“桃花源”还天各一方，竟然跑到临安县（今属浙江）去了。

所谓“崔护之遇”，就是“人面桃花”故事，详见本书第九章。所谓“天台之遇”，典出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剡县（治今浙江嵊县西南曹娥江北岸）有刘晨、阮肇二人，齐去天台山（在今浙江天台县北，绵延宁海、东阳、新昌、奉化等县市界）采药，迷路回不来。过了十三天，饿得要死时，忽见山上有一棵桃树，果实累累，就攀藤而上，吃了数粒便饱了。下山时，在山溪中得了二只杯子，还有胡麻饭。两人认为不远的地方有乡村，就翻过一座山，来到一条大溪边。溪边有二个美女。看见他俩拿着杯，就笑着说：“被水冲去的杯子，刘、阮二郎替我们捡回来了。”他们并不相识，二女却知道对方的名字，并像亲朋好友似地，邀请到自己的家里。她们共同生活了半年。第二年春天，因怀念家乡，刘、阮二人就苦苦哀求要回家。二女就招呼了三、四十个女伴，集会奏乐，欢送他俩回去。回到家乡，房屋全变，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找到自己的七世孙，才知道在山中已过了几百年。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二人又上山，但找不到原路。后以此典形容男女相爱情事，或指仙家生活；也以刘郎、阮郎、阮刘及采药刘郎、天台刘阮等词，指女子的心上人。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一阕，根本没用这个典故。

将“天台仙子”与李清照这首词联系在一起，始作俑者是沈祖棻的《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月版）。其文云：

“武陵”，在宋词、元曲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渔父故事；一是指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刘、阮故事。如黄庭坚《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鹂”，即用陶《记》之典。而韩琦《点绛唇》“武陵凝眸，人远波空翠”及韩元吉《六州歌头》“前度刘郎，几许风流地，花也应悲。但茫茫暮霭，目断武陵溪，往事难追”，则用刘《录》之典。（“武陵”本应专指前典，但何以与后典混同起来，将天台也称武陵，则除了两典中都有桃花之外，还找不出其他的理由。但自从宋人这样用了以后，元人戏曲中就都沿袭了。王季思先生《（西厢记）校注》曾引叶德均说，举《北词广正谱》中所载［醉扶归］“有缘千里来相会，刘晨曾误入武陵溪”及《误入桃源》中［殿前欢］“这时节武陵溪怎喑约，桃花片空零落，胡麻饭绝音耗”，以证元曲中武陵系指刘、阮入天台事，甚确，惜未注意到宋词已如此用。）这里也是以刘、阮之离天台（武陵）比拟赵明诚之离家的。

这段话有好几个误会。首先，将借喻误为用典。用典，又叫“用事”，也就是“引用”典故。所谓典故，大约有三类，一是古代故事，二是古人言辞（包括格言、成语、谚语等），三是古典诗词。由于引有正引反用之分，又有明用暗引之别。而文学艺术在用时又讲究出新增意，故诗词作品引用古人诗文又称“化用”、“点化”。不言而喻，“引用”是一种有意“借用”现成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描写事物、说明观点的修辞方式，所以它与“借代”、“借喻”容易混淆在一起。借代是不直接说出事物的本名，而借用与它相关的事物名称来代替的修辞方式。如用“武陵人”一词来代替“世外桃源”，或其中的“秦人”，因为“桃花源”毕竟在“武陵”郡内。借喻与借代不同。借喻是根据两个不同本质的事物，即喻体和本体之问的某些相似点，通过“打比方”，把它们联系起来，故它只有喻体没有本体。如陶渊明笔下的“武陵溪”有一大片夹岸的桃花，而《幽明录》中的天台某溪并没什么桃树，但至少“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故人们通过“人面桃花相映红”等联想，将传说中天台山的那条无名之溪喻为“桃花源”或“武陵溪”。这种用法，至少在唐代就出现了，也不是沈祖棻所说的是“从宋人”开始“这样用”的。如唐王之焕《惆怅诗》：“晨肇重来路已迷，碧桃花谢武陵溪”；吕岩（字洞宾，号纯阳子，传说中的八仙之一）《七言》诗：“曾随刘阮醉桃源，未省人间欠酒钱”。尽管比喻只是一种临时用来打比方的手段，但借喻所产生的比喻义却具有固定性的。如，以“手足”喻兄弟，“心腹”喻亲信，“咽喉”喻要害处，“骨肉”喻不可分割的关系，“骨干”喻在总体中起关键作用的人或事物，而“骨子里”又喻实质上或内心，“骨鲠在喉”则喻心里的话没法说出，难受极了；等等。因此，宋元人也以“桃花源”或“武陵溪”，喻“世外仙境”，并写入他们的作品中去。也就是说，人们“将天台也称武陵”，这只是借“武陵溪”比喻天台山也是“桃花源”似的“世外仙境”，但没含有“桃花源”一典原有的隐居避世等意义。因为借喻着重比方，借代侧重指称，用典意在引用，故即使“将天台也称武陵”，却也不能以此“证元曲中武陵系指刘、阮入天台事”。

我们知道，李清照在词中用的是“武陵人”，而不是“武陵溪”。既然“武陵溪”只喻“世外仙境”，而“武陵人”一词还会“系指刘、阮入天台事”吗?再说，从语境（即作品的上下文）看，抒情主人翁也不可能以“天台”比拟自己的“家”。道理很简单，因为单说“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这几句，就与“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的“天台仙女”没一点相像，而作者李清照怎么还会“以刘阮之离天台事（武陵）比拟赵明诚之离家”啊?比拟与比喻又有不同。如果比喻，那赵明诚只是像个“迷路刘阮”；如果比拟，即作者是把赵明诚当作“迷仙阮肇”来写。“一代词宗”李清照真的会如此“比拟不伦”吗?退一步说，即使李清照真的是如此低劣的末流作家，那也无非是“比拟”而已。既然不是用典而是比拟，那么，所谓“武陵”，在宋词、元曲中有两个含义，即本应专指“陶《记》之典”，却与“刘《录》之典”混同起来的新发现，还不成了海市蜃楼?

在这些误会的基础上簇生的，如“后来武陵人被作为离家远行人的代称”，或“武陵人是两则故事结合而成的一个传说人物”，或“于是武陵渔人已演变为对丈夫或所爱者之代称”，以及“还当含有对丈夫或有‘天台之遇’的担心”等结论，不也是无根之谈吗?诗，或许可以“无达诂”，然而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诗人及其周围的人，也可以任意“无达诂”吗?

当然，要对作家与作品，作出公正的评价，进行精确的鉴赏，这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既然存在作家研究，以及文艺鉴赏和批评，那至少应该努力摒除不根之论，努力克服“好恶系于人“的评论恶习。因此，下面的诠释，依然“不全是本书作者心目中那位活生生的古代作家”的作品。

狮形的铜炉里早已香消灰冷了，尚未折叠的红被就像翻动的波浪，每次起床后都懒着去梳头。任凭精美的梳妆匣布满灰尘，日头爬上帘钩。最怕的是爱别离苦，多少事欲言无声。近来我削瘦了许多，这与过度饮酒而得病无关，也不是秋天来了而愁伤。上段通过场面描写和面貌描写，述抒情主人翁新近懒了瘦了，但又不点出忧愁的原因，让人浮想翩翩。下段通过心理描写和拟人手法，将抽象的愁思具体化形象化，从而产生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罢了，罢了!这回远去啊，就是唱了千万遍的《阳关曲》，也难以挽留他。想起退隐避世生活的结束，只觉得烟霏雾集着自己居住的高楼。只有楼前的流水，还惦记着我，终日凝视着我。在它凝视着我的秀面愁容上，从今天起，又增添了一段新的忧愁。结片四句别具炉锤，明明是自己整日里倚楼望水愁眉，又说是流水“终日凝眸”她，故最后二句好像谜语，还隐藏着“清照又添新愁”这个题旨。以流水写愁思，古今名篇叠见层出。如，六朝民歌《华山畿》：“相送劳劳绪，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李白《江行寄远》：“思君不可得，愁见江水碧。”司空曙《分流水》：“古时愁别泪，滴作分流水。日夜东西流，分流几千里。”如果说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点化自《华山畿》的话，那李清照是反用与六朝民歌有血缘关系的李白《江行寄远》，并依然写出新意，不仅言多，还形象刻画了“愁”的“面貌”，甚至“人面流水相映愁”，从而产生了言已尽而意无穷的艺术魅力，以及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这真的是一阕叹别咏愁的千古杰作。

我忽然记起四印斋本《漱玉词》前附《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以及“政和甲午新秋”赵明诚“题于归来堂”云：

清丽其词，端庄其品。

这帧“小照”被许多人判为“伪作”，但根据不足。首先，归来堂确实在青州而不是诸城，然而这个争论与此画的真伪并没任何相干啊?按照这些专家的逻辑，那么，从国外回归的华夏文物肯定全是假的，因为谁都知道“中国”不在欧洲，更不是位于美国“国中”啊?其次，“画中衣饰不类宋人，且彼时把画像称作‘照’，亦很令人费解。”这只是个在当今中国大行其是且随风孳生的“专家看法”，怎么会是考证啊?然而，周煇（1127—?）《清波杂志》卷八却说：“煇自提孩，见妇女装束，数岁即一变。”看来，宋朝人怎么穿戴，就是宋人也无法全部弄清楚。南朝陈陈叔宝《关山月》：“看时使人忆，为似娇娥照。”据此，至少在南北朝时，人们就把画像称作“照”了。宋曾慥《类说》五十一引《本事记·乐昌公主》云：“有苍头卖半照者，德言出半合之，题诗曰：‘照与人俱去，照归人不归。无复姮娥影，空留明月辉。’”此处的“照”，指的是镜子。看来，《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是她自己对着“镜子”的“自画像”啊!另外，明诚题词与其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馆的四则手迹不一样，这话本身“亦很令人费解”。因为会书法的人，一般都会写好几体。如南唐后主李煜，“大字如截竹木”，小字如“聚针钉”，另有“作颤笔樛曲之状”。还有学者说：“像主竟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这副尊容实在无法与盛年的李清照联系在一起。”说这话的人，好像亲眼目见过“盛年的李清照”。我也没见过历史上的李清照，但我想起她的“新来瘦，非病酒，不是悲秋”；“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等名句，不禁拍案惊奇：“真神似啊!”

扯到宋徽宗政和四年甲午（1114年），顺便再说几句，本年张耒去世。李清照父亲李格非的墓志铭是由他撰写的。既然如此，李格非之死，当然是先于张耒的。也就是说，“盛年的李清照”，之所以“竟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因为早在青少年时，她就不仅仅是个忧国哀民的好作家，婚后还是个爱家如国的好女人。

李清照啊!她生来就是个波光浩淼清莹秀澈的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