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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传（第1页）

司马迁传

雄文天下惊

从前在颛顼统治时期，命南王重掌管天文，命火正黎掌管地理。唐尧虞舜统治时期，继续命重和黎的后代掌管天文和地理，一直到夏朝和商朝。所以姓重的姓黎的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在西周时，封为程伯的休甫是他们的后代。到了周宣王的时候，为了司马氏，他们失去了主管天文地理的官职。司马氏世代主管周朝的历史。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际。司马氏到了晋国。晋国的中军元帅随后逃到魏国，司马氏也随之来到了少梁。

自从司马氏家族离周赴晋后，他们就分散开来，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有的在卫国。在卫国的，后来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由于传播剑术而声名显赫，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

在秦国的司马错，曾与张仪争论伐蜀的事，秦惠王采纳了他的建议和意见，让他率兵伐蜀。他取得胜利并被任命为蜀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是武安君白起的部下。这时的少梁改名为夏阳。司马蕲与武安君白起在长平坑杀赵国的军队四十余万人。回到秦国后，他与白起都被秦王赐死于杜邮，葬在华池。司马蕲之孙名司马昌，在秦国任铁官。

秦二世时，武信君武臣的将军是蒯聩的玄孙司马印，领兵把朝歌攻占了。在项羽封十八诸侯时，封司马印为殷王。在汉王刘邦讨伐楚王羽时，司马印归附了汉，汉王改司马印统治区为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毋怿，司马毋怿任汉朝长安的市长。司马毋怿生司马喜，司马喜曾为五大夫。他们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曾任太史公。

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文学，在杨何处学《周易》，在黄子处学道论。太史公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太史公执掌天文工作，不管民事。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迁。

司马迁生在龙门，在龙门山南麓过着农耕放牧的普通生活。十岁的时候已经能够识读古文著作。二十岁到南方壮游江淮。他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到九疑山，考察舜的遗迹，泛舟沅、湘水间。北渡泗水、汶水，在齐鲁大都研讨学业，观察孔子教化的遗风，还在邹峄学习乡射礼节。他在游历彭、薛、蕃城等地的时候，一度遭危困，经过楚、梁之地后回到长安。后来。司马迁做了郎中，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的地区，略定了邛、榨、昆明之后，回到长安向朝廷复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因此心中愤懑得病将要死去。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巧出使返回，在洛阳见到了父亲。

太史公抓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主管天文工作，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著啊。况且孝，是从事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孝敬父母最主要的就是光耀父母。

“天上称颂周公，就是说他能够歌颂武王、周文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遗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厉王、周幽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书》、《诗》，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圣明的君主、忠贤的臣子、为赴义死难的君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没有给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地不安，你可要牢牢地记在心里啊!”

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明，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太史公死后的第三年，司马迁做了太史令。

司马迁说：“我的父亲曾经说过：‘自周公死五百年之后才有孔子，从孔子到现在又五百年了。到了继承并光大孔子的事业，修改补充完善了《易传》，继续写作了《春秋》，是根据《诗》、《书》、《乐》来衡量一切的时候了。’意思就在于此吧!我怎敢推托不从呢?”

上大夫壶于是问：“当初孔子为什么要写作《春秋》呢?”

司马迁答道：“董先生说过：‘周朝的国势和力量衰弱了，孔子在做鲁国的司寇时，想振兴鲁国的国势和力量。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振兴国家的主张不能推行。于是便把自己关于治理国家的主张和意见通过《春秋》一书中所记录的二百四十二年历史表达出来，作为治理天下的准则，只不过是为了振兴国家罢了。’孔子曾经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下具体历史事件，通过历史事件来表明自己的主张，更加的准确、清楚和全面。’我认为《春秋》这本书，自上能阐明君王治理国家之道，到下能表明人与人之间的之间应具有的行为准则，它能够分辨对与错，表彰善良的人和行为，贬斥丑恶和行为和事，保存已灭亡国家的史迹，接续已断绝了的世系，这些都是王道中的要点。《易》书是专讲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所以擅长于变化；《礼》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所以擅长于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书》是记载先王事迹的，所以擅长于描写政事；《诗》书是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所以擅长于描写风土人情；《乐》书是论述音乐经典的，所以擅长于和谐的曲谱；《春秋》明辨是非，所以擅长于治人。由此可见：《礼》书用来节制人们的欲望，《乐》书是用来发扬和气，《书》书用来指导治理国家之事，《诗》书用来表达思想感情，《易》书用来阐明事物的变化规律，《春秋》一书是用来指导人们遵守道义。治理乱世，使它走向正轨，没有比《春秋》再合适不过的了。《春秋》文字有数万之多，讲明的道理有数千计之多，世上万物的离散聚合的道理都集中在《春秋》里面。在《春秋》中，记载着三十六起杀君事件和五十二个亡国事件，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事件，简直无法统计。通过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这样的事情，都是由于失去了礼义这个根本。做国君的不能不明白《春秋》所讲的道理，否则前面有进谗言的也看不见，后面有奸贼作乱也不知道。作人臣的也不能不明白《春秋》所讲的道理，否则就不知道日常事务怎么处理才得当，遇到突变就不能采取合适的办法去应对和解决。不明白礼节和道义，就会弄得做君王的不像君王、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不像儿子的地步。如果做君王的不像君王，就会受到下臣们的干预和冒犯，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会被诛杀，做父亲如果不像父亲，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和道德，做儿子的如果不像儿子，就会做出叛逆和不孝的事情。发生上述种种行为便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所以《春秋》一书是礼和义的根本。礼义的作用是禁止和杜绝坏事的发生，法律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之后进行制裁；法律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义所起的防止作用却不易被人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候，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您遇上圣明的君主，您所论述的，将要阐明什么呢?”

司马迁回答道：“我听父亲说：‘伏羲这个人最为纯朴和厚道，他作了《易》八卦。尧和舜的时候人们的道义和品德都非常好，这在《尚书》中都有记载，礼和乐从此时而兴旺起来。商朝和周朝时、武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这本书是发扬善举和批评恶事的，推崇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兴盛之德，褒扬周朝的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从汉朝建立到现在，君王的恩泽滋润无边，即使是海外国家也辗转经过边关到达我国境内，请求能够献礼给君王、能够受到君王的接见，这样的事情多得说不完。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得不到重用，是一国之君的耻辱；如果君王是非常圣明的，但是其恩德不能传扬天下，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我担任史官工作，如果撇开天子的圣明功德不去记载，埋没了功臣、贤大夫的功业不去论述，也就背弃了我父亲的嘱咐，这是极大的罪过。我所写的不过是记述历史故事，整理、归纳世代相传的文料，不是人们所说的著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就不对了。”

司马迁写作的第七年，遭受李陵之祸，被关进了监狱。

司马迁受刑出狱以后，做了中书令，职位高且地位尊贵。他的旧友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他，用古代忠贤大臣的标准要求他。

司马迁回信说——

“我年轻的时候，才华横溢，长大成人后却不能赢得乡亲们的里赞赏和好评，幸好是皇帝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才使我能够有机会为国家贡献自己微薄的才能，才能进出戒备森严的宫禁之地。我日夜想着竭尽我微薄的才能，专心致力于本职工作，以赢得皇帝的宠爱和信任。然而事情竟会出现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我和李陵同同时在一起做官，平时二人关系并不是十分要好，思想和志趣也不同，更没在一起饮过酒，交过朋友。可是我认为他是个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物。他对待父母很孝顺，结交朋友讲信用，对待钱财廉洁奉公，在取与舍之间他非常看重德和义，他对尊贵和谦卑的人，对待年长和幼小的人，都能够以礼一样对待，他谦虚、对人尊敬且能够自我约束自己，他能礼贤下士，又常常想着奋不顾身，为国家的危难而献身。我认为他具有国家杰出人才的风度。如今因他一件事情做得不对，那些贪生怕死、只顾保全身家性命的臣子，就随意捏造、夸大他的罪名，对此我感到十分痛心。况且，李陵只率领不到五千步兵，就**，他的这支部队，虽然不过是诱虎之师，但他却能主动出击，与单于的军队连战十几天，杀得敌军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的君王都震惊了，用全国的力量来围攻他们。李陵军转战千里，弓箭己尽，无路可走。而救兵又不到，死伤的士卒堆积如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陵一声令下，疲惫的士兵没有一个不奋起的，冒着敌人的兵刃，与敌人决一死战。李陵虽然战败被敌人俘虏了，我看他是想在匈奴立功以报效汉朝，以弥补他战败和被俘虏的罪过。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无法挽回，但李陵他深入敌阵、摧败敌人的功劳，也足以光耀天下了。我抱着这些想法想向大王陈说，但没有机会。恰好大王召见我，我就本着上述意思论说李陵的功绩，想用此来宽慰大王，堵塞那些陷害李陵的谗言。可是由于没说清楚，圣明的主上又没深推究，以为我是在诋毁贰师将军而替李陵开脱罪责，于是就把我交给大理寺治罪。我的诚恳忠心始终没有机会表白，落了个欺君诬上的罪名，主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贫穷，没有钱替我赎罪，朋友们没有谁来营救，主上身边的亲信也不替我说一句话。我被关进深深的监狱里，能向谁诉说我的冤处呢?这些正是你亲眼看到的，我的遭遇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人总是要死的，有的死得重于泰山，有的死得轻于鸿毛。现在，我被捆绑手脚，戴上了刑具，剥掉衣服被鞭打，关在四面高墙的监狱之中。这个时候见到狱吏就知叩头，碰上狱卒就胆颤心惊。为什么呢?因为逐渐积累了对狱吏威势的恐怖所造成的。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却说自己没有受到污辱，难道不是厚着脸皮说假话吗？哪里还有什么尊贵可讲呢?更何况西伯他也是一个诸侯王，也曾经在菱里被关押过；李斯，曾是丞相，也身遭五种刑罚；淮阴侯本来是大王，却在陈地被逮捕；彭越、张敖曾经面向南方称过大王，同样也因罪被关在监狱里；绛侯周勃灭掉诸吕，权势超过春秋五霸，结果被关请室之中，魏其侯是一员大将，也穿过赭衣、戴上刑具；季布自愿受钳刑给朱家做奴隶；灌夫也被下狱受辱。这些人都曾是王侯将相，声名远扬，及至犯罪落入法网，不能够及早自杀。落入尘埃之中的人，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哪里有什么不受辱的呢?

“由此说来，勇敢和胆怯、强盛和衰弱都是由形势决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勇敢的人不一定为名节而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节义，也会时时处处勉励自己的。我这个人虽然软弱，也想苟且偷生，但也十分清楚舍生就义的分量的。我之所以忍辱苟活下来，甚至陷入粪土之中也不推辞，是因为遗憾自己的意志还没有表达出来，如果默默地死去，我的文章著述就不能流传于后世了。

“古代有许多身为富贵而声名埋没无闻的人，多得无法统计，只有卓越非凡的人物才流芳后世。周文王被囚于美里时，推理和计算出《周易》；孔子因为受穷困，写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出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写出《国语》；孙子受膑刑，著了《兵法》；吕不韦被流放蜀地，其《吕览》流传于后世；韩非在秦国被捕入狱，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这些大多是圣贤抒发愤慨和不满的作品。这些人都是因为心里有所郁结，理想又得不到实现，所以才论述往事，以寄希望于未来的人。就像左丘明双目失明，孙子被废，终生再也不能为世所用了，于是退隐官场而专门来写书，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期待盼望着文章能流传后世，使自己的心意得到表白。近年来，我自不量力，也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浅薄的文章中，网罗天下散失的遗闻旧事，考核历史事实，研究事业成败的原因，探索朝代兴衰的道理，共一百三十篇，也想用它来反映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学说。初稿还没有完成，恰遇这场灾祸。我痛惜全书没有完成，因此遭受极刑而没有怨恨的表现。我果真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把它收藏在名山之中，传给通都大邑中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就可以偿还以前我所遭受耻辱的债了，即使被杀，我也绝不后悔!”

司马迁死后，他的书《太史公书》便渐渐流传开来，这就是后世的《史记》，共有十三篇本纪、十篇表、八篇书、三十世家和六十九列传，近五十六万字。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悼最先开始陈述司马迁的著作，于是得以公布开来。到了王莽的时候，有人请求封司马迁的后人，于是封其后人为“吏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