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涯

第7章（第2页）

我的积蓄虽还能支持三个月，但我却悠闲安静快活地生活着，这是我的性格决定的吧。我极其需要别人的关照，可这却偏偏使我没有勇气抛头露面；我必须登门造访，可却又偏偏觉得实属无聊，以致连院士们以及其他一些文人我都不去拜望。似乎只有马里沃、马布利神甫、丰特奈尔，我有时还去看看。我向马里沃请求指点自己的作品《纳尔西斯》，一部喜剧。他很喜欢，而且还好心地加以润色。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与我年岁相仿。他喜欢音乐，懂得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谈论音乐。他透露他的写作构想。因此，我俩很快便关系亲密了。这种关系一直继续了15年，要不是因为他的过错，我不幸地被扯进与他同一个行业之中，这种关系可能还要持续下去。

大家不会想到，我无法生活下去之前，我把所剩下的这短暂而宝贵的时间都用来干什么去了：用来背诵我学过百遍忘了百次的大段诗篇。每天早上十点光景，我兜里揣上一本维吉尔或卢梭的作品，跑去卢森堡公园散步，在那里一直呆到吃午饭的时间，有时朗诵圣歌，有时吟唱一首田园诗，尽管背了今天的忘了昨天的，但我仍矢志不移。我记得尼西亚斯在叙拉古战败之后，被俘获的雅典人以背诵荷马史诗谋生。我事先从此中获益非浅，熟识了许多诗人，记忆力得到良好的训练。

我还有一个也很可靠的办法，就是下棋；我不去看戏的那些日子的下午，总是去莫杰咖啡馆对奕。我在那儿结识了莱加尔先生、一个名叫于松的先生、还有菲里多尔以及当时所有的大棋手，只是棋艺并不是十分高明。但我并不怀疑，我最终将胜过他们所有的人，我认为这就足可以供我生活的了。不管我迷恋什么，我对它总是怀有同样的想法。我想：“凡是能在某一方面拔尖的人，肯定有人会找上门来的，必定时来运转，依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很多事。”这种天真并非我理智上的诡辩，而是我的懒惰使然。我害怕为了发奋必须尽快作出巨大努力，便想法粉饰自己的懒惰，想出一些合适的论据来掩盖自己的羞惭。

我内心平静地依靠积蓄过活。我相信，要不是我去咖啡馆时有时顺便去看看的卡斯特尔神甫向我猛击一掌，我可能会就这么无动于衷地花光最后一个苏的。卡斯特尔看起来疯疯癫癫的，其实是个好人：他为我的无所事事有些伤心。他对我说：“既然音乐家们，既然学者们跟您唱的不是一个调门，那您就改弦更张，去拜望女士们吧。您在这方面也许将能成功的。我跟贝赞瓦尔夫人提起过您，您去拜望她，就说是我介绍的。她是一个善良的好人，看到一位同乡会十分高兴的。您在她家将会见到她女儿布罗格利夫人，她是位才女。还有迪潘夫人，我也同她谈起过您。你可以让她看一看你的作品；她很想见见您，会很好地接待您的。在巴黎，要想干点什么都得通过女人：她们就像是一些曲线，而聪明人则是她们的渐近线；他们不断地向她们靠近，但却永远不能触及她们。”

我把这些似苦役般的拜访推了一天又一天之后，终于鼓足了勇气，去看望贝赞瓦尔夫人了。她对我很客气而热情。布罗格利夫人走进她的房间里来时，贝赞瓦尔夫人对她说道：“女儿，这就是卡斯特尔神甫跟我们提起过的卢梭先生。”布罗格利夫人对我的作品赞扬了一番，她让我在羽管键琴前看她弹奏。我看了一眼她的挂钟，快一点了，便想告辞。贝赞瓦尔夫人对我说：“您住得挺远，别走了，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也就没有推辞。一会儿后，我预感到她是让我在厨房里吃饭。贝赞瓦尔夫人是一位非常好的女人，但知识不多，过分地拘泥于她那波兰贵族的显赫出身，不懂得尊重有才华的人。这一次，她甚至都没注意我的穿戴，而只是根据我的举止对我作出了判断，其实，我那天穿得虽很朴素，但却十分清爽，根本就不像是个在膳房用餐的人。我早就不再到膳房用餐了，所以这一次也不想再去。我借口一桩小事向贝赞瓦尔夫人告别。布罗格利夫人走到母亲身边，对着她的耳朵嘀咕了几句，产生了效果。贝赞瓦尔夫人连忙起身，挽留我说：“我想请您赏光同我们一起用餐。”我认为再拿架子就太蠢了，便留了下来。再者，布罗格利夫人的好心也打动了我，让我觉得她很好。我同她一起用餐非常自在，并且希望她能更多地了解我，将不致因给了我这份荣幸而感到后悔。她们家的好友拉穆瓦尼翁院长也一同用餐。他同布格罗利夫人一样，讲一口巴黎上流社会社交场合的行话，尽是些花俏词句和隐晦的哑谜。对于这些让一雅克并不擅长。可我很识相，不敢自作聪明，硬充好汉，只是一言不发。我要是总能这么乖巧就好了!也就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落入深渊了。

我觉得很伤感，辜负了布罗格利夫人的厚望。饭后，我想起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我口袋里装着一首书简诗，是我在里昂逗留期间写给巴里索的。这首诗不乏热情，我朗诵时更是**满怀，听得他们三人全都落下了眼泪。也许是真地，也许有些做作，反正以我的理解，我能觉察到布罗格利夫人示意她母亲说：“怎么样，妈妈，我没说错，此人应和您而不该同女佣们一起用餐吧?”此前，我心里一直很难过，这么报复之后，我才高兴起来。布罗格利夸张地以为我能一举成名，震动整个巴黎。为了对缺乏经验的我加以引导，她给了我一本《X伯爵忏悔录》。她对我说：“这本书是个良师益友，您将来在社交场上会用得着的。您也许能从中获益。”我怀着对赠我书的人的感激之情，把这本书保存了二十多年，仍心里常常对这位夫人以为我有风流才气感到好笑。因为这书，使我在心里萌发了结识作者的冲动。我的习性给了我很好的启迪：该作者是我在文人中惟一的真心朋友。

自这时起，我便敢于相信，贝赞瓦尔男爵夫人和布罗格利侯爵夫人既然对我感兴趣，我的生计便不用太担忧了。我并没看错。现在来谈谈我初登迪潘夫人家门坎的情况，这对我产生了更加久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迪潘夫人是萨米埃尔·贝尔纳和方丹夫人的女儿。她们有三姐妹，人称美慧三女神。拉图什夫人同金斯顿公爵逃到英国去了；阿尔蒂夫人是孔蒂亲王的情妇，而且更是他的朋友，惟一的、真诚的朋友，是一位性格温柔可爱、心地善良，而且思想开朗，生性达观富于向上精神的女子；迪潘夫人是三姐妹中最美貌的一位，也是惟一一位未受人指责有不轨行为的女子。她是迪潘先生因好客而到手的，她母亲为了感激他在他省内热情款待了她而把女儿许配了他，并且还给了他一个包税吏的职位和一笔巨额财产。初次见面，便让我觉得她是巴黎最少有的几位美人儿之一。她接待我时正在梳妆。她**着玉腕，披散着秀发，晨衣不整。我从未受过如此接待，可怜的脑袋晕晕乎乎的，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总之，我是恋上迪潘夫人了。

她并未觉察出我在她面前的不安和惧怕。她对我的书和我这个人都挺热情，以一个行家的身份跟我谈论我的方案，一边唱，一边弹着羽管键琴伴奏，还留我吃了午饭，让我坐在她的身边。我为之而欣喜如狂。她允许我去看她，我便趁机老往她家跑，差不多每天都去，每周还在那儿吃上两三次饭。我似有千言万语，却苦于无法说出口。有好多种原因加重了我天生的胆怯。登上了富家之门就是走上了幸运之路，就我当时的处境，我不愿贸然行事，以免把这条路给堵死了。迪潘夫人虽然活泼可爱，但一本正经，行止检点，让我不敢做得过火。她家门庭，当时非常荣耀，在巴黎无出其右。她家贵客如云，要是稍许少点儿，可说是集各类之精华了。她爱结交有头有脸的人物：权贵、文人、美妇等。人们在她的家里见到的尽是公爵、大使、名流。罗昂公主、福卡尔丛埃伯爵夫人、米尔普瓦夫人、布里诺尔夫人、赫维夫人，都可说是她的朋友。丰特奈尔先生、圣皮埃尔神甫、萨利埃神甫、富尔蒙先生、贝尼先生、布封先生、伏尔泰先生都是她的座上宾。她的文静和矜持让年轻人不敢有非分之想，她交往的朋友高贵而富有地位，就更让人敬畏了，而在这种人中间，可怜的让一雅克就没什么资本炫耀的了。所以，我不敢说话，但又憋不住，只好斗胆地给她写信了。她把我的信压了两天，没有跟我提起。第三天，她把信还给了我，冷淡的态度，严厉的责备，令我浑身发冷。我想说几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那一见钟情的**同希望一起熄灭了，在礼貌地表白了一番之后，我同以往一样地继续去拜访她，再也没有向她倾诉过什么，眼睛也变得老实了。

我以为我的蠢事被遗忘了，其实我想错了。弗朗格那先生是迪潘夫人的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儿子。我们的岁数相差无几。他挺聪明，长得也好，可能有非分之想。据说，他对其继母有点意思的，也许就因为她替他找了一个很丑、很温顺的妻子，她同他们小俩口相处得非常融洽。弗朗格那先生爱怜和尊重有才华的人。他深谙音乐，所以音乐成了我俩之间的联系纽带。我常去看他，我很喜欢他。突然，他暗示我，我去迪潘夫人那儿的次数太多，应注意些。如果在还我信时，她有这种表示倒还说得过去，可都快十天了，无缘无故地就这么说，我觉得不合时宜。事情令人无法捉摸，弗朗格那家依然对我很热情。不过，我去得少了，要不是迪潘夫人又突发奇想，我可能根本就不再去了。迪潘夫人请我替她照管她儿子八九天，因为要换家庭教师，她儿子在此期间无人看管。我那些日子真难熬，要没有服从迪潘夫人的那种喜悦，那简直让人受不了，因为那个可怜的舍农索从那时起便是个脾气暴戾的人，差一点辱没门庭，并因此而死在了波旁岛。我在照看他的时候主要任务是防止他胡作非为，但这让我心力交瘁。即使迪潘夫人作为报偿以身相许，我也不会再看管他一个星期的了。

弗朗格那先生跟我关系不错，我跟他一起学习。我俩一起去鲁埃尔先生那儿上化学课。我离开圣康坦旅馆，来到维尔德莱的网球场附近，以便与他更亲近些。维尔德莱街通向迪潘先生居住的普拉特利埃街。在那儿，我因麻痹大意而患了感冒，还转成了胸部炎症，差点儿送了命。我年轻时经常患这类炎症，如脑膜炎，特别是常患咽喉炎，在此，我不多说了。这些病都让我看到离死不远了，使我对死神的面目都挺熟悉地了。在康复期间，我有时间考虑考虑我的处境，悔悟我自己的怯懦麻木，没有勇气与懒散。尽管我感到心中有一团火，可是我的麻木却使我沉溺于无所用心之中，总是几近穷困潦倒，不能自拔。病倒的前一天，我还去看了当时正在上演的鲁瓦耶的一部歌剧，剧名我忘了。虽然我常自惭形秽，可我仍不禁认为这部歌剧不行，缺乏热情，没有创意。我有时心里敢这么想：“我觉得我要写的话会比它好。”可是，一想到写一部歌剧以及艺术家们把歌剧说得神乎其神，我便不寒而栗，立即打了退堂鼓，并且因为不知天高地厚而羞愧难当。同时，没人能帮我顺从我的意愿写歌，并修改到最好。这种作曲和写作歌剧的念头在我生病期间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而且，在我发烧迷糊之中，脑子里还编了些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深信还写了两三支“即兴之作”，如果大师们能听到演奏的话，会十分赞扬和赏识。啊!要是能把一个发烧病人的梦呓记录下来，人们将看到从他的谵妄之中有时会产生多么崇高伟大的作品呀!

这些音乐和歌剧的主题在我康复期间仍挂念在我的心里，但比先前要平静得多。我全心全意地想象着，试图把这些主题弄个一清二楚，而且想试试独立地写一部歌剧，包括词和曲。这并不完全是我初试锋芒了。我在尚贝里就写过一部悲歌剧，剧名为《伊菲斯与阿那克撒莱特》，我觉得拿不出手来，而烧掉了。我在里昂又写了一部，名为《发现新世界》，在读给博尔德先生、马布利神甫、特吕布莱神甫以及其他一些人听了之后，我终于又付之一炬，尽管我已经写了序幕和第一幕的曲子，而且达维看了曲子之后还对我说，有的部分与布奥农奇尼的毫不逊色。

这一次，动手之前，我花时间思考了我的提纲。我计划写一部英雄的芭蕾舞剧，写三个不同的主题，分成三幕，各自成篇，每个题材都配以不同性质的音乐。作品的名字《风流诗神》源于每一幕都把诗人的爱情作主要材料。第一幕配以强劲的音乐，演的是塔索；第二幕配上缠绵缱绻的音乐，演的是奥维德；第三幕名为《阿纳克雷翁》，充满古希腊酒神赞歌的明快流畅与欢乐。我先在第一幕上试作，投入巨大热情，第一次使我体味到作曲的欣喜滋味。一天晚上，我正要走进歌剧院，突然之间感到灵感有了，我便把买票的钱放进口袋，跑回家中，把所有窗帘拉上，不让阳光进来，然后，躺到**，沉醉在诗情乐兴之中，用了七八个小时，迅速地构思好第一幕的华彩部分。可以说，我对费拉尔公主的爱（因为我当时就是塔索）以及我面对她那不义的兄弟所表现出的高尚、傲岸的情感，使我那一夜美不可言，即使我像主人公一样沉浸于幸福之中，也没这种感觉。到了早上，我脑子里剩下的只是我构思的一小部分，但这仅剩的一点点东西，虽然因我的倦慵和困顿而几乎被抹尽，但仍能看出所代表的片断的活力。

这一次，由于别的琐事的耽误，中断了这件工作。在我与迪潘家过从甚密的时候，我不时地仍去拜望的贝赞瓦尔夫人和布罗格利夫人没有忘记我。近卫队长蒙泰居伯爵刚被任命为驻威尼斯大使。他巴结巴尔维克而获得这一差事。他的兄弟蒙泰居骑士是王太子的侍从，认识贝赞瓦尔夫人、布罗格利夫人以及我有时也去拜望的法兰西学院院士阿拉利神甫。布罗格利夫人得知大使想找一名秘书，便推荐了我。见面时，我提出了很低的薪金要求，定在50金路易。可他只肯给一百皮斯托尔，还要我旅费自理。这条件太可笑了。我俩无法达成一致。弗朗格那拼命挽留我，我才没拂袖而去。我静观其变，蒙泰居先生带着另一位秘书走了。这位秘书名叫福罗先生，是外事办公室派给他的。他俩刚到威尼斯便吵翻了。福罗意识到自己无法忍受，所以辞别而去。蒙泰居先生只有一个名叫比尼斯的年轻神甫，只能在秘书手下抄抄写写，胜任不了秘书工作，因此又来求我。他的骑士兄弟是个精明人，把我哄得团团转，暗示我秘书这个职位是有一些权益的，并许给我一千法郎的薪俸，外加20金路易的旅费，因此，我便动身了。

到了里昂，我多么想从塞尼山去探望一下亲爱的妈妈。可我却沿罗讷河而下，在土伦乘船过海了，因为一方面，战端已起，而且希望少花些钱，另一方面要去找米尔普瓦去取通行证，他当时任普罗旺斯驻军指挥，是人家让我去找他的。蒙泰居先生缺不了我，接二连三地写信催我赶快去，但我却为一件始料不及的事而停留了下来。

当时正值墨西哥瘟疫肆虐时期。英国舰队在那儿停泊，检查了我乘坐的斜桅小帆船，致使我们在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越海航行之后抵达热那亚时，被瘟疫隔离了21天。检疫站没有检查设施，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呆在船上。大家便都选择留在船上。难耐的闷热、狭窄的空间、无法走动和虱蚤的叮咬，使我宁可豁出去住进港口检疫站。我被领到一幢三层的大楼房里，里面什么都没有，只剩可怜的一只凳子，一些干草。有人把我的大衣、睡袋、两只箱子给我拿了来，随即把大门用大锁锁上，我便一人呆在里面，随意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楼上楼下地乱窜，到处都空无一人，**然无物。

我并不后悔离开了船，坦然接受了这些。我像个新鲁滨逊似地动手安排我21天的生活，就像我要在此过一辈子一样。我先是饶有兴趣地去捉船上带来的虱子。我浑身上下清理了虱子，便着手布置我为自己选定的房间。我用外衣和衬衫做成一个厚厚的床垫，把好几条毛巾缝在一起当床单，枕头是卷起来的大衣，被子便是睡衣。我把一只箱子放平当凳子，把另一只箱子立起当桌子。我把纸张和文具盒拿出来，把所带的十多本书码放好了。总之，我布置得非常之好，除了没有帘子和窗户而外，在这个空无一物的检疫站里，我几乎同在维尔德莱街网球场附近的家里一样地舒适。两个掷弹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护送着给我送饭。真够气派了!楼梯是我的餐厅，楼梯口当我的桌子，梯级是我的坐凳，饭菜摆好之后，送饭人一边退下一边摇铃，请我随便享用。两餐饭之间，当我不读不写，又不布置房间的时候，我便去充作我的庭院的新教徒墓地散步，或者爬上朝向港口的顶塔，可以眺望船只进进出出。我就这样过了两周，要不是法国使节戎维尔先生给我缩短了一周，我只能无可奈何，无什么怨言地呆满所有时间。他收到了我捎去的一封信才来的，信是醮了醋，涂过香料，熏得半焦了的。余下的几天我是在他家度过的。实话实说，在他家比在检疫站舒服得多。他友好亲热地对待我。他的秘书杜邦是个好小伙子，带我去了热那亚城里和乡下的好几家人家，玩得挺开心。我们通信很长一段时间，友谊很好了。我穿过伦巴第，继续愉快地前行。途经米兰、维罗纳、布雷西亚、帕多瓦，最后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已经急不可待了。

这使得我的日子很好过，并且使他的那些意大利随员，以及侍从和大部分馆员无法在使馆内与我争高下。我成功地利用所享有的权威维护了大使的治外法权，即是说保护了使馆区的安全，从而维护了使馆的豁免权，而他的威尼斯籍官员是绝对不会去干的。不过，我也从不允许匪徒躲进使馆里来，尽管这对我会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大使阁下也不会不屑于从中分肥。

大使露骨地表示需要分享称之为办公费的那笔秘书处的特殊收益。当时正值战争时期，不免有许多护照要签发。每签一份护照，就得付给签发并副署的秘书一个西昆。我的所有前任都无一例外地收取这一个西昆，不管领照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我认为尽管我不是法国人，但还是为法国人免去了这一个西昆。但对其他国家的人，我是毫不客气地索要签发费。有一次，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兄弟斯柯蒂侯爵派人来签了一份护照，可是却没有送那一个西昆来，我坚持要收取，派人去索要。对于我的大胆妄为，那个爱报复的意大利人耿耿于怀。我的改革，使人想要钻空子，想冒充法国人，装出普罗旺斯人、庇卡底人和勃艮第人的腔调。我耳朵灵，不会受骗，而且我不信有哪个意大利人能少交这一个西昆的，但也绝不会有一个法国人会多付这一个西昆的。我却很愚蠢地向蒙泰居透露了这件事，他原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一听“西昆”二字，他立刻竖起了耳朵，对减免法国人的西昆他倒是没有向我提出异议，却要与我分享外国人交纳的钱，许诺给我其他帮助。我的利益受到损害倒还罢了，可这种卑鄙行径却让我怒不可遏，我毫不容情地把他顶了回去。他仍旧坚持，我更火了。我气呼呼地对他说：“不行，先生。我们应分清，各自保留自己的利益，我永远不会让您一个苏的。”他见这条路不通，便另生一法，竟恬不知耻地跟我说，既然我从他的馆办得到收益，那理所当然办公费开支就该由我负担了。我不想在这一点上斤斤计较，因此，从此以后，墨水、纸张、火漆、蜡烛、丝绳，甚至我让人重刻的印章，都是我出的钱，他再也没有任何资助。尽管如此，我还是把签证收益分了一小部分给比尼斯神甫。他是个好小伙子，从未在这种事上打过主意。他对我很好，我待他也不薄，我俩一直相处得很好。

蒙泰居先生完完全全地信赖马利侯爵，但他并不是什么都管，所以蒙泰居先生对自己的职责疏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要是没有我的话，在威尼斯的法国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自己国家的大使在。当他们向大使寻求保护时，他一概把他们打发走了事，不愿听他们的申诉，因此，他们也就灰心丧气了，从此，再也没有法国人去和大使打交道了，而大使也从来不邀请他们。我经常主动地做一些他本该做的事情：我尽我所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换到别的国家，我会做得更多一些，但在这里，由于自己的地位所限，我无法去见有地位的人，常常不得不求助于领事，而领事因为全家定居在这个国家，有点畏首畏尾，不敢做本属于他的事情。不过，有时候，见他优柔寡断，不敢说话，我便豁出去进行大胆交涉，而且好几次都成功了。记得有一桩事，现在想起来都让我好笑。没人知道，要不是我巴黎的戏迷们就看不到卡罗利娜和姐妹卡米耶。可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她俩的父亲维罗奈斯同他的女儿们已经同意大利剧团订好了合同。拿了两千法郎的旅费之后，他们并未动身，而且不急不忙地在威尼斯的圣吕克戏院演了起来。卡罗利娜尽管还是个孩子，却有很多热情的观众，热弗尔公爵作为国王侍从长官，给大使写信，让他找回他们父女。蒙泰居先生把信交给我时只交代了一句：“您看看这个。”我去找勒布隆先生，请他与圣吕克剧院的业主说说，让他辞退已受聘为国王演出的维罗奈斯。我记得，那个业主叫什么齐斯提尼安。勒布隆没当心这件事给办坏了。齐斯提尼安闪烁其辞，维罗奈斯没有被辞退，我很生气。当时正值狂欢节。我穿上带风帽的化装长外衣，戴上假面具，让人送我去了齐斯提尼安的府邸。凡是看见我的饰有大使徽号的威尼斯平底轻舟进来的人都大吃一惊。威尼斯以前还没发生过这种事情。我进到门内，让人通报unaSiomMaschem求见。我一被领进去，便摘去假面具，说出了姓甚名谁。参议员脸色一下子很难看，哑口无言。我用威尼斯话跟他说：“先生，我很遗憾，冒昧前来打扰阁下，但在您的圣吕克剧院有一个名叫维罗奈斯的人，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效劳了，我们曾让您退还此人，可毫无结果，所以，现在我代表法国国王前来要这个人。”我短短的几句话产生了效果。我刚一走，那人便跑去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最高法院，但被训了一通。维罗奈斯当天便被解聘了。我让人告诉他，如果他一周内还不动身前往法国他将被逮捕并强制押送。他乖乖地动身了。

在我毫无私心做我所能做的这一切好事的时候，如果我学会把所有这一切细枝末节安排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以免受骗上当，即使自己吃点亏，但帮了别人忙该多好!可是，在我当时所处的位置，哪怕一个细小的差错都会造成不良后果，我殚精竭虑，注意别在办事时出乱子。在主要职责上，我都是兢兢业业、有条不紊的。除了因为实在赶得太急，在密码上出现过几个错处，遭致阿梅洛的职员们埋怨过一次而外，没有其他任何人指责我在工作上的任何失误，这对一个像我这样大大咧咧、愚蠢笨拙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可小觑的。可是，在我负责的个人问题上我却记性不好，且很不细心的，可我爱讲公道，总是不等别人埋怨，便主动地承担了责任。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与我离开威尼斯有关，而且回到巴黎还常在脑海中闪现。

我自觉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我最喜欢的就是自己的工作。除了与我的朋友卡利约交往，同我马上就要谈到的品德高尚的阿尔蒂纳交往，除了去圣马克广场来点无伤大雅的娱乐、看看戏和我们几乎总是一起去串串门而外，我最喜欢的就是自己的工作。尽管我的工作并不太繁难，特别是还有比尼斯神甫相帮，但由于联系面太广，又处于战争时期，所以我每天还是很忙碌。我每天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而信使来的时候，有时则需干到半夜。余下的时间，我便用来学习我开始干的业务，我真希望通过开始时的努力，以后受到重用。的确，我的口碑甚好。首先是大使，他高度赞扬我的工作，从未抱怨过，他后来之所以发那么大火，完全是因为我见一再诉苦不起作用，终于自己决定离开。我们与之有公文往来的大使们和外交大臣，总是对他赞扬他的秘书的才干，这本来应该是他的荣耀才对，可却因为他的心术不正，反而起了完全相反的效果。特别是在一个重要场合，他听到了对我的赞扬，使我们的矛盾激化了。这件事有必要说明一下。

洛皮塔尔侯爵在理应感谢其同僚的同时，跟他谈到了他的秘书以及该秘书刚刚对共同事业所作的贡献。蒙泰居因玩忽职守本该自责一下的，但听了对我的这番夸奖，认为在有意指责他，所以跟我谈起这事时气呼呼的。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曾对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纳伯爵这么自行处理过，如同这次与洛皮塔尔侯爵一样，尽管事情没这么重要。由于到君士坦丁堡不通邮路，只有参议院不时地派遣信使给大使送信，所以信使出发前总要通知法国大使，以便他觉得必要时，可以顺便给他的同僚捎信。通知本应一、两天前送来，但人家不把蒙泰居先生放在眼里，所以只是在信使出发前一两小时才告诉他一声，表示一下而已，这就使得我有好几次在他不在的时候自行写信捎去，卡斯特拉纳先生回信时总要提到我，语多褒奖。驻热那亚的戎维尔先生也是这样，蒙泰居先生每每气上加气。

我承认，我不会轻易放过每个表现自己的机会。但我也并不是不识时务地乱找机会。我觉得好好干活，并希望因此而获得理所当然的回报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那些有能力评判并犒赏我的工作的人对我的赏识。我不会说正是由于我的尽职尽责，才使得大使对我耿耿于怀，但我完全可以说，直到我离开使馆的时候，他对我的惟一指责就是这一点。

他的那个使馆，一直搞得一团糟，里面尽是些流氓恶棍。法国人在里面受虐待，意大利人则春风得意；而且，即使在意大利人中，在使馆工作了许多年的好职员不知因为什么被辞退了，特别是他的首席随员，我想是叫庇阿蒂伯爵，或者类似这样的姓氏，此人在弗鲁莱伯爵手下就是首席随员了。蒙泰居先生的第二随员是他自己挑选的，原是曼托瓦的一名盗匪，名叫多米尼克·维塔利，大使竟让他独揽使馆总务。此人溜须拍马，卑鄙克扣，什么都干，从而取得了蒙泰居的信任，成了他的宠信，使馆中本来就少的正派人和他们的上司秘书大受其害。一个正派人的严正目光总是使骗子们惴惴不安的。就凭这一点，便足以使那家伙对我恨之入骨了，不过，他们的恨不止是这个，还有更严重的。必须把这个原因说出来，如果是我的不对，大家可以谴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