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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1页）

第7章

沉默和忍耐了两年之后，尽管我横下了心不再写了，但还是拿起笔来。或许这会让读者们议论纷纷，我只请求你们读后再作结论。

大家都看到了，我平静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一种平稳的、比较温馨的生活中流逝的，无大祸也无大福。这种平平庸庸大部分是我那炽热但软弱的天性使然，使我难以振作而极易颓丧。这种天性使我只有在受到震撼时才会摆脱闲静，但却因慵倦与兴趣所致，复又回到闲静之中，我既不行善也没作恶，平平静静地，把我带回到我天生感到喜爱的那种闲散而平静的生活中去，从不让我有任何大的作为，不管是在好的方面还是在坏的方面。

我要叙述另一个情况。30年间有利于我的习性的命运，在后30年中，却与之相悖，而且，从我的处境和爱好的这种不断的对立之中，人们将会看到，一些巨大的错误、一些闻所未闻的不幸以及除了坚强而外，一种道德出现了，它在困难面前赢得尊敬。

本书的上卷是凭记忆写成的，里面一定有很多错误。由于还是不得不凭着记忆来写下卷，可能里面的错误会更多。对我平静无邪地度过的美好年月的温馨回忆给我留下了万千纯美的印象，我不厌其烦地静静体会。大家很快就会看到，这与我对后半生的回忆是多么地不同。每忆及此，总要重尝其苦涩。我不想用这些痛苦的回忆去加重自己处境的艰辛，所以总是尽可能地避而不提，我做得很成功，反而在关键时刻给遗忘了。这种对苦难的健忘是上苍对我后来命运多舛时赋予我的一种慰藉。我的记忆专门让我回忆愉快往事，这成了我那只预见前途凶险的惊惧的想象力的一种有益的抗衡。

我也曾搜集过一些资料，以便言之有据，但是已经落入他人之手，再也收不回来了。我只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忠实向导，那就是标志着我生命延续的感情之链，而且通过这些感情，也成为说明其因果关系的事件之链。我不太在意自己的痛苦，但是，我不会忘记自己的过错，更不会忘记自己美好的感情。对我来说，对过错和美好感情的回忆太宝贵了，所以永远不会从我心中抹去。我也许犯过一些张冠李戴以及时间顺序错乱的过失，但对自己所感受到的，是感情使然，不可能出现问题，而这正是关键之所在。我忏悔的本意就是让人了解我一生中处于各种境况下的内心世界。我已毫无保留地表露出我的心迹，正如现实的情形一样。

然而，非常幸运，我在一本信件抄本中保留着六七年时间的可靠资料；信的原件在佩鲁先生的手里。此信件抄本终止于1760年，包括我蛰居退隐后、跟那些认识的人争吵的日子：这是我一生之中难以忘记的时期也是我所有一切其他不幸的根源。至于我所能留存的、数量有限的那些更近一个时期的原始信件，我没有把它们抄录在那本抄件后面，因为量太大，无法逃过我的那些阿尔古斯的警觉，我把这些或许能表明我的东西抄在书本后面，因为我并不担心读者会忘记了我是在写忏悔录，而以为我是在写辩护词，但是，读者也不应该在真理为我说话的时候认为我会不道破真相。

总而言之，下卷与上卷就其真实性而言是相同的，除了所述之事重要而外，也并不优于上卷，而且，在很多地方不如上卷。我是在伍顿或特利城堡，兴味盎然、踌躇满志地写的上卷，我所要回忆的所有的往事都是一件件新奇的快事。我不厌倦地一次次修改，直到最好为止。今天，我记忆力减退，脑子也不行了，几乎无法干任何事情。我只是勉为其难、心怀痛楚地在写这个下卷。它展示于我的只是不幸、背叛、负义，只是一些悲痛欲绝、撕心裂肺的往事。我真地希望这些话深深地藏在心中，可我又不得不说出来，所以只好藏藏掖掖，耍弄花招，尽量地改头换面，卑劣地去干生来就不会干的事情。我感觉屋子的四周布满了眼睛与耳朵；我被心怀叵测、警觉有加的奸细和探子包围着，惴惴不安、心魂不定地在纸上匆匆写上几个不连贯的词句，几乎都来不及细看，更甭说是修改了。我心里很明白，她们这样做是因为惧怕事情败露。我如何才能使真相露出端倪呢?我尝试着，但并不抱什么成功的希望。大家可想而知，这样还怎么能写出动人的场面，并使之富有引人入胜的色彩呢。因此，我说一句，真正热爱真理和正义的人们，想要搞清所有的事情，就应该毫不懈怠地读下去。

上卷末尾，我不无遗憾地去了巴黎，把我的心留在了沙尔麦特，在那里筑起了我最后的一座空中楼阁，希望总有一天，妈妈能理解我的苦心，把我可能积攒的钱财带回到她的面前，因为我认为我的记谱方法是我的一种可靠财富。

我在里昂停留过一段时间，看看熟人，弄几封去巴黎的推荐信，卖掉我随身携带的几何书。我给大家印象不错，博得了好感与欢迎。马布利夫妇见了我很高兴，请我吃了好几顿饭。我在他们家结识了马布利神甫，正如我先前在他们家结识了孔迪亚克神甫一样。他俩都是一样来弟弟家做客。马布利神甫给了我几封去巴黎的推荐信，其中有一封是给丰特奈尔先生的，还有一封是给凯吕斯伯爵的。这两人后来与我十分投机，特别是丰特奈尔，他在世时我们相处非常好，而且在我俩促膝谈心时，我没来得及理会他规劝我的一番好意。

我又见到了博尔德先生。我同他早就认识了，他常常慷慨大方、真心实意地帮助我。这次相见，我觉得他依然如故。我的书得以销售全赖他的大力支持，而且还亲自或托人为我写了几封挺有用的去巴黎的推荐信。

我又见到了地方长官先生。我是因博尔德先生才与他相识的，而通过他，我又结识了黎塞留公爵先生。后者当时正路过里昂，帕吕先生把我介绍给他。我受到黎塞留先生盛情款待，嘱咐我到他巴黎的家中作客。我后来去看过他多次，但结识这么高的权贵对我却从未有过任何益处。我下面将要经常谈到他的。

我又见到了音乐家达维，他在我以前的一次旅途受困之中帮过我的忙。他曾借给我或者送给我一顶软帽和几双袜子，我便珍藏着，尽管我俩后来经常见面。不过，我后来送了他一件差不多等值的礼物。如果在这里谈的是我应该做的事的话，我会把自己说得比这更好一些的，但说的是我所做的事情，很遗憾，这是不同的两件事。

我又见到了高尚豪爽的佩里松，而且，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他那惯常的高尚品德，因为这一次他给了我他上一次给予和蔼的贝尔纳同样的礼物：帮我买了长途旅行的车票。我又见到了外科大夫巴里索，他是世上最好、最仗义的人。我还见到了他那位亲爱的戈德弗鲁瓦，十年来，他一直供养着她，其全部长处几乎只是性格温柔、心地善良，与她认识的人都不忍离她而去，对她充满爱怜，因为她患病快要死了。没有什么比其所爱之人的天性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正性格了。当大家见到温柔的戈德弗鲁瓦时，便了解了巴里索的善良为人了。

我非常感激这些善良正直的人们。后来，我同他们都疏远了，当然不是因为忘恩负义，而是由于常常使我看上去像是薄情无义的那种难以克服的懒惰。他们的帮助我从未忘怀，但对我来说，用行动来报答他们并不困难，而老是用言词向他们表示感激却属不易，因为我做不到按时给他们写信，这于我很困难，懒于动笔，既羞愧又尴尬就更加不知如何弥补自己的过失，于是，我干脆不再写信了。因此，我便音讯全无，似乎已把他们给忘掉了。巴里索和佩里松甚至毫不介意，我感觉我与他们一如从前那样亲密，但博尔德先生则不然，20年后，大家将会看到，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自以为遭人冷落时，其自尊心会激起他多大的报复心理。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会忘记一个可爱的人儿。我怀着格外高兴的心情又看见了她，她温馨可人，给我深刻的记忆。她就是赛尔小姐，我在上卷中谈到过她，我在马布利先生家里时，又与她再次相逢。这次旅行，我比较悠闲，见她的次数更多，心里对她有了强烈的感情。我非常自信，她对我也会有同样强烈的感情，但她对我十分信赖，所以我就更不敢冒冒失失。她一无所有，我也囊空如洗。我俩境况十分相似，所以无法结合，我出于其他考虑，暂不打算结婚。她告诉我说，有一个名叫热内夫的年轻商贾好像想与她喜结良缘。我在她家见过那人一两次。大家与我的感觉是一致的，他是个正派的人。我深信她同他在一起会幸福的，所以我希望他娶她。后来他真地娶了她。为了不打扰他俩纯洁的爱情，我赶紧动身了，并祝愿这位可爱的人儿幸福快乐。我的愿望随着两三年后她的辞世而破灭。我一路之上一直魂牵梦绕着她，我当时感觉到，而且后来每每回忆起来仍常感到，人们为义务和道德作出牺牲是很不容易的，但却因这种种牺牲在内心深处留下的温馨回忆而得到了很好的补偿。

以往的旅行，我觉得巴黎很糟糕，这一回却恰恰相反了。不过，这并不是指我的住房条件，因为我按照博尔德先生给我的地址，住进了圣康坦旅馆，在索邦神学院附近的科尔迪埃街上。糟糕的街道，糟糕的旅馆，糟糕的房间，一些伟大知名的人却委屈地呆在其中，诸如格雷塞、博尔德、马布利神甫和孔迪亚克神甫以及其他好几个人，可惜我一个也没遇上。但我在那里却遇到一个名叫博纳丰的先生，是个瘸腿乡绅、诉讼人，爱附庸风雅。通过他，我与罗甘认识了，他是我现在最亲密的朋友。通过罗甘，我又结识了哲学家狄德罗。我后面将要大谈特谈狄德罗。

我于1741年秋天来到巴黎，随身带着的全部家当就是15个金路易现金、喜剧本《纳尔西斯》和我的音乐计划。因此，我需要在短暂的时间内，仰仗这些增添财富。我赶紧利用我的推荐信。一个年轻人，面孔还可以，又貌似有点才气，来到巴黎，总是坚信受人欢迎的。空洞的欢迎，只是让我觉得高兴而已，毫无益处。我被推荐给的所有的那些人中，只有三个对我是有用的：一个是达梅桑先生，萨瓦的贵族，时任王室马厩总管，我觉得他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信；另一个是博茨先生，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国王收藏室的勋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卡斯特尔神甫，耶稣会会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这几个关系，除了达梅桑先生而外，他们都是马布利神甫为我引荐的。

达梅桑先生急我所急，给我介绍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会议长，小提琴拉得很好；另一个是莱翁神甫，当时住在索邦神学院，是一位很可爱的年轻贵族，他在上层仗着是骑士而非常得意，可惜很快死去了。他俩都突发奇想，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缓解了一下我的囊中羞涩。莱翁神甫对我很友好，想要我当他的秘书，但他并不富有，充其量只能付给我八百法郎，我婉言谢绝了，因为这点钱都不够我付店钱、饭费和日常花销的。

博茨先生待我非常之好。他喜欢做学问，而且也有学问，可惜书生气太浓。博茨夫人简直像他的女儿了，她亮丽照人，但矫揉造作，喜欢打扮。我有时在他们家吃饭。面对她我变得像傻子一样，不知所为，呆板愚笨。她举止随便，令我胆怯，使我更加显得滑稽可笑。当她把菜碟递给我的时候，我便伸出叉子，怯生生地戳上一小块她送到我面前的菜，以致于她在把要给我的菜碟递还仆人时，总要扭过头去，免得我看见她在笑。她也许很难置信像我这样土气的人还能表现出才华。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后者每周五科学院例会之日都来他家吃饭。他跟雷奥米尔先生谈起我的方案，并谈到我有意把该方案呈请科学院审核。计划得到考虑归功于雷奥米尔先生的帮助。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由雷奥米尔先生领进科学院，并由他作了介绍，当天，亦即1742年8月22日，我荣幸地把我为此准备好的论文宣读了。尽管这座科学殿堂确实名人荟萃，但我表现得很大方坦然，并不像面对博茨夫人，我宣读论文和回答问题都还不错。论文获得成功，备受赞扬，我既感到欣喜，又觉得惊奇，因为我几乎想象不出，在院士们面前，一个不是院士的人竟然能与他们有着共识。委派审核的院士是梅朗先生、埃洛先生和富希先生。他们当然都是卓绝的人，但对音乐几乎无所知，顶多只是勉勉强强能审核我的方案而已。

在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既确实又惊奇地深信，如果说学者们有时候没有其他人的偏见多的话，那么，他们对自己已怀有的偏见却更加死抱住不放。尽管他们的大部分异议都不值一驳，站不住脚，尽管我承认我在答辩时用词不当，拘谨胆怯，但我的理由却是充分而无可争议的，可我却一次也未能让他们听得进去，让他们感到满意。他们连我的意思都没弄明白，便用几句响当当的话，轻易地就把我给批驳了，让我惊讶得目瞪口呆。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挖出一个叫什么苏埃蒂神甫的，说是他早就想到过用数字来记述音阶了，因此，足以说明我的那一套只是看着新鲜，其实并非是这样。尽管我从未听说过苏埃蒂神甫这个人，尽管他那根本没考虑八度音的记录单旋圣歌的七音记谱法无法与我那简便的方法相提并论——因为我的创造能容易地用数字表达音乐中的任何想象，如谱号、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苏埃蒂连想都没有想到的东西，——实际上，他可以算是在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上作出了最初发明。但是，他们除了对这种最初的发明夸大其重要性而外，并未适可而止，一旦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便信口雌黄，胡言乱语。我认为合理地用移调和谱号很重要，这算是自己的长处吧，因此，同样一个作品，不管想用什么调子，只须在曲子前头换上一个字母，便可以记录下来，并可随意移调了。这帮大人先生曾听到巴黎的名不见经传的乐师说过，移调演奏的方法一文不值。他们根据这些东西，把我的发明的优点当作缺点而予以否定，并下结论说，我的记谱法适合声乐，而不适合器乐，其实，他们倒是应该说，它既适合声乐，更适合器乐。根据他们的报告，科学院给我颁发了一张证书，极尽溢美之词，但实际上却可看出，他们认为我的方法陈旧和一无是处。我认为没必要用这张证书来装饰我要让公众来评判的那本名为《论现代音乐》的作品。

这件事使我不无理由认为，为了很好地研究一个问题，即使思想狭隘，但只要深入钻研该问题，总比那些博学多识，但对此无独立思考的人强得多。对我的方法所提出的惟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摩提出来的。我刚向他阐述，他便看出了它的不足之处。他对我说：“您的记谱法，在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始终以简述繁方面，都是很好的，普通的记谱法很难达到，但它却必须要动脑子去想，而这是总也跟不上演奏速度的，这是它不好的地方。“我们的音符位置，”他继续说道，“一目了然，用不着动脑子去想。如果有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用一连串中间音符连接起来，我能很清楚地判断这是有联系的前后阶段，而要弄清您的方法中的那一连串中间音符，我就必须把您的那些数字一个一个地认明白，根本做不到一看便知。”我觉得他的意见无法反驳，当时便信服了：尽管他的意见很简单、很明显，但只有那些真正的内行才能指出来，所以任何一位院士都没想到就不足为奇了，但令人奇怪的倒是，所有这些大学者，他们知道那么多东西，可唯独不懂得隔行如隔山。

我经常拜访审查委员及其他一些院士，这使我能够结识巴黎文坛上的所有名人，所以，当我后来加入他们行列之中的时候，彼此都是老朋友了。而眼前，我专心致志于我的记谱法，横下一条心要通过它在这门艺术中闹一场革命，从而一举成名。在巴黎只要艺术成功即可名利双收。我关起门来，以一种极大的热情连续干了两三个月，修改我向科学院宣读的论文，准备把它写成一本书，献给读者。困难在于要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我的手稿的书商。鉴于要铸新铅字得花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抛在初出茅庐者身上的。我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写作而获得报酬无可厚非。

博纳丰替我联系了老基约。后者跟我签了合同，利润平分，但版税则由我一人出。那个基约书是出了，可我版税倒是白付了，一个子儿也没赚到。尽管德封丹神甫答应替我促销，尽管很多记者对这本书给予很好评价，但并未使它畅销。

试用我的记谱法的最大障碍是，人们担心如果这方法不被接受，那就算是白花费时间学了。对此，我解释说，在我的记谱法中，概念清晰明朗，即使想用通常的记谱法学习音乐，先学我的方法，也会节省时间的。为了通过实验加以证明，我免费教授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子的音乐。她叫德罗琳小姐，是罗甘先生介绍我认识的。三个月后她依照我的记谱法训练而获得进步，能弹奏许多曲子，甚至，所有不太难的曲子，她拿起来就能唱，比我唱得都好。这个成绩是惊人的，但却无人知晓。换了别人，可能会在报上大吹大擂，可是我虽有点才气，能发现点有用的东西，但却没有能力去宣扬它、推广它，从而从其中得到利益。

我的“埃龙喷水器”就这样又一次打碎了。可是这一次我已经30岁了，仍流落在没钱就没法活的巴黎街头。在穷途末路之中，我所采取的决定只会使那些没有好好读过上卷的人感到惊讶。我白费了精力应该歇一歇了。我并没沮丧绝望，而是心安理得地懒散懈怠，听天由命。为了让上苍有时间进行安排，我便开始不慌不忙地吃起还剩下的几个金路易，仍旧悠闲地享乐，但要节俭花费，隔上一天才去一次咖啡馆，每周只看两场戏。至于寻花问柳方面的花销，我没什么可以改弦易辙的，因为我一辈子也没在这上头花过一个子儿，除了惟一的一次，这我马上就要谈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