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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002(第2页)

有谁猜得到我当时为什么流泪和我想的是什么?我在想:我所拥有的这个人是大自然和爱神的杰作。她的精神、她的肉体都是尽善尽美的。她既美丽可爱又善良高贵。王公显贵应是她的奴隶;君王的权杖应踏在她的脚下。可她却是个娼妓,一个供人糟蹋的可怜的娼妓,一个商船船长在支配着她;她扑到我的怀中,扑到她知道一无所有的我的怀中,扑到她无法了解其才气、大概也认为这才气毫无用处的我的怀中。这中间有许多难以想象的地方。要么是我的心灵欺骗了我,迷惑了我的感官,把一个臭婊子当成了天仙,要么一定是我不知道的什么暗疮,使我无法了解她的妩媚,使本该对她争来抢去的人觉得她恶心。我开始集中特别的精力去探索这个暗疮,可是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梅毒之类的问题。她肌若凝脂,色若桃花,齿白如雪,气息温馨,浑身透着一股洁净,使我绝对不会往那上面去想,所以,自从与帕多阿娜有那事以来,我一直对自己的身体有所怀疑,总觉得自己身体不好配不上她,而且深信在这一点上自己的自信是不会错的。

在这如胶似漆的时刻,我竟这般思绪万千,这不禁使我哭了起来。齐埃丽塔看见这样少见的场面显得很诧异,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在卧房里转了一圈,对镜端详一番之后,她明白了,而且我的眼神也向她证明了,我的举动根本不是因为厌恶。她毫不犯难的安抚抹去了我这小小的羞愧。但是,当我正准备在她那似乎第一次被一个男人的手和嘴抚弄的胸脯上癫狂的时候,我发现她有一只瘪**。我很惊讶,细细观察,觉得这**与另一只很不般配。我的脑子转动起来,我纳闷一个女人怎么会有一只瘪**呢。我知道这是天生的缺陷。由于我老是这么想,便清楚地看出,我抱在怀里的这个女人,被我想象成最美丽的人儿,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怪物,是这个社会的弃儿。我蠢乎乎地竟然对她提到这只瘪**。她起先还开开玩笑,不以为然,还趁着疯狂劲儿,边说边做一些动作,爱得我死去活来。但是,我心里始终有着一种无法向她掩饰的不安,我终于看到她满面羞红,整好衣衫,站起身来,一句话没说地走到窗前。我想坐到她的身边,但她却走开去,坐在一只睡榻上,不一会儿又站了起来,一边扇着扇子一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冷淡不屑地冲我说道:“查内托,lasudia1amatamatica。”

离开她之前,我请求她允许我第二天再来看她,她推说第三天再见,还含着嘲讽的笑补充说,我大概需要休息休息。等着见她的日子真是难熬。我心里总想着她的妩媚和风韵,感到自己太无礼,懊悔自己不知消受那么好的美景,只要我晓事,我就能度过一生中最温馨的良宵了。我焦急万分地等待着弥补过失的时刻的到来,可是不管怎样,我总感到焦虑,不知如何摆平这天仙般的女子与她那卑贱身份的关系。我在约定的时间向她家飞奔而去。我不知道她是否愿意接受我这次拜访。她的**至少会得到满足的,所以我先就有了一种甜美的感觉,千方百计地要让她看看我是多么会弥补过错的。可我却没有机会了。船一靠岸,我便让船夫去通报,可船夫回来对我说,她头一天去了佛罗伦萨。如果说我在占有她的时候没有感觉出我对她的全部的爱的话,那么,在失去她时,我却痛心疾首地感觉到了。我始终痛悔不已。尽管我觉得她十分可爱,非常迷人,失去了她,我也并不是无法接受,可说实在的,我不能心安的就是在她心中,我是一个卑鄙的人。

这就是我的两段风流史。除此而外,我在威尼斯的那十八个月当中,可说的只有一件事,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卡利约人很风流,因为总往别人包下的姑娘家里跑觉得厌烦了,便突发奇想自己包一个。由于我俩形影不离,他便向我提出了一个在威尼斯并不鲜见的建议:两人合包一个。我同意了。可是必须找一个稳重点的。他寻来觅去,终于找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那狠心的母亲正要想法把她卖了。我俩一起去看了看她。我一见这女孩,心里便激动不已。她是个金发姑娘,温顺得像只羔羊:谁都不会把她当意大利人。威尼斯生活费用低廉。我们给了她母亲一点钱,并负责抚养她。她的嗓子挺好,为了给她创造一个谋生手段,我们给她买了一架小型羽管键琴,并替她请了一个教歌的老师。这些只需我们每月各花两个西昆就足够了,可却让我们在其他方面节省了不少花销。不过,必须等她长大了才行,所以收获之前就未免播下了不少的种子。然而,我们很高兴能晚间去那儿,和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玩耍,所以玩得也许比占有她更加痛快,因为,说实在的,最使我们想念女人的倒并不是**,而是呆在她们身边的惬意感觉。我的心不知不觉地便依恋上小安佐蕾塔了,不过,那仅仅是一种慈父般的情感,没有掺杂什么肉欲在里面,所以随着这种情感的逐渐增加,我也就越来越不可能有非分之想了,而且我感到,当这个姑娘达到结婚年龄,我如果再去碰她,会有**的下流感。我看到好心的卡利约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之中往同一方向发展。我们未曾想到自己寻来的这种欢乐虽仍旧温馨甜美,但这和我们开始买她的动机有很大差别,而且我深信,不管这个可怜的孩子会变得多么美丽,我们却不愿玷污她的清白,而会成为其保护者。随后不久,我的灾祸来临了,没容我把这件善行义举做到底。在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自勉的是良心上还过得去。现在,再来谈谈我的旅行吧。

离开蒙泰居先生之后,我首先的打算就是回到日内瓦,等着时来运转,扫清障碍,使我得以与我那可怜的妈妈相聚在一起。但是,我和蒙泰居先生的矛盾已经无人不知了,而且他还愚蠢地把这事写信报告了宫廷,这就促使我下了决心亲自到宫廷中把我的所作所为说清楚,并控诉这个疯子对我的所作所为。我从威尼斯就把自己的决定写信报告阿梅洛先生死后代理外交事务的泰伊先生了。信一发出,我便立即动身了,取道贝加莫、科莫、多摩多索拉,穿过辛普朗隧道。在锡永,受到法国代办夏尼翁先生的热情招待;在日内瓦,克洛苏尔先生也待我不薄。我在日内瓦又见到了戈弗古尔,我要从他那儿取点钱。我经过尼翁,没去看我父亲,虽然心里想去,但因为刚丢了工作,不想在继母面前丢人现眼,因为我相信她是不会听我解释,就认为是我自己不好的。我这个想法却受到父亲的老友、书商迪维亚尔的斥责。我向他说明了原因,并且,为了弥补过失而又不想让继母看见,我便雇了一辆马车,同他一起去了尼翁,住在一家客栈里。迪维亚尔去找我父亲;父亲一听说,立刻跑过来见我。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心里甜甜美美地过了一晚。第二天早晨,我便同迪维亚尔返回日内瓦,他这次为我做的这件大好事,我始终铭记在心。

我如果走近路,就不用经过里昂,但我想经过那儿去核实一下蒙泰居先生的一个非常卑鄙的欺骗行为。我曾托人从巴黎寄一个小箱子,里面只不过装了一件金丝绣花外衣、几副袖套和六双白丝袜而已。我照他所说的,把这只小箱子,或者倒不如说小盒子跟他的行李放在了一起。在他亲笔写的想充作我的薪俸的那份虚帐单子上,那个盒子被他注明十一担,替我付了一大笔运费。承蒙罗甘先生为我介绍的他的外甥波瓦·德·拉杜尔先生的关照,我在里昂和马赛两处海关的记录簿上查明,那个所谓的大件只不过重45斤,并且也是按这一重量付的运费。这个确切材料附在了蒙泰居先生的虚帐单子上,然后,带上这些材料以及其他好几份同样分量很重的材料去巴黎了,心里十分着急用上它们。在整个漫长的旅途上,我在科莫、瓦莱和其他地方,都遇到过一些有趣的事情。我看到不少的东西,特别是波罗美四岛,实在值得大书特书。但我时间紧迫,又有暗探盯着,而且我又必须匆匆忙忙地花一段时间来完成写书任务,没有一点余暇,得不到片刻安静。要是上苍突然把眼睛落在我的身上,赐予我一些更加安静的时日,我就尽可能地用来重写这部作品,或者至少给它来一个我觉得十分必要的补遗拾漏。

我的事早在我到巴黎之前,便已传开了。在我到达时,便发现无论各部门还是社会上,大家都对大使的疯狂行径感到愤慨。可尽管如此,尽管在威尼斯公众呼声也高,虽然我的证据毋庸置疑,但我就是得不到任何公道。我非但没有得到道歉和赔偿,甚至连该补的薪俸也交由大使全权处理,惟一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法国人,无权要求法国保护,说这纯属他和我两人之间的私事。大家都同情我所受的侮辱、损害,认为大使是个残酷无情的无耻之徒,这件事将永远使他身败名裂。怎么!他是大使,可我只不过是个秘书,体统,或者大家这么称呼的体统,硬要我得不到任何公正,我也就得不到任何公正了。我寻思,假如我喊冤鸣屈,公开揭露那个疯子的罪恶,最终就会有人出面干涉我。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铁了心了,非等有人干涉我再忍气吞声。可是,当时没有外交大臣。大家随便我大吵大闹,甚至还鼓励我,附和我,但事情始终毫无进展,直到我对始终有理却总也得不到公道而厌烦为止,我终于泄气了,便不了了之。

对我很冷淡的惟一的一个人就是贝赞瓦尔夫人,而且,我也根本没想到她会这么不公平。她脑子里全都是贵族的地位和特权,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出一个大使会对不起他的秘书。她接待我的态度是符合她的这种偏见的。我恼火极了,所以一离开她家,我便给她写了一封我所认为的言辞最为激烈的信,而且再也没登过她家的门。卡斯特尔神甫待我好些,但是,从他那番耶稣会士的花言巧语中,我看得出,他是比较忠实地遵循社会上最重要的箴言之一的,也就是要求弱者服从强者。我强烈地感到理在我这一边,而且又生性高傲,所以我不能耐心地忍受这种偏狭态度。从此,我便再没去看过卡斯特尔神甫,也没再去过耶稣会,因为我在里面只认识他一个人。而且,他的那些会友思想专断、阴险,同善良的埃迈神甫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对他们敬而远之,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人,只有贝蒂埃神甫例外,我在迪潘先生家见过他两三次,他当时与迪潘先生竭尽全力地抨击孟德斯鸠。

先把有关蒙泰居先生的事说完,免得以后又得提起,我俩争吵时,我曾对他说,他不该要秘书,而是需要一个帐房先生。他真地听了我的话,找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帐房先生接替了我,此人一年内,便偷了他两三万利弗尔。他把他撵走了,送进了监狱,还把他的那些随员也统统撵走了,闹得满城风雨,声名狼籍。他到处跟人吵架,遭到了各种侮辱,终因坏事做尽,被召回国内,削职为民。显然,在他受到的宫廷的斥责中,我的那件公案也在内。至少,回国后不久,他便派他的管家来同我清帐,把钱还了我。我当时正缺钱用。我在威尼斯欠的债都是凭着交情借的,所以时刻压在我的心头。我趁这些机会把帐还清了,包括查内托·纳尼的那张借条。我收下了别人总算还给我的钱,把所有欠债都还清了,也就同从前一样身无分文了,可是却卸掉了一个我无法承受的重负。从此,再也没人提到过他,只是在他死的时候我才从社会上听到他的死讯,愿上帝赐予这个可怜的人安宁吧!他像我青年时期不能干诉讼代理人一样,不适合从事大使这个职业。不过,他原本可以在我的协助下,一路顺风地干下去,从而也可以很快地使我走上古丰伯爵在我青年时代为我指定的那条道路。后来,我年龄大了些时,自己单枪匹马有能力闯上了这条道。

我满腹冤屈却无可奈何,这在我的心灵中埋下了对我们愚蠢的社会制度的愤怒的种子;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真正的公益和真实的正义总是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作出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最厉害,而且只是对弱者的被压迫和强者的不义的公开权力予以认可。这愤怒的种子当时没有发芽,而是以后才生长发育的,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关系我的个人利益,而个人利益从未产生过任何伟大而高尚的东西,不能在我心中激起只有对正义和美的最纯洁的爱才能产生的那种神圣的冲动。另一个原因是,友谊的魔力以一种更加温馨的情感力量缓解并平息了我的怒火。在威尼斯我结识了一个比斯开人,他是卡利约的朋友,而且适合和我这样的人做朋友。这个可爱的年轻人天生具有一切才能以及一切美德,刚刚环游了意大利,为的是培养美术鉴赏力。因为想不出还有什么好学习的了,便想直接回国。我对他说,艺术对于他的天才就等于消遣对于一个普通人,而他的才气应用来研究科学。于是,为了让他对科学产生兴趣,我便建议他去巴黎,住上半年。他听从了,去了巴黎。我到巴黎时,他已经在那儿了,在等着我。他的住所他一个人住太大,便主动让给我一半,我接受了。我发现他狂热地追求高深知识。没有什么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他以神奇的速度吞噬着、消化着一切。他非常感激我向他提供了这种精神食粮,因为他因渴求知识又无所觉察而一直苦恼不堪。我在这颗刚毅的心灵之中发现了多么丰富的知识和美德的宝藏啊!我感到我们是天生的朋友,因此我俩成了莫逆之交。我们的观点并不相同,总在争论。由于双方都很固执,所以在任何事情上都一直意见相对。尽管如此,我俩又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尽管争论不休,但双方都愿意保持这种状况。

这位心灵和头脑都很明晰的人,成了我的朋友。这就是我对不是我朋友的人的全部回答。我们相处甚好,还订了如何过一辈子的计划。再过几年,我将去阿斯柯蒂亚,同他一起生活在他的土地上。他临走前,我俩已经把这项计划的全部细节都安排妥当了。所缺的只是最周密的计划也免不了的、不是人所能抗拒的因素。后来的种种变故——我的灾难、他的结婚以及最后他的死——使得我俩永远分开了。

我早决定再也不寄人篱下了。我看到机遇为我制定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一开始便破灭了,而且我又被人从干得好好的工作中排挤出来,便不再想回到这个行当中去,因此,我决心自己去干,决心保持独立,发挥自己的才干。我终于开始了解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了,而在这之前,我一直过于谦虚,以为自己无能。我把因为要去威尼斯而搁下的那部歌剧又捡了起来。在阿尔蒂纳走后我便回到了以前那家圣康坦旅馆,以便安心去写。这家旅馆位于僻静地段,离卢森堡公园不远,比那条熙熙攘攘的圣奥诺雷街更适合我安心写作。在那儿,有真正的慰藉在等待着我,那是上苍使我在贫困潦倒之中享受到的惟一慰藉,这慰藉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信心。这不是转瞬即逝的慰藉,我得把它的来龙去脉细细道来。

一个奥尔良人成了旅店新的店主。她请了一个缝洗女工,是她的同乡,一个大约二十二三岁的姑娘。她同女老板一样,与我们同桌用餐。这姑娘名叫泰蕾兹·勒瓦瑟尔,是个良家女子。其父曾在奥尔良造币厂供职,母亲经商。奥尔良造币厂停业之后,父亲失了业;母亲破了产,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便弃商随丈夫、女儿来到巴黎,靠女儿一人干活养活一家三口。

我第一次在饭桌上看见这个姑娘的时候,她那谦逊的举止把我打动了,特别是她那有神而温柔的目光,使我觉得她美得难以形容。同桌的人,除了博纳丰先生而外,还有好几个爱尔兰神甫、加斯科尼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我们的女店主自己也是风流过的人。只有我一人言谈举止比较规矩。大家逗姑娘时,我便护着她,于是他们又以我为嘲弄的对象。假使我对这个可怜的姑娘原本并无兴趣的话,这么一来我也会对她产生兴趣的。我一惯在举止言谈上喜欢庄重,特别是对异性。因此,我便成了她的公开的保护人了。我看出她对我的关照很感激,她的感激不自觉地从目光中流露出来,以致那目光变得更加动人心弦。

她非常腼腆,我也一样。这种共同的气质似乎使我们疏远,但却使我们走得更近。女店主看出来了,非常生气,而她的粗暴态度反而使姑娘更加倾心于我。她在这家旅馆只有我这么一个支柱,见我出门便很难过,盼着自己的保护人早点儿回来。我俩心照不宣、情投意合,不久就产生了必然的结果。她认为我是个正派人,这她没有看错;我认为她是个多情、朴实、不爱俏的姑娘,我也没有看错。我事先跟她说得清清楚楚,我永远不会抛弃她,也永远不会娶她。爱情、敬重、真心实意使我获得了成功。正因为她心地善良、老实忠厚,所以尽管我胆子不大,却获得了幸福。

我原先只是想给自己找一点消遣的,可我看到,我做过了头,为自己找了个伴侣。同这个好姑娘熟悉点后,我同时也对自己的处境略略作了一番思考,我感觉到,我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必须代之以一种强烈的感情来充实我的心。一句话,必须找一个人来接替妈妈:既然我无法再同妈妈一起生活,理所应当有一个人同她的学生生活在一起,而且我必须在此人身上发现她在我身上发现的那种心灵的纯朴、温顺。我需要有私生活、家庭生活的温馨来弥补我所放弃的似锦前程。当我形只影单时,我的内心极度空虚,但只需要一颗心来填补它。命运从我身上至少是部分地夺走了,或者弄丢了那颗心,而我却是因为那颗心而生存的。从此,我便孤独一人了,因为对我来说,要么全部,要么完全没有,从不介乎两者之间。我在泰蕾兹身上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替代者。通过她,我获得了当时情况下所能有的最大的幸福。

我起先想培养她的才智,但却白费劲儿了。她的才智就是大自然造就的那样,培养和教育毫无意义。我说出来并不怕难为情,她一直没学会阅读,尽管她写得还马马虎虎。当我搬到新小田园街时,下榻的蓬沙特兰旅馆的窗户正对面有一只钟表盘,我便教她看钟点,费了一个多月的劲儿,她却怎么也学不会。她连一年12个月的顺序也搞不清楚,一个数目字也不认识,我怎么教也教不会她。她既不会数钱也不会算帐。说话时张冠李戴。我曾把她说过的词句汇成一册,拿去逗卢森堡夫人。她的那些张冠李戴的话语在我所生活的社交圈里已经出了名了。但是,她尽管如此迟钝,即使说愚蠢也不过分,然而在处境困难时却是一位绝妙的参谋。在瑞士,在英国,在法国,我在处于危难之中时,常常是她看到了我自己所没看到的东西。给我提供了种种新思路;她把我从我闭着眼睛往里钻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在最高贵的夫人们面前,在王公显贵们面前,她的感情、她的良知、她的应对和举止为她赢得了一致的敬佩,而我也因她的人品而受到大家的恭维,而这些恭维很多都是发自内心的。

这份恋情使我没有必要再去寻求其它消遣。我一出门就是去泰蕾兹家,她的家几乎成了我的家。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对我的写作极其有利,不到三个月,我的歌剧的词、曲就都全部完稿,只剩下几段伴奏和中音部了。这种单调的工作我厌烦透了,所以便建议菲里多尔去完成,并答应给他一些报酬。菲里多尔来过两次,在《奥维德》那一幕里配了几个中音部,但他对这件收益遥遥无期、尚在两可之间的苦差事安不下心来,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干了。

歌剧写成了,问题是要把它卖出去:这比写一部歌剧还要难。在巴黎,若是离群索居,你就一事无成。我便想到通过波普利尼埃尔先生露露面。戈弗古尔从日内瓦归来曾领我去过波普利尼埃尔家。此人是拉摩的麦西那斯,因为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是拉摩的唯唯诺诺的学生。据说,拉摩在这家人家称王称霸。我猜想拉摩会比较愿意接受我的作品,所以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去给他看看。他没肯看,说是不太识谱,看起来太吃力。波普利尼埃尔便说,可以演奏给他听,并主动替我找了一些音乐家来演奏一些片断。我正求之不得。拉摩很勉强答应了,但还不住地嘟囔说,一个非科班的人,又是独自一人作出来的曲子,能好得了吗。我赶紧挑选出五六段精彩的。他们给我找了十多个合奏乐手,还找了阿尔贝、贝拉尔和布尔朋内小姐当歌手。从序曲开始,拉摩便夸张地大加赞扬,意思是说,这不可能是我的作品。每奏一段他都显出极不耐烦的样子,但是,在演奏到男声最高音的一个曲调,歌声雄浑嘹亮,伴奏出色时,他再也按捺不住了,粗暴地斥责我,使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硬说他刚听到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出自音乐界的行家之手,而其余部分则是一个连音乐都不懂的门外汉写的。的确,我的作品良莠不齐,又不合规矩,有时精彩绝伦,有时平淡无奇,正如同一个光凭点才气而无扎实功底的人所写的那样。拉摩声称我是个没有才气、没有格调的小文抄公。在场的人,尤其是这家主人却不这样看。黎塞留先生那时常去看波普利尼埃尔先生,而且,众所周知,常去看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他听人说起我的作品,想从头至尾听一遍,如果满意的话,准备拿到国王面前去演一演。该作便由宫廷出资,在路易十五的游乐总管博纳瓦尔先生家里,用大合唱队和大乐队的形式演奏了。弗朗科尔担任指挥,效果出奇地好。公爵大人不停地喝彩、鼓掌,而且在《塔索》那一幕的一段合唱完了之后,他站了起来,向我走来,握住我的手说:“卢梭先生,这是令人激动不已的和声。我从未听过比这更美的了。这部作品理所应当拿到凡尔赛宫演奏。”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当时在场,但却一言未发。拉摩虽受到邀请,但却没有去看。第二天,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在她的梳妆室里极其冷酷地接待了我,故意贬损我的作品,还对我说,尽管有点华而不实的东西一开始把黎塞留先生迷惑住了,但他现在已经想明白了,所以她劝我别对我的歌剧抱什么希望。不一会儿,公爵大人来了,说话的腔调就完全变了,只说了些恭维我才气的话,使我觉得他始终打算把我的作品拿到国王面前去演。他说:“只有《塔索》那一幕不能拿到宫中去演,必须重写一幕。”我一听,便关起门来,用了三个星期,写出另一幕来代替《塔索》,内容是赫希俄德受到一位缪斯的启迪。我发现了捷径,把自己才华发展的一部分过程,以及拉摩对此的嫉妒心情写到这一幕中去。这新的一幕,没有《塔索》高雅,但却更加强烈。音乐也很典雅,写得更加好。如果其他两幕与这一幕匹配的话,我整个剧本就更完美了。但是,当我正要把剧本整理完毕的时候,另一件工作来了,使这个演出无法进行。

先生,您同时获得了到目前为止一直无法兼而有之的两种才能。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两条很好的理由,使我敬重您,并且尽力地去喜欢您。我觉得您很不值得,您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了一部根本就不值得的作品上。几个月前,黎塞留公爵大人命令我一定在很短的时问里拟出几场乏味的、支离破碎的戏的简短而欠佳的梗概,以配合与这场戏根本就不合拍的歌舞。我认认真真地照办了,写得虽然快,但很糟糕。我把这可怜的初稿寄给黎塞留公爵大人,盼着别被采用,或是再让我好好改改。幸好,它落在了您的手里,那您就全权处理吧,我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一个简单的初稿,写得这么快,肯定有很多错误,我相信您已经全部改过来了,而且对曲子进行了全面补充。

我记得,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在连接歌舞的那些场景中,没有交代格蕾纳娣娜公主是怎么从牢房一下子就到了一座花园或者一座宫殿的。由于为她举行宴会的是一个西班牙贵族,不是一个魔术师,我觉得不可以像在变魔术似地。先生,我请您一定再细细看看这个地方,我已记不太清了。请您看看是否有必要使牢房洞开,我们的公主被从牢房请到一座特为她准备的金碧辉煌的华丽宫殿中来。我很清楚,这一切毫无意义,一个有思想的人,不值得认认真真地去修改这些无用的东西。可是,既然是要尽量不得罪人,就必须尽可能地理智些,即使是针对歌剧中的一场无聊的幕间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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