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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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巴扎罗夫老两口没想到儿子会突然回家，因此喜出望外。阿林娜·弗拉西耶夫娜忙乱地在宅子里跑来跑去，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把她比作“母鹌鹑”，她那短衫短秃秃的下摆，确实让她像只短尾巴鸟。而他自己只是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从侧面咬着那长烟斗的琥珀嘴儿，用手指抓住脖子来回晃头，好像要试试脑袋是不是装得牢靠，突然又咧开大嘴，无声地笑起来。

“我这次回来要住整整六周，老父亲，”巴扎罗夫对他说，“我要工作，所以请你别打搅我。”

“我决不打扰你!”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答道。

他确实遵守承诺。仍把儿子安置在书房后，尽量躲着儿子，并且阻止妻子对儿子表达任何多余的柔情。“我们，好妈妈，”他对她说，“我们上次就让叶纽沙有点烦了，这次要明智一点。”阿林娜·弗拉西耶夫娜同意丈夫说的，不过这话对她也没什么用，因为她只有在餐桌上才看到儿子，最终还是不敢和他说话。“叶纽沙!”有时她叫着——可当儿子还没来得及转头呢，她便拽弄着手袋的穗子，嘟囔道：“没事儿，没事儿，我只是……”——然后去找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托腮问道：“亲爱的，你去问问，叶纽沙午饭想吃什么，白菜汤还是红菜汤？”“你自己怎么不问？”“他会烦我的!”不过，巴扎罗夫很快就不紧锁房门了：对工作的狂热消逝了，他变得苦闷寂寞，不安烦躁。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出一种古怪的疲惫，甚至那坚定麻利的步履都改变了。

他不再独自漫步，开始找机会与人交谈；他在客厅喝茶，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在菜园里散步，和他一起默默抽烟；有一次还询问起阿列克谢神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起初对这变化感到宽慰，可他的兴奋并没持续多久。“叶纽沙真让我伤心，”他暗地里对妻子抱怨道，“如果是不满意或生气，倒还罢了；他伤心，愁眉苦脸—这才可怕呢。他总是闷声不响，哪怕骂我们一顿呢；他一天天消瘦，脸色也难看。”“天哪!天哪!”老太太低语着，“我很想给他挂个护身香囊，可他哪会答应呢。”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几次试探着，小心翼翼地向儿子询问起工作、身体情况，问起阿尔卡季……可巴扎罗夫回答起来并不高兴而且很随意，一次他发觉父亲又悄悄试探问出什么，便恼怒地说：“你怎么总是踮着脚尖围着我转呢？这比以前更糟。”“哦，哦，我不是故意的。”可怜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急忙答道。他想谈谈政治，也无济于事。

一次在谈起将要到来的农奴解放时，他说这是进步，希望唤起儿子的共识，可儿子只冷漠地说：“昨天我经过篱笆时，几个本地农民小孩不唱老歌，而是大声唱着‘正确的时代来了，我们感受到了爱……’这就是你的进步。”有时巴扎罗夫到村里去，找个农民，和平常一样开着玩笑，然后交谈起来。“喂，”他说，“老兄，说说你的人生观。因为据说，你们肩负着俄国的全部力量和未来，历史的新纪元要从你们开始——由你们给大家制定真正的语言和法律。”农夫或者不说话，或者说出诸如下面的话：“我们也能……因为……就是说……比如，也得看看给我们教堂建了个怎样的侧祭坛。”“你给我说说，你们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巴扎罗夫打断了他的话，“是那种站在三条鱼背上的世界吗？”

“这个，少爷，站在三条鱼背上的是大地，”那农夫温和地解释着，声音和气动听，“而这个世界的，大家都知道，是老爷的意志；因为你们是我们的父辈。老爷处罚得越严，农夫越听话。”一次又听到这些话，巴扎罗夫鄙视地耸耸肩，扭头就走。那农民也慢慢地回家了。

“他说的什么？”另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农夫问，他远远地站在自家的茅草屋门口，看见了这人和巴扎罗夫的交谈，“是谈欠租的事吗？”

“什么欠租呀!我的老弟!”头一个农夫回答，声音里那温和已消失了踪影，反而流露出一种不经意的粗暴，“胡说八道，舌头发痒呗!少爷嘛，能知道什么啊？”

“他能知道什么!”另一个农夫答，两人抖抖帽子，整整宽腰带，就去聊起自己的事和急需的东西了。唉!鄙视地耸耸肩、自诩擅长和农民谈天的巴扎罗夫（他和巴维尔·彼得罗维奇的争辩中曾这么自夸过），这个很自信的巴扎罗夫，他绝想不到，在农民眼中他不过是个小丑……

后来他终于给自己找到事情了。一次当他在场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给一个农夫包扎伤腿，但老人手发抖，扎不好绷带；儿子给他帮了忙，从此便参与父亲的行医生涯，同时又不停地嘲讽他自己提出的治疗方法，也嘲笑马上采取这些疗法的父亲，对巴扎罗夫的嘲笑，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毫不在意，甚至觉得是种慰藉。他用两根手指捏住长衫遮着肚皮的那一块儿——长衫油渍渍的，抽着烟斗，高兴地听巴扎罗夫讲话，儿子越是说话尖刻，这幸福的父亲越是善意地大笑，露出满口黑牙。

他甚至常常重复儿子那些无意义的调侃，比如，有那么几天，他总无故地来上一句：“区区小事!”因为儿子得知他去参加晨祷，这么说过他。“谢天谢地!他不再那么忧郁了!”他和老妻窃窃私语，“今天还挖苦了我一顿，真好!”而且一想起有这么个帮手，他便心花怒放，骄傲极了。“是，是，”他边和那个身穿粗呢男上衣、头戴表示已婚的双角帽子的村妇说着，边递给她一小瓶古拉药水或一罐莨菪油膏，“你，亲爱的，应该时刻都感谢上帝，因为我儿子在家，如今可用最科学、最新的方法给你治疗，你明白吧？法国皇帝拿破仑也没这么优秀的医生。”那来求治“全身刺痛”（她自己也不清楚自己说什么）的村妇只是鞠了一躬，从怀里摸索出包在毛巾里的四个鸡蛋。

有一次，巴扎罗夫还给一个过路的布贩子拔了一颗牙，虽然不过是只普通的牙，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却当做宝贝保存了下来，拿给阿列克谢神父看时，嘴里不停地唠叨：“看，这牙根多长!叶夫根尼的劲儿真大!那卖布的当时差点没跳到半空去……依我看，就算是棵橡树，他也拔得起的……”

“佩服之至!”阿列克谢神父最后这样说，他不知怎样回答，怎样摆脱这已心醉神迷的老头儿。

有一天，邻村一个农夫带了他患伤寒的兄弟来找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看病。那个不幸的人伏在一捆麦草上，已奄奄一息；全身都是黑斑，早就昏迷不醒。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遗憾地说，怎么没有早点送来，现在已没办法了。果然，那农夫还没把兄弟送到家呢，病人便死在马车上。

过了三天，巴扎罗夫来到父亲的房间，问他有没有硝酸银。

“有，你要那干吗？”

“我用它……烧一下伤口。”

“给谁？”

“给我自己。”

“怎么，给你自己烧!怎么回事？什么伤口？在哪儿？”

“在这儿，我的手指头上。我今天去了村里，就是送伤寒病人来的那个。不知为什么，他们打算解剖他的尸体，而我很久没有做过这种手术了。”

“后来？”

“后来我征得县医的同意，动了手术，结果把手割伤了。”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脸色刷地一下煞白，二话不说，奔向书房，马上拿了块硝酸银来。巴扎罗夫刚要拿了就走。“看在上帝的分上，”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说，“让我亲自给你弄吧。”

巴扎罗夫微微一笑。“你真爱当医生!”

“别开玩笑了。把手指给我看看。伤口不算大。疼吗？”

“用劲挤，别怕。”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住了手。

“你觉得怎样，叶夫根尼，是不是用铁烧一下更好？”

“早该这么做了，现在即使是硝酸银也无济于事了。如果我已感染的话，现在已经太迟了。”

“怎么……晚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张口结舌。

“毫无疑问!已经四个多小时了。”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又把创面烧了烧。

“难道县医就没有硝酸银？”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