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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第4页)

“没有干过实事!你要干什么实事……”

“什么实事?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瞎眼老婆子和她的全家。你记得吗?就像普里亚任采夫那样……这就是实事。”

“是的。不过精辟的言论难道不是实事么。”

罗亭默默地看了看列日涅夫,轻轻地摇了摇头。

列日涅夫还想说些什么,用手抹了抹脸。

“那么,你是回乡下去吗?”他终于问道。

“回乡下去。”

“难道你乡下还有田庄吗?”

“还留下那么一点儿。两个半农奴。总算还有个葬身之地。或许这会儿你心里在想:‘到了这般地步还要说漂亮话!’的确,漂亮话毁了我的一切,毁了我的一生,我至死也摆脱不了它。不过我刚才所说的却不是漂亮话,我这一头白发,这一脸皱纹,老兄,可不是漂亮话。这破烂的衣袖,也不是漂亮话。你对我向来非常严厉,你这样做是对的。如今一切都已结束,灯油已干,油灯已碎,灯草将尽……因此也无需严厉了。老兄,死神,最后总会让大家和解的。”

列日涅夫跳了起来。“罗亭!”他大声说道。“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假如看到你那深陷的双颊和满脸的皱纹,我还以为你是在说漂亮话,那我还谈什么知人论世,我还算什么人呢!你想知道我如今对你的看法吗?好吧,那我来告诉你!我在想:你这人,只要自己愿意,凭你的能力……什么样的愿望不能实现,什么样的好处不能捞到手,而如今,你却衣食无着……漂泊无依……”

“我引起了你的同情。”罗亭闷声闷气地说。

“不,你错了。你让我尊敬——就是这样。有谁妨碍你在那位地主,在你那位朋友家里日复一日地住下去呢?我完全相信,如果你肯巴结他,他一定不会让你为吃穿发愁。为什么你在中学里无法和别人友好相处?你这个怪人为何每次做好事总要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无法在肥沃却险恶的土地上扎根呢?”

“我天生就是无根的浮萍。”罗亭苦笑着说。“我停不下来。”

“这是实话,不过你没法停下来,并不是因为像你刚开始说的你心里有一条虫……盘踞在你心里的不是一条虫,也不是一颗因无所事事而焦躁不安的灵魂——那是热爱真理的烈火在你心中熊熊燃烧。显然,尽管你遇到了种种挫折,但你内心的这团火,比起很多不觉得自己自私、反而把你称为阴谋家的人,燃烧得更加炽烈。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我早就强迫内心的这条虫安静下来,早就和一切妥协了。可你却毫无怨言。我坚信,即便在今天,就在此刻,你也准备像年轻小伙子那样再次开始新的工作。”

“不,老兄,如今我累了。”罗亭说。“我受够了。”

“累了!换了别人早就没命了。你说人死了一切也就和解了,你觉得活着就不能和解吗?一个人上了年纪还不能宽容别人,那他自己也不值得别人宽容,谁又能说他不需要宽容呢?你做了能做的一切,奋斗了一辈子……还要怎样呢?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

“你,老兄,完全是另一种人,和我不同。”罗亭打断他,又叹了口气。

“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列日涅夫接着说,“或许恰恰是因为我的处境,我冷静的性格和其他幸运的因素,所以任何东西都无法妨碍我安安稳稳坐在家里袖手旁观,而你却要去闯**天下,卷起袖子劳动和工作。我们走的路不同……但是你看,咱们彼此多么相似,我们几乎使用同样的语言,稍作暗示彼此就能够心领神会。我们的感情是相通的。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老兄,你我成了最后的莫希干人39!从前,我们认为生活之路还很漫长的时候,我们可以各行其是,甚至可以互相憎恨。可是如今,我们这个圈子的人日益减少。一代代新人从我们身边走过,走向与我们不同的目标,我们该紧紧携起手来。咱们来碰杯吧,老兄,让我们和从前一样唱支欢乐之歌!”

两位朋友相互碰杯,又满怀深情地,带着纯粹的俄罗斯韵味,音调不准地唱了一首大学时代的歌曲。

“如今你要回乡下去了。”列日涅夫又提起这件事。“我并不觉得你会在那儿停留很久。我也没法想象,你将在哪里,用什么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请你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总有一个安身之处,藏身之地,那就是我家……你听见了没有,老朋友?思想也会有自己的残兵败将,他们也该有一个安身之处。”

罗亭站起来。“谢谢你,老兄,”他说。“谢谢!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好意,不过我不配享有这样一个安身之处。我毁了自己的一生,也没有好好地为思想服务……”

“别说了!”列日涅夫说道。“每个人只能尽其所能,不该向他提出更多的要求!你自称为‘漂泊一生的犹太人40’……可你怎么知道,或许你命该终身漂泊,或许你因此而在完成一项崇高的使命,而自己还不知道。有道是:上帝主宰我们的一切。这话没错。”看到罗亭伸手去拿帽子,列日涅夫接着说,“你不留下来过夜吗?”

“我该走了!再见了。谢谢……我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只有上帝知道了……你非走不可吗?”

“我必须走了。再见。过去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请多包涵了。”

“好吧,我有什么不是,也请你原谅……记住我给你说的话。再见了……”

两位朋友紧紧拥抱。罗亭很快就走了。

列日涅夫不停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很久才在窗前站定,沉思了片刻,自言自语道:“可怜的人!”于是就坐在桌前,开始给妻子写信。

外面刮起了大风,它咆哮着,恶狠狠地将玻璃窗震得哐嘟直响。漫长的秋夜来临了。在这样的夜晚,谁能得到居室的庇护,有一个温暖的小窝,谁才会觉得舒适。愿上帝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吧!

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酷热的中午,在巴黎,“国民工场”的起义几乎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在圣安东尼区的一条狭窄的胡同里,正规军的一个营正在攻占一座街垒。几发炮弹已经将街垒摧毁;一些幸存的街垒保卫者正在纷纷撤退,他们一心想着逃命。突然,在街垒的顶部,在一辆翻倒的公共马车的残架上,冒出了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他身穿一件旧衣服,腰间束一条红围巾,灰白蓬乱的头上戴一顶草帽。他一手举着红旗,另一手握着弯弯的钝马刀,用尖细的嗓子在拼命叫喊,一边向上爬,一边挥舞着红旗和马刀。一名步兵学校的学员正用枪瞄准他——扣动了扳机……只见红旗从那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手中掉下来,他自己也脸朝下直挺挺地倒下来,好像在向什么人行跪拜礼……子弹刺透了他的心脏。

“你看!”一位逃跑的起义者对另一位说。“波兰人被打死了。”

“见鬼去吧!”另一位答道。接着两人飞一般向一幢房子的地下室跑去。这间屋子的所有窗户都关着,墙壁上满是子弹留下的斑驳痕迹。

这位“波兰人”就是——德米特里·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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