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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的历史观（第1页）

我看汤因比的历史观

花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品位汤因比的历史巨著《历史研究》。鉴于我本人并不是学历史的，面对一代史学宗师的浩瀚历史巨著，我只能尽力仰起头来仰望巨人的风采，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挑战权威的学说，故在本文中所要探讨的便是通过这一本书我所领悟到的汤因比的大历史观及其较显著的特点和表现。

在这本书中，汤因比以其“扎实的史学功底，穿透时空隔阂之强劲穿透力，敏锐把握历史命脉的深刻透视力”，广泛考察了历史长河中各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膨胀和融合，对已知的至少21种文明分析归纳，对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接替加以描述。他认为文明有其自己的生命周期，也就是由“挑战——应战”机制产生文明，经历“混乱时期”达到“统一国家”、“统一和平”，由“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引导文明成长，而形成“统一教会”与“高级宗教”，但“有创造性的少数”在此过程中也蜕变成“统治者少数”，导致文明衰落，最后在“无产阶级”革命与“蛮族军事集团”的冲击下内外危机并发，文明解体、灭亡。在这个基础上，他把各民族或“文明”处境中的巨大差异结实为“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

探究这种历史观的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先来看作者的背景和这种历史观的原形，或者说体系。

汤因比是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专长希腊——拜占庭史与现代国际关系史。他在《我的历史观》一文中提及，他从小接受的全是希腊和拉丁的古典作品的旧式教育，但他认为“学希腊罗马历史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培养一个人广阔的而不是狭隘的观点。”[1]同时又受到斯宾格勒思想及其著作《西方的没落》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至今仍在各史观中占据一些知底的文化形态史观，亦即认为一切社会（文明）都是同时代的而且是平行的，文化都会有类似的“生命历程”，经过起源、繁荣、衰落与灭亡等阶段，且其间许多机制是各文化的生命历程中共同的或相似的。

正因为这样的文明并行的观点，所以文明的可比性原则是作者写作的重要方法，且在作者著书的年间（1936—1951年）爆发的世界大战也就引发了历史学家的思考：文明为什么会死亡？古代希腊文明的命运是否也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命运？

出于对这个问题的思索，才有了汤因比在此书中寻找古希腊母体社会—古希腊社会—现存西方文明三者之间亲属关系和相似性的探索。正如“书本编著说明”中所说：“只有那些浩大的篇幅才能够从审美的角度配得上这样博大的题目。”那么，汤因比在著作这样宏大的历史题材时究竟是从哪些角度去体现他的历史观的呢？

首先是他所提出的一个文明的时间的概念。汤因比认为自从地球上出现文明社会以来，迄今不过六千年，而人类的历史则已经经过了三十万年，以六千年和三十万年相比，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时间比例是50：1，因此文明的历史在时间上是极短的，从“哲学的意义上”说，这21个文明可以说是“同时出现的”。因此在对文明作比较研究时，他从当时现存社会与古希腊社会之间的相似征象（统一国家、混乱时期、间歇时期）探索二者的亲属关系，又继而上溯再向古代搜索。这样的时间上的大范围跨度，在《历史研究》中是极为常见的一种手法。

其次，在整个历史变革中，汤因比对宗教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一个统一国家（如一个帝国）崩溃后，“教会却留下来，因为帝国早已失去了领导，不能得到效忠的地方，教会正在进行领导，并且得到了人民的归心。这样，作为一个垂死的社会遗物的教会，就变成了孕育另一个行将在适当时机诞生的新社会的子宫”。[2]由于教会不同于统一国家的继承性，自然而然地在文明继承过程中担任极重要的角色，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也因为它的特殊作用而成为一个历史研究的“单位”。

再次，民族、种族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是对有文明的21种社会的具体研究。他认为之所以能系统地比较这21个社会，在于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只有它们具有文明。从这种意义上看，文明是统一的。相对民族而言，种族是否也有统一的特征而且因此可以成为历史形态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呢？汤因比列举出了语言的相关性在各种族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语言家庭”[3]，同时胜利形态的相似形又证明了“所有的文明都是由许多种人共同创造的”[4]。为此，汤因比还通过极大量的各地域、各种族、各民族的实例加以论证。

最后，地域、环境，或者说空间内的统一研究也明显体现出了汤因比的历史观。如他在探讨文明的起源时，所涉及到的区域便是大范围的：古埃及文明、苏末文明、古代中国文明、马雅文明和安地斯文明、米诺斯文明等等，以及在否定环境作为文明起源的决定性力量一说时引证的多种环境实例，欧亚草原与尼罗河流域的相似环境导致不同的后人特征，多瑙河与黄河流域相似的环境产生不同的文明等等。这些不同区域内文明时空交错上的统一性研究是本书的最大特征。

事实上，正如本书开篇由译著者曹未风所作代序所指出的，从马克思注意学说的角度上看，汤因比在本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些观点和思想是和现时代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是有矛盾的。而他自己所说的几段话就更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一个文明的死亡因此而引起另一个文明的诞生，那么乍看起来对人类努力目标的既有希望对振奋人心的探索，不是终于会变成异教徒周而复始但徒劳无益地反复背诵经文吗？这种历史进程的循环观点，甚至为最伟大的希腊和印度的圣人和智者——例如亚里士多德和释迦牟尼——所完全承认，他们明白地假定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不认为有必要加以证明。”[5]现在看来，广为流传并接受的“进化论”观点认为，生命并非只是简单机械的循环，而是在衰亡又兴起的过程中进步的。

再如，他说：“当文明兴起而又衰落，并在衰落中导致了另一个文明兴起的时候，有一些比它们更高的有意义的事业可能一直在前进着。而根据神的意图，从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学得的知识可能是进步的最有效工具。”[6]他肯定了知识在文明进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却通过神学来加以证明，无怪乎在1958年所作的极左倾代序中对他的深植于心的神学观点致以如此激烈的抨击。

我本人并没有资格对这一历史形态观的史观作任何评价，但正如进化论全球史观、文化优劣论史观与“世界体系”史观并没有消失一样，汤因比式的文明史观现今的衰落或许并不意味着它会消失。至少黄仁宇先生在其《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说到过：“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证明汤因比史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后继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