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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 看老狐狸如何操守言行一致3（第4页）

“要时刻牢记你去费城的目的。要记住你不只是去研习法律，并且要在此项职业中出人头地，才可成名有利。学法律是你的志愿，成名是你的雄心，而行为放纵与二者均不相干。你交结的朋友中对你帮助最大的，你需要为他花费的钱将会最少。当然，我不是禁欲主义者，并不认为你必须时刻都与参议员及哲学家为伍，但在年轻朋友中你必须慎重挑选。交友容易，但是交友以后不论朋友如何烦人没有好处，要摆脱却很难。此类朋友常于不知不觉之中使人行为失检，进退两难，既添烦恼，又增羞辱。

“对所有人都要有礼貌，但只对少数人表示亲近。而且在未经考验以前，切不可对他们推心置腹。真正的友情是成熟缓慢的植物。必须经得起逆境的磨炼，才能算真正的友谊。

“对一切人的痛苦与不幸都要有同情心，并依照自己的收人情况给以帮助。要时刻记住雪中送炭的教导。但不是所有要求施舍的人都值得同情。要弄清情况。不然，值得同情的人就得不到帮助。

“不要以为华丽的羽毛既可使鸟美丽，华丽的衣着就可使人高贵。在有识之士的眼中，平凡而文雅的服装比花边与绣饰更值得称颂。

“我要提及的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可赌博。赌博为万恶之源，不但损害道德，而且危及健康。赌博产生于贪婪，其本身则产生罪恶，结果则带来种种不幸。它使许多有名声的家庭毁灭，使许多人丧失名声，也造成许多自杀事件。一切参加赌博的人，无不为赌博神魂颠倒。赢了钱的赌徒，总是想凭借手运，有进无退，不输不止。输了钱的赌徒则只想扭转逆运，不肯罢休，结果是每况愈下，直至孤注一掷，全部输光。总之，在可耻的赌博中，可说是万人受害，无人获利。”

司马迁的父亲对他的要求和希望也很奇特，但他有远见，有眼光，做出了俗人们所说的愚蠢之举，让儿远游访书，访人，但他却成功了。

司马谈是汉朝的太史令。当时的历史学，除了孔子在四百多年以前作的《春秋》之外，差不多是一片空白。战国时代，各国都各有自己的历史记述。秦始皇焚书坑儒，把书几乎都烧光了。秦国自己记的历史，又被项羽进咸阳时一把火烧掉了。所以急需有人搜集资料，重新整理出一部历史书来。这就需要阅读和研究许多古代留传的书籍。而汉朝以前的古文字和汉朝通行的文字又有很大的区别，很不好读。因此，司马迁才10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叫他学古文。后来，还让他向当时有名的学者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时候历史和经典文献。

然而，由于古代没有印刷术，纸张在当时也还没有发明，书籍本来就很少。再加上秦始皇推行的高压统治，只留下一点断简零篇，记述也很简略。不少事的记载还互相矛盾，真假难辨。司马谈就鼓励年轻的司马迁亲自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看各地的地理和风土人情，观瞻历史遗迹，搜集书本上没有记述的遗闻轶事。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当时司马迁才20岁。根据儒家的规矩，“父母在，不远游”，到远方旅行是属于“不孝”的行为。古代的交通又很不便利，孤身出外，十分危险的。

司马谈不但鼓励儿子远游，而且详细地告诉他，一路上应当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可能的线索，怎样才能收集到可靠的材料。

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出武关，经过南阳，到江陵，然后渡江南下，到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葬身之处。然后他又来到九嶷山，瞻仰了舜的葬地。再到庐山，考研大禹治水的遗迹。他到会稽，访禹穴，了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到姑苏，拜访伍子胥的神祠。过长江，到淮阴，收集韩信的故事。到曲阜，了解孔子的生平。看了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沛县和陈胜吴广起义的大泽乡。他这一个大圈子，走了二、三年，为后来撰写《史记》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司马谈临危以前，和司马迁作了一次长谈。他说：“我们家的祖先原是在周朝做太史的，后来家道衰落了。我虽然当了太史，也搜集了许多资料，想著一部历史，但始终没有完成，难道我们家的事业就断绝在我的手里吗?我死了之后，假如你能再当太史，就可以继承我们的祖业了。希望你当了太史以后，不要忘记我想著的书。从孔子作《春秋》到现在，四百多年了。诸侯互相征战，历史记录全被毁弃了。汉朝以来，全国又得到统一，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人物。可是，我作为一个史官，却没有能做出一部书来把这些事一一记录。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说着，眼泪也流了下来。

临终遗言，往往能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记。三年以后，司马迁果然当了太史令。他利用国家的藏书，开始撰写《史记》。可是，后来司马迁得罪了皇帝，受到腐刑。他受到这样大的侮辱，真想一死了之。可是，想到父亲的遗志，想到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搜集来的资料，他又觉得自己不能死，还是要忍辱负重，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司马迁终于用毕生的精力，写成了《史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后来各代的史书，大都仿效《史记》的体裁。在文学上，它的成就和影响也很大。《史记》上写的许多人物和事件，成为后来小说、戏剧的题材；它的艺术手法，成为许多文学家揣摩效法的对象。

岳母给岳飞刺“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就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精忠报国不仅是岳母心中的期望，她并且把这种期望刻了在儿子的身上。

这一点很多人是办不到的。

每个人都会从这个故事中体会出很多道理。

姚氏（约1067—1136）是南宋抗金名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她于宋神宗元丰末年，嫁与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的一个农民岳和为妻。姚氏为人勤劳节俭、善良贤惠。她生岳飞时，已经二十六、七岁了。这之前，她曾生了四个男孩，但都夭折了。岳飞之后，她还生了岳翻。姚氏在临近绝育之年，得了两个儿子，自然欢喜异常，但并不娇生惯养，放纵他们，而是“鞠育训导”，既有慈母之爱，又有严肃的管教，因此岳飞自幼对母亲有极深厚的感情。

岳飞的乳名叫五郎，后来单名叫“飞”，字“鹏举”，意思是“举翅高飞，鹏程万里”。这些都是姚氏和丈夫岳和商议后给取的。

岳飞出生不到一个月，黄河决口，洪水泛滥，冲毁了岳家的破茅屋。岳飞的母亲姚氏从梦中惊醒，她急中生智，怀抱小岳飞，坐在一口大水缸里，随波漂流，终于侥幸脱难。

洪水过后，岳和与姚氏携岳飞重返家园，另建茅舍，艰苦度日。后来，岳和去世了。岳飞一家就靠姚氏帮人家作些零活过活。不久，村里办了“冬学”，姚氏就把替人做针线活得来的一点钱，给岳飞做了一套新衣裳，送他上了冬学。岳飞天资聪明，记忆力强，他在母亲的督促下，尊敬师长，读书用功，过不了多久，也就“识字粗堪供赋役，不需辛苦慕公卿”了。此后，岳飞白天在田间辛勤耕作，晚上岳母在家门前的空地上为他点燃一堆枯柴，他就在火光的映照下继续刻苦读书，就这样岳飞读了许多经史书籍，还读了《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等不少兵书。这也为他以后成为将帅时，能赋诗、填词、作文，并写得一手草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宋末年，金军大举攻打中原的时候，岳飞正好20岁。姚氏深明大义，为了保家卫国，她积极勉励岳飞“从戎杀敌”，“无以老母为念”。岳飞在外从军三年，24岁那年回汤阴家中。当他再次向老母辞别，奔赴疆场之时，年逾花甲的姚氏，请人在岳飞的背上写了“精忠报国”四个正楷大字，然后亲自用绣花针按字的笔划在岳飞的背上刺了起来。这“精忠报国”四字，不仅刻在岳飞的背上，而且铭记于岳飞的心中。在往后峥嵘岁月里，“精忠报国”，成了岳飞和“岳家军”的誓言，也成了封建时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响亮口号。据《宋史》卷三百八十《何铸传》说，后来岳飞蒙冤，御史中丞何铸负责初审岳飞，当他看到岳飞“背有旧涅‘精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之际，也不由得收敛起严肃的面孔。关于刺字一事、《宋岳鄂王年谱》卷一引《唐门岳氏宗谱》中也有记述云，“精忠报国”四字，为靖康初（公元1126年）岳母姚氏所刺。”

良将出寒门。岳飞一生遵奉母教，忠贞为民，精忠为国，他的英雄事迹，一直受到后人的歌颂。他的“精忠报国”的斗争故事，被人们编成小说和戏曲，广泛地在民间流传。人们还在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为他建造了宏伟壮丽的岳坟和岳庙。在他的故里河南省汤阴县还修建了岳飞纪念馆。岳母银针刺字，望儿报国的故事，也同样长留青史，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识人要有大眼光

在社会斗争中任何一个人都要有选择，选择哪一方面，这可以表现出他们的水平。所以不仅有一个不为官的问题，还有一个“识别官”的问题。这个识别不能靠一时之情，而要有个大眼光。人是很容易受眼前利益**的，只有有大志向者才能透过眼前看到未来，自然这会有代价的。

王陵是刘邦的同乡，刘邦以王陵为兄。刘邦起义时，王陵也带几千人起义，占据了南阳。在刘项斗争中，王陵带兵跟随刘邦。项羽听说后，把王陵的母亲接到军中，想用此胁迫王陵投降。

王陵的母亲看到当时项羽的兵力虽然比刘邦强大，用的政策却是错误的。他一把火烧毁咸阳的宫殿，大杀降卒，到处分封六国的后人为王，在内部又不能团结将卒。从长远来看，项羽必定要失败的。

于是，当王陵的使者来到项羽的军营时，王陵的母亲偷偷地会见了使者，说：“请为我带个口信给王陵，还是追随汉王为好。汉王刘邦是个忠厚长者。请你告诉王陵，不要为我的原因而动摇。”为了坚定王陵的决心，她就在使者的前面用剑自杀而死。项羽知道后大发雷霆，把王陵母亲的肉割来炙了。然而这样一来，王陵追随刘邦的意志更加坚决，终于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平定了天下。

王陵母亲，是以死换得了儿子的前途。

而东汉末年范滂的母亲则育子捐躯不悔，两个母亲虽然个人生命结果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人在世，不仅不争官，还要有原则、有骨气、有理想的去生活。教子最重要的是教他有人格、骨气、浩然之气。如果丧失了这一点，人将不能称为人。

在一个商品化、世俗化的社会中，一切都化成钱的原则，像王陵母、范滂母的行为已不被人所理解，而她们正是糊涂学所肯定的人物。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势，鱼肉人民，残害忠良，诬陷敢于反抗他们的朝廷内外的大臣，“共造部党”。其中，范滂（pāng）就是被他们以“党人”的罪名杀害的一个清正官吏。

范滂字孟博，汉汝南郡征羌县人（现河南省平光、郾城两县处）。年轻时就很注意品德修养，养成清廉的节操，受到州郡和乡里的钦佩，推荐他做孝廉，光禄勋举为四行。那时冀州（今河北省高邑县东南）发生灾荒，饥民都起来造反。朝廷于是任命范滂为清诏使，到冀州巡行视察。范滂登车出发时，手握缰绳，慨叹政治混乱，立下了澄清天下的大志。待他一到冀州境界，那些太守和县令自知平时贪赃枉法，听到风声就扔掉官印逃跑了。他检举弹劾的官吏，个个都符合公议。

后来，范滂又被太尉（主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黄琼征召去做官。正赶上皇帝下诏要三公府的下属主要官员采访民间疾苦和地方官吏的善恶得失，向朝廷汇报。范滂一下子就弹劾了刺吏、太守和权门豪坤共二十多人。尚书责备他弹劾的人太多，怀疑他挟有私心，动机不良。范滂回答说：“我所检举的如果不是贪污腐败，奸邪残暴，残害百姓极深的坏人，怎肯用来玷污我的纸笔呢?只因现在就要向朝廷汇报，时间仓促，所以先检举那些急需检举的人。至于还没调查清楚的，正在反复核实。我听说，农夫铲了杂草，庄稼必定会茂盛起来，忠臣把奸邪去掉，国家的政治就会清明。如果我检举的不符合事实，甘愿当众接受死刑。”官吏们这才不再问什么。范滂眼看朝廷正处在艰难时刻，知道自己的主张无从实现，就递上弹劾自己不称职的状子，辞官不干了。

汝南郡太守宗资早就知道范滂的名声，请他做助手代理功曹职务，把郡中的政事委托给他。范滂在职期间，对吏治严加整顿，疾恶如仇。凡是行事违背“孝悌”，以及不遵守“仁义”规范的人，一律撤职驱逐，不与他们共事。把操行卓异的人推荐到显要岗位，把被埋没的人才选拔出来任职。范滂的外甥西平县人李颂，是西平王李通的后代，他在家乡名声不好，没有人肯推举他。太监唐衡去请宗资帮忙，宗资同意任用李颂为吏，范滂认为他不是适当人选，搁置下来，一直不发委任状。这使宗资很生气。从此郡中那些中级以下的官吏，没有不怨恨范滂的，就指责范滂任用的人为“范党”。后来牢惰向朝廷上书，诬告李膺、范滂等人连引为党，被关进监狱，受尽了酷刑折磨。

范母来到狱中与儿子永别。范滂禀告母亲说：“弟弟仲博很孝顺，能够供养您老人家，我到地下和父亲在一起。无论活着或死去的，都各得其所。请大人割断难舍难分的恩情，不要再增添悲伤。”范母道：“你今天能够与李膺、杜密齐死，死也瞑目了。既有美名，又要长寿，这怎么能够一齐得到呢?”范滂跪下来领受母亲的教导，向她老人家叩了两个头就分别了。接着范滂又回头望着儿子叹道：“我想叫你做坏事吧，坏事实在不能做；要叫你做好事吧，我可一生从不做坏事，却落得如此结局!”在场的人见此情景，没有一个不垂泪的。那时范滂只有33岁。

范滂一生正气凛然，范母育子捐躯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