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涯

第8章02（第2页）

是的，我失去了可说是送上门来的年金，但我也摆脱了这年金本会让我戴上的枷锁。否则，我将与真理、自由、勇气永诀了。那日后还怎么去侈谈独立和淡泊呢?拿了这份年金那就只好专事逢迎，或者是三缄其口，不发一言了。再说，谁能保证我就一定能得到年金呢?那要费多少周折，求多少人呀!为了保有这份年金，我必须比不要它时付出更多的心血，招致更多的不快。因此，放弃这笔年金，我认为这个决定是跟我一向的行为准则很相符的，为了务实而牺牲了面子。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于其他人，我推辞说身体不大舒服，当天上午就走了。

我的离去招致纷纷议论，一致谴责。我的理由不会让所有的人都认同的。指责非议我是个傲慢的家伙，这早已有之，而且这也更能满足任何不会这样做的人的嫉妒心。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个短笺，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君主本人是如何地为此剧着迷。他告诉我说：“整整一天，陛下用他那全王国最不成调门的嗓子不停地在唱：‘我失去了我的仆人，我失去了我全部的幸福’。”他还说道，再过半个月，还要再度上演《乡村占卜者》，这将会向全体公众证实首场演出的圆满成功。

两天之后，我去她家吃晚饭，晚上九点左右，我走进埃皮奈夫人家时，在大门口遇上了一辆马车。车上有人示意我上车，于是，我便上去了，是狄德罗。他同我谈起了年金，我真没有料到一个哲学家竟然会如此急切地谈论这种问题。他倒是没有指责我不愿晋见国王，而对我对年金的无动于衷大加鞭笞，他跟我说，如果我自己对此无所谓的话，那也得考虑一下勒瓦瑟尔母女，说我应不放弃任何可能而正当的机会为她们的生活着想。由于毕竟还不能说我拒绝了这份年金，他便强调说，既然人家好像准备给我，我就得去申请，不计一切地争取到它。尽管我对他的一番热心很感动，但我却不能欣赏他的箴言，因此，我俩就这一问题非常激烈地争吵了一番。这是我与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俩的争吵都是因这一类问题引起的，他总命令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可我却偏偏不那么做，因为我觉得那么做是错误的。

我俩分手时，时间已晚。我想领他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可他硬是不肯。我总想把自己所喜爱的人都拢在一起，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我都极力让他见见她，甚至都把她带到他家门口，但他就是不愿见她，让她吃闭门羹，谈起她来，总是一副不屑的神情。直到我同她，又同他闹翻了之后，他俩才有了交往，他在谈到她时才开始怀着尊敬。

自那时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好像就有意要离间我同两位“女总督”的关系，暗示她俩说，他们的生活之所以拮据，全是我的错，说是同我在一起，她们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他们竭力怂恿她俩离开我，答应凭借埃皮奈夫人的面子，给她们找个食盐、烟草或其他什么分销店让她们干干。他们甚至想把杜克洛以及奥尔巴什拉过去，但杜克洛始终拒绝同他们一起干。我当时也听闻一些他们的这些小动作，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弄清楚。我常抱怨我的朋友们的这种盲目而欠考虑的热情，我身体状况本来就很糟糕，他们还要拼命地把我逼进最最痛苦孤独的境地，按照他们的意思想使我幸福，可他们的方法常事与愿违，并没有让我幸福。

1753年的狂欢节，《乡村占卜者》在巴黎演出。在这之前，我抽空写了该剧的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如印刷出来的那样，贯穿始终的是舞蹈动作，而且是由一个主题贯彻始终的，依我看，提供了一些十分有趣的场景。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向歌剧院提出时，人家压根儿就不乐意听，因此，只好按照惯常做法，编串一些歌舞，致使这个幕间歌舞虽然充满美妙的意趣，未使正剧逊色，却收效不大。我去掉了热利约特的宣叙曲，换上了我原先写的、现在印出的那一首。这首宣叙曲，我承认是有点法国化了，也就是说被演员们弄得拖沓了，但却也感到很悦耳，而且，效果不在咏叹调之下，甚至使听众觉得与咏叹调并驾齐驱。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了捍卫了该剧的杜克洛，并且声明，我将只题赠他一个人。不过，在取得他的许可之下，我后来又题赠给过别人一本书。他应该因我做出这一例外的题赠而感到更加荣耀。

我有许多关于这个剧本的轶闻趣事，但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说，没有时间在此多浪费笔墨。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补篇中再来叙述一番的。然而，其中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谈，它也许跟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些关联。有一天，我在奥尔巴什男爵的工作室里观看他的乐谱。在浏览了许多种类的乐谱之后，他指着一部羽管键琴曲集对我说：“这些是别人专为我写的曲子，品味极高，很适合演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也将见不到它们。您该为您的幕间歌舞选上一首您认为适合的曲子。”我脑子里装着的歌曲和合唱曲的主题比所要用的多得多，因此对他的曲子我也未放在心上。可是，他一再地催促我，所以，碍于情面，我便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改成三重唱，等柯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用。几个月之后，当《乡村占卜者》正在上演的时候，有一天，我走进格里姆家门，发现有些人聚在他的羽管键琴旁。见我来了，格里姆便突然站了起来。我本能地朝他的琴谱架上看了一眼，看到了奥尔巴什男爵的那同一本曲集，正翻在他催促我采用、并向我保证永远不拿给他人的那支曲子上。此后不久，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举行演奏会，我又看见这同一本曲集翻开着放在主人的羽管键琴谱架上。无论格里姆还是别人，都没有跟我谈起过这支曲子，而我之所以在这里亲自提到它，也是因为不久之后，有谣言说《乡村占卜者》并不是我写的。由于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音乐家，所以我深信，要不是我的那本《音乐辞典》，人们一定会说我是乐盲。

《乡村占卜者》上演前的一段时间，一些意大利滑稽剧团的演员来到巴黎。人们没有预测他们将会产生什么效果，就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出了。虽然他们的演技不佳，乐队当时也一蹋糊涂，随意曲解他们的剧本，但是他们仍旧使得法国歌剧大为逊色，一直缓不过气来。法国和意大利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使得法国的听众顿时醒悟。在听了意大利音乐的那种热烈欢快的节奏之后，法国听众再也无法忍受本国音乐的拖沓了。意大利滑稽演员一演完，听众便都走光了。因此，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演出顺序，让意大利滑稽演员压轴。那时，正在上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天仙》，但都顶不住。只有《乡村占卜者》还勉强与之一较高下，即使排在《女仆情妇》之后演出，也能受到欢迎。当我在写幕问歌舞时，脑子里尽想着意大利的那些滑稽演员，是他们给予我以灵感，可我远远没有想到，有人竟拿我的幕间歌舞去仔细比较。如果我是个剽窃者的话，那剽窃行径该有多少呀，人们要费多少心思去揭露呀!可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白费心机了，没有在我的音乐中找到一丁点儿他人的痕迹。我的所有歌曲，同所谓的原作比较起来，正如同我所创造的音乐特性一样，完全是另外一番新天地。如果让蒙东维尔和拉摩去经受这种考验，那他们就要被批得体无完肤了。

那些滑稽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极其狂热的崇拜者。整个巴黎分成了两派，激烈程度超过对于国家大事或宗教事务的争论。一派人多势众，由大人物、富人和女士们组成，他们是传统的法国音乐的积极支持者；另一派，更活跃，更自信，更激烈，由一些真正的行家、一些才华横溢、天赋极高的人组成。这一小伙人，常聚集在歌剧院王后包厢下面。另一派则坐满了池座和正厅的其他地方，但其中心却是聚在国王的包厢下面。这著名的两大派系当时便因此而获得“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的别称。争论日渐激烈、逐渐升温，还出了一些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但遭到了《小先知》的嘲讽；他们想理论一番，可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给驳得体无完肤。这两本小册子分别是由格里姆和我写的，是有关这场争论所幸存的惟一的两本，其余的全都不知去向了。

但是，大家不理会我的否认，固执地认为是出自我手的《小先知》，被一笑置之，作者未受到任何的责难。可《论法国音乐的信》却被认真看待，引起全民族对我群起而攻之，认为我践踏了法国音乐，使之受到了侮辱。这本小册子所引起的难以置信的效果真值得塔西陀的神来之笔去描绘一番的。当时正值议会与教会大争斗时期。议会刚被解散，形势异常紧张，暴动也近在眼前。那本小册子一出来，其他所有的争吵立即被湮没了，人们一心只想着法国音乐遇到危险，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我。声势之大，令全法国人到现在也不能忘记。在宫中，犹豫的只是把我关进巴士底狱还是让我流放。要不是瓦耶先生表示这样做会贻笑大方的话，御旨便已下达了。当人们听说这本小册子也许阻止了一场革命时，一定会认为是天方夜潭。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的人依然可以作证，因为这桩奇闻轶事距今还不超过十五年。

诚然，人们并没有限制我自由的权利，但却并未少侮辱我，连我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歌剧院的乐队想在我走出剧院时大义凛然地密谋干掉我。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可我歌剧院去得更加勤了。我很久以后才知道，是跟我关系密切的火枪手军官昂斯莱先生要的阴谋。剧本很受欢迎，被观众普遍接受了，并且以不道破作者姓名的方式演出了。但是，我有理由认为，演员们以及其他许多人还是知道作者是谁的。艾桑小姐和格朗瓦尔小姐饰演情女的角色。尽管，依我看，全剧的精华并没有淋漓尽致地被表现出来，但却不能说这个剧演得很不好。我对观众的宽容感到惊奇和感动，他们竟很有耐心地将全剧欣赏完，甚至还让它演了第二次，而没有丝毫的不耐烦的表现。就我而言，我对第一次演出就厌烦得不得了，都没能坚持看完，出了剧院便直奔普罗高普咖啡馆，在那儿见到了波瓦西以及其他几个人，他们可能一样也对这剧演出失去了继续赏鉴的耐心。在那儿，我公开地承认了我的peccavi，谦卑地，或者说自豪地承认了自己是该剧的作者，并且说出了大家所想说的话。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坏剧本的作者，这一做法深受赞赏，而且，我也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让人下不了台的。我甚至从坦白承认的勇气中得到了对自尊心的一种补偿，而且我仍认为，彼时彼地，说出了的骄傲多于默不作声的羞愧。不过，该剧本虽说是演起来不受欢迎，但读起来还是挺耐人寻味的，所以我让人印了出来，而且，我在属于我的佳作之列的序言中，开始阐明我的准则，比我在此前所阐明的更深刻一些。

不久以后，我便有机会在一本更重要的著作中对这些准则进行全面地阐述了。我想，那是在1753年，第戎科学院发表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征文章程的时候。我被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深深震撼了，很惊奇该科学院竟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既然它有勇气提出来，我就当然有勇气去写。于是，我便动手写了起来。

为了随意地思索这一重大题目，我同泰蕾兹、我们的女主人——一个好女人及其一位女友一起，去圣日耳曼旅行七八天。我把这次旅行视作我一生中最适宜的旅行之一，天气晴好；那两位好女人负责照料一切，掌管日常开销；泰蕾兹同她一起嬉耍；而我则不用劳神费心了，吃饭的时候，同她们无拘无束地寻开心。每天其余的时间，我便钻进森林中去，在那儿寻觅并找到了我自豪地描绘其历史的原始时代的景象；我无情地驳斥了人类的种种谎言；我大胆地彻底揭露人的本性，追寻歪曲了人的本性的时间和事物的进程，把人为的人和自然的人相比较，向他们指出，进化正是人类苦难的真正根源。我的灵魂被这些崇高的沉思所激扬，飞升至神明境界，从那儿看到自己的同类在其偏见的盲目道路上，沿着错误、不幸、罪恶的道路在往前走着，我以他们无法听见的微弱的声音在冲他们呼喊：“你们这些不住地埋怨大自然的愚蠢者，要知道，你们所有一切的痛苦都源自你们自身。”

从这番凝神思索中，《论不平等》终于问世了。该作品比我其他所有的著作都合狄德罗的胃口，而且，他为这部著作所提的建议对我来说是最为有益的，但很少有人能读得懂这部作品的，而且即使读得懂的人也全都不愿谈起它。这部著作是为征文而写的，所以我把它寄去了，但事先便深信它获不了奖，而且我也深知，科学院的种种奖并不是为这类文章而设立的。

这次旅行和写作对我的脾性和健康都有所裨益。已经有好几年了，尿潴留的痛苦折磨着我，我完全任随医生摆布，他们非但未能减轻我的病痛，反而耗尽了我的体力，毁坏了我的体格。从圣日耳曼归来，我自己感到体力有所恢复，觉得好多了。我根据这个启示，决心不管是死是活，反正不求医不吃药，永远不沾医生和药物的边，活一天算一天，不能动就呆在屋里，有点力气就走动走动。在巴黎，混迹于那群自视清高、眼高手低的人中间，不是很合我的心意。文人的勾心斗角，他们的那些可耻的争吵，写的书又是那么缺少真诚，在社交场合上又是那么地盛气凌人，我觉得这都太可憎可鄙了。即使是在同我的朋友们的交往中，我也觉得太少温馨、坦诚、直率，因此，我深深地厌烦了这种繁杂的生活，开始急切地盼望着能重回到大自然的怀抱，虽明知自己的条件不允许我在乡间定居，但我至少可以在乡下度过我的闲暇时间。有好几个月的工夫，首先是午饭之后，我便独自一人前往布洛涅森林去散步，思考一些作品题材，一直待到深夜才回到家中。

我应该把这次旅行当作我活了42岁第一次经历的事记下来。它对我那与生俱来的、毫无保留、自觉而充分信赖别人的天性有深远的影响。我们包租了一辆舒适的马车，不换马，每天只走很短一段路程。我常常下车步行。我们刚走了一半路程，泰蕾兹表示，她很讨厌留在车上和戈弗古尔呆在一起，而当我不顾她的恳求，仍想下车步行时，她也跟着我下车步行。我对她的任性责骂了很久，甚至坚决不许她下车。最后，她只能将其中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当我得知我的这位已60有余的朋友、这位患有足痛风、腿脚不便、因寻欢作乐过度而伤了身子的戈弗古尔先生，竟然自我们上路时起，便一直刻意的挑逗他朋友的妻子、一个年华已逝的女人，而且手段极其卑劣，极其下流，竟至把钱袋赠与她，还拿一本**书念给她听，让她看他带来的许许多多的污秽的画，借以撩拨挑逗她，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在作梦，仿佛坠入五里雾中。泰蕾兹十分气愤，有一次竟把他的那本污七八糟的书从车窗扔了出去。我还得知，第一天，我因剧烈头疼没吃晚饭便去睡了，他竟趁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跃跃欲试，像个老色鬼、骚公羊似地去勾引她，简直不像我所信赖而又托付了自己的伴侣的一个正人君子。我感到无比的惊奇和万分的痛心!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友谊是与构成其魅力的所有可爱而高贵的情感分不开的，可我生平头一次不得不把它同轻蔑、不屑联在一起，使我取消了对他的信赖和尊敬——那是一个我所爱戴并自认为被其所爱的人!那个无耻之徒还对我瞒着他的卑鄙行径哩。为了不让泰蕾兹为难，我只能刻意地掩饰我对他的轻蔑和不屑，把他不该知道的一些情感深藏在心中。友情的温柔而神圣的幻象啊!戈弗古尔第一个把你的面纱在我眼前掀开了。自此之后，有多少只无情的手在阻止这块面纱重新垂落啊!

到了里昂，我便离开了戈弗古尔，去萨瓦了，因为我无法忍心离妈妈那么近而不去看看她。我又见到了妈妈……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上帝!堕落成什么样子了啊!她那早期的美德如今都到哪了呢?她难道就是蓬韦尔神甫介绍给我的瓦朗夫人吗?当年，她是那样的光彩夺目。我的心好疼呀!我看到她已别无出路，只有换个环境。我早就在信中多次恳求她前来与我们一起过恬然安静的生活，我愿意同泰蕾兹一起倾毕生精力使她幸福。我又再次急切地央求她，但于事无补。她死守住她的年金，不听我的劝告。可她的年金虽说是照发不误，她自己却早已得不着分文了。我还是把我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要不是我很清楚给她再多她也得不到一个子儿的话，我不应该不多给她一些的。在我在日内瓦逗留期间，她去沙伯莱旅行了一趟，并到格朗日运河来看了看我。她钱不够，无法继续旅行了，可我当时身上也没有那么多钱，一小时过后，我让泰蕾兹把钱给她送了去。可怜的妈妈!请容许我再说一下她这一次善良的表现吧。她的首饰最后只剩下一枚小戒指了。她把它摘下来戴在了泰蕾兹的手指上，但泰蕾兹随即又把它戴回到妈妈手上，热泪盈眶，亲吻着那只高贵的手。啊!这可是我偿还欠债的时刻啊!我必须抛弃一切跟随着她，与她相依相随，与她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直到她最后的时刻。可我根本就没这样做。我因为心中另有牵绊，只觉得对她的感情有所松弛，因为我看不出自己会对她有所帮助。我为她而叹息，但却没有跟随她去。我一生所深感的内疚中，唯有这是最痛心疾首、最抱憾终身的。因此，我理应受到自那时起便一直缠绕着我的可怕的惩罚。但愿这些惩罚能抵消我的忘恩负义吧!我的负义薄情是表现在我的行为上的，但它却撕碎了我的心，说明这颗心的主人还是有情有义的。

我在日内瓦主要交往的人，除了我提到的德吕克而外，还有年轻的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时就已经认识他了，我当时对他的评价高于以后对他的看法；佩德里奥先生，当时是乡村牧师，现在是文学教授，同他的交往充满了温馨和舒适，将永远无法令我忘怀，尽管他后来不屑于与我为伍；后来当上国民议会议员和市政官员的雅拉贝尔先生，当初是物理学教授，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读给他听，但没读题献，他似乎对此文甚为赞赏；吕兰教授，直到他死前，我和他的联系并没有中断过，他甚至还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购置书籍；凡尔奈教授，他在我向他表示好感和信赖之后，同大家一样，就不再理我了，而作为一个神学家，他应该被我的表示深深打动的；戈弗古尔的助理及继任者夏普伊，他本想顶掉戈弗古尔的，可没多久，自己反倒被人取而代之了；马尔塞·德·梅齐埃尔，我父亲的故旧，也是我的朋友，曾一度为国增光，后成为剧作家，并想进二百人委员会，从而改变了信条，死前为人所耻笑。在我所有的朋友中，我最尊重的是穆勒杜，他才华横溢、思想激烈，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我一直都很喜欢他，尽管他对我的态度是若即若离，而且同我最凶狠的敌人有来往。虽然如此，可我仍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我死后的辩护人并为我这样的一个朋友报仇雪耻的。

尽管这些应酬费时费力，但我喜欢独自散步的习惯并没有因之而失去。我经常在湖边久久地漫步，但我那习惯思考的头脑并没有闲着。我在构思一本《瓦菜地方志》和以吕克莱丝为主题的散文悲剧的大纲，尽管她已不再能上法国的任何舞台，我仍要大胆地去演绎她，以此为武器，对嘲笑者报以辛辣的反击。与此同时，我还在试着译塔西陀，已经译出他的史书的第一卷了，大家可在我的文稿中找到它。

在日内瓦呆了四个月之后，我于十月份回到巴黎。为避免与戈弗古尔遭遇，我绕道而走，并未经过里昂。因为我打算春天才返回日内瓦，所以，冬季里，我便恢复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主要的是看我的《论不平等》的校样。那是我让书商雷伊在荷兰印的。我同雷伊是刚在日内瓦结识的。由于此文是题献给共和国的，国民会议对这个题献可能不会满意，所以找想等等看这一题献在日内瓦产生什么效果，然后再回日内瓦去。效果果然对我不利。这个题献是我在强烈爱国主义的感召之下用我的**造就的，可却偏偏给我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一些敌人，在市民中引发了嫉妒。舒埃先生当时是第一市政官，他给我写了一封客气但冷淡的信。大家可以在我的信函集A第三号中看到这封信。我从个别人那儿，特别是德吕克和雅拉贝尔那儿得到了一些恭维，仅此而已。我没有看到哪个日内瓦人会对我的这部作品及其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国主义热忱心存感激。这种冷漠使所有注意到的人都愤愤不平。我记得，有一天，在克里希的迪潘夫人家吃饭，同席的有共和国常驻代表克罗姆兰和米朗先生。米朗先生在席间说，国民议会如果不奖赏我、不赞扬我，便有失体统，有违道义。克罗姆兰矮小黝黑，为人卑鄙险恶，当着我的面他没敢吭声，但却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令迪潘夫人觉得好笑。这部著作除了实现了我的夙愿外没有任何好处，就是那个公民的称号，那是先由我的朋友们，然后又由公民循着我朋友们的样子赠予我的，可后来，我又因名不符实而重新失去了它。

有一件事促使我下定了决心，那就是伏尔泰住到日内瓦附近了。我知道，此公将会在日内瓦闹个天翻地覆的。而我若去日内瓦的话，我就必须同世俗作不懈的斗争，我别无选择，要么成为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臭学者，要么成为一个懦弱的坏公民。伏尔泰就我最后那部作品写给我的那封信，使我不得不在回信中婉转地表示我的种种担忧。它所产生的结果证实了我的担忧。从此，我便认为日内瓦没有什么希望了，这我并没有看错。我也许本该去顶风冒雨的，假使我自觉有此能耐的话。但我一个人身单力薄不善言辞，又怎么去面对一个口才极佳且又极为傲慢、偏执、深受王公大人青睐的人呢?我担心血气之勇非但于事无补，反会遭殃，所以便听任自己息事宁人的天性安排，听任与世无争的心态的驱使。这种淡泊的心态今天又一次欺骗了我。要是退隐到日内瓦去的话，我本会为自己免去一些大灾大难的。但是，即使我满怀爱国热忱我仍怀疑我能否为祖国干出一点有益的事。

就在这一时期，我又去了奥尔巴什先生府上，原因是他的夫人去世了。奥尔巴什夫人和弗朗格耶夫人都是在我在日内瓦期间辞世的。狄德罗在把奥尔巴什夫人的噩耗告诉我时，谈到她丈夫悲痛欲绝。他的苦痛感染了我。我也深为这个可亲可爱的女人之死感到扼腕，因此，我给奥尔巴什先生写了一封信。这悲伤的事冲淡了我对他的怨恨，所以，当我从日内瓦归来之后，而他为了散散心，同格里姆以及其他几个朋友去法国各地转了转回来之后，我便前去看他，后来仍继续去看望他，直到我去退隐庐为止。

当他那个小圈子中的人得知埃皮奈夫人——他当时同她尚无来往——在为我准备一个住所，讥讽如潮水般向我汹涌扑来，硬说我需要别人捧场和都市的娱乐，耐不住寂寞，连半个月都呆不下去的。我心中自有分寸，走自己的路，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奥尔巴什先生倒是帮了我个忙，给勒瓦瑟尔老头找了个地方安置好了。老勒瓦瑟尔已八十多岁了，他妻子感觉他是个累赘，老央求我把他给打发掉。老头年纪不小，又孤苦伶仃，几乎刚一进敬老院便离开了尘世。他妻子以及其他的孩子对他的死并不怎么伤心，只有一向疼爱其父的泰蕾兹抱憾终身，后悔不该让风烛残年的父亲离开她而了却余生。

几乎与此同时，有一不速之客突然造访我，尽管他是个老相识了。我指的是我的朋友旺蒂尔，他有一天早晨突然闯来，我真万万没有想到。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他真是大变样了!他已失去了往昔的风彩，形容枯槁，我不由疏远了他。或许是我的眼光已经变了，或许是声色犬马使他神情恍惚，或许是他那昔日的风采源自青春年少，而今已是白头。我很平静地接待了他而又平静地分手。可是，当他刚一走，往日的情谊便强烈地唤起了我年轻时代的回忆。那是多么温馨的青春时代呀，我把它理智地奉献给了那位天使般的女人，她现在的变化也不亚于他呀。童年时代的种种趣事又浮现眼前，我与两个可爱的姑娘在一起度过的那浪漫的一天，是如此的温馨，她俩赏给我的惟一恩赐就是让我吻了一下手，但尽管如此，这却给了我那么强烈、那么动人、那么持久的惆怅。当年，我怀着的是一颗年轻人的心，充满了美妙的幻想，感觉到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但我坚信这已是东流水，一去不复返了。这所有的温情回忆使我不免为逝去的年华而流泪，为失而不能复得的**而伤悲。啊!我又怎能料到晚年的**重燃会为我带来如此大的不幸呢?我为这**的归来而洒下多少眼泪啊!

我深深地感到，一旦我的回忆录得以公诸于世，我自己却永远录下了我本想抹去的对一件事的回忆。可是，我不得已而要传之于世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矢志不移地写忏悔录的伟大目标和客观评点是非的历史责任感支撑着我不停向前进的勇气而不背离初衷。在我身处的离奇、独特的环境之中，我必须面对真理，不得顾及任何人。为了能够更深刻的了解自我，我必须多角度地去审视自己。我的忏悔势必与许多人的忏悔紧密相连。凡是与我有关的事，我在谈到自己或别人时，都是同样地坦诚，我认为我始终一视同仁，以相同的尺度去衡量他人和自己，当然对别人还是尽量的宽容。我要始终公正、真实，尽我的可能去说别人的好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谈论只与自己有关的他人的不是的地方。我被如此的作践，没有人有权利要求我到底该怎么做，我的忏悔录根本不是写来在我生前面世的，也不是想在有关的人还活着的时候出版的。如果我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以及该书的命运的话，这本书将在我和他们死后很久才会发表。但是，我强大的敌人却害怕真理，不计一切地扼杀真理，为此我被迫采取了一切为公理所容许的措施去捍卫这些真理。如果我的忏悔录将随我一同消逝的话，那我宁愿不连累任何人，毫无怨言地忍受一种不公平的、转瞬即逝的耻辱。但是，我有责任努力的工作，将真实客观的历史面貌连同我的名字一起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