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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课 囚徒困境 太精明有时就是自陷困境（第1页）

第3课囚徒困境：太精明有时就是自陷困境

假如你和你的同伴因为“犯罪”而进了监狱，警官对你们说，如果你们两人都不交代，将被分别判处半年，一个交代，另一人不交，则交代的人免受处罚，不交代的人将被重判为5年监禁，两人都坦白，将分别被判处2年。在两人不能相互沟通的情况下，这时你该怎么办？显然，两人都拒拱，是有利于群体利益的，但你保持沉默，你能相信你的同伴不会出卖你吗？

这就是囚徒困境，纳什通过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不等于群体利益的最大化。显然，合作、信任、威胁以及共同的利益大于个人的利益是走出囚徒困境的关键。

什么是囚徒困境

一、囚徒困境分析

有一天，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家中财物被盗。警方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抓到两个犯罪嫌疑人，我们姑且称他们为囚徒A和囚徒B，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但是，他们矢口否认曾杀过人，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然后只是顺手牵羊偷了点儿东西。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审讯。检察官说：“如果你们两人都供认，每个人都将因抢劫罪加杀人罪被判处2年监禁，如果你们两人都拒供，则两个人都将分别判处半年监禁；如果一个人供认另一个拒供，则供认者被认为有立功表现而免受处罚，拒供者将因抢劫罪、杀人罪及抗拒从严而被重判为5年。

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用一个图示来说明（见图3－1）。

囚徒B

拒供供认

0。5年，0。5年5年，0年

0年，5年2年，2年

拒供

囚徒A

供认

图3－1囚徒困境

图中表示两个局中人具策略离散情形常用的一种表达博弈的工具。我们是这样解读的：最左边是局中人1（本例为囚徒A），最上边是局中人2（本例为囚徒B）；左边的“拒供”、“供认”是局中人1的策略，上边的“拒供”、“供认”是局中人2的策略；四个单元格是双方策略组合的情况（本例中每人有2个策略，策略组合就有2×2=4个），每个单元格即一个策略组合；每个单元格中有两个数字，第1个数字代表局中人1（左边的囚徒A）的赢利，第2个数字代表局中人2（上边的囚徒B）的赢利。

从图3－1中可以发现，如果两个囚徒都拒供，则每个人判0。5年；如果两个囚徒都供认，则每个人判处2年。相比之下，两个囚徒都拒供将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这个比较好的结果，实际上不太可能发生，因为两个囚徒权衡后会发现：

如果对方拒供，则自己供认便可以立即得到释放，而自己拒供将会判处半年，因此供认是较好的选择；

如果对方供认，则自己供认将被判处2年，而自己拒供则会被判处5年，因此供认是较好的选择；

无论对方拒供或供认，自己选择供认始终是最好的。

由于每个囚徒都发现供认是自己最好的选择，因此，博弈的稳定结果是两个囚徒都会选择供认。我们把这种稳定结果称为博弈的纳什均衡。

其实“囚徒困境”不允许囚徒A和B进行沟通的假设，与实际生活中大部分情况的现实是有差异的。例如，在爱情博弈中，很多恋人会经常花前月下、彻夜厮守；在企业的价格战中，企业之间也会多有沟通，价格；即使是20世纪下半世纪的美苏军备竞赛中，两个超级大国也会经常进行外交交谈，及时交换信息。

笔者不妨将条件放宽，允许囚徒A和B在审讯室里一起单独待上10分钟，然后再决定是否坦白。很明显，双方交流的主旨就是建立攻守同盟，克服自利心理，甚至可能订立一个口头协议，要求双方都不去坦白。然后，双方再单独被提审。我们不妨设想，囚徒A的心理，他一定会认为，如果囚徒B遵守约定的话，则自己坦白就可获得自由；如果囚徒B告密的话，若不坦白就会被终生囚禁。事实上，囚徒A的策略并没有因为简单的沟通或协议而摆脱两难境地。

恋人们在恋爱中的海誓山盟，最终还是分手；企业之间相互沟通信誓旦旦，价格战仍然会爆发；美苏两国经常会晤，甚至签订核不扩散条约，但军费一年高过一年。这些现象都反映了上面所说明的问题。

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囚徒困境模型动摇了传统社会学、经济学理论基础，这是经济学的重大革命。

传统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传世经典《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这样描述市场机制：“当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私利时，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导致最佳经济后果。”这就是说，每个人的自利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即自利会带来互利。

传统经济学秉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传统经济学认为：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是自利，自私是个好东西，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利益，没有私有，社会就不会进步，现代社会的财富是建立在对每个人自利权利的保护上的。因此经济学不必担心人们参与竞争的动力，只需关注如何让每个求利者能够自由参与尽可能展开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只要市场机制公正，自然会增进社会福利。

但是囚徒困境的结果，恰恰表明个人理性不能通过市场导致社会福利的最优。每一个参与者可以相信市场所提供的一切条件，但无法确信其他参与者是否能与自己一样遵守市场规则。

二、从囚徒困境看“公共地”的过度使用

一块草地为一个村社所共有，村社的每个成员都可以在上面自由地放牧。这时，每个人都看到，尽量多地放牧对自己是有利的——如果别人不这样做，自己就占了便宜；如果别人也这样做，自己也不会吃亏。结果不难想象，过度放牧会毁掉这块草地，甚至使之变成不毛之地。

这就是公地的悲剧，即哈定悲剧。不难看出，悲剧的根源在于产权的不明确。如果草地为某人或某些人所有，他（他们）就会考虑如何长期有效地利用它，过度放牧就可以避免。这个理论最初由英国留学生哈定（GarritHadin）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Tragedyofons》（公共策略）中提出。哈定指出：“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公有物的自由性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

例如，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的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按照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有企业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采取不顾环境的策略，从而进入“纳什均衡”状态。如果一个企业从利他的目的出发，投资治理污染，而其他企业仍然不顾环境污染，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价格就要提高，它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甚至企业还要破产。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的有效的完全竞争机制”失败的例证。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的盲目发展造成严重污染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在政府加强污染管制时，企业才会采取低污染的策略组合。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与高污染同样的利润，但环境将更好。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更是印证了哈定的观点。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一波三折。20世纪50年代，我们学苏联，走的是低就业、低消费、高消耗、自我封闭的重工业模式。然而，这个模式并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再加上政治动**，走了一段就走不下去了，使我们延误了发展的黄金时期。80年代，我们又学欧美传统的发展模式，用资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费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模式追求资本生产率与利润最大化而忽视资源利用率与环境损失。25年后，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成了世界上自然资产损耗最严重的国家。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将剩下6种，5年以后6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我们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生产率却是人家的几十分之一。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们的人口从6亿增长到了13亿，多了一倍，而可居住的土地由于水土流失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减少到300多万，减少了一半。中国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时，出现了发达国家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污染。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若干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时，污染负荷也会跟着翻两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