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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能说会道天津人（第1页）

第四章能说会道天津人

天津没有北京那种宏伟大气的威严，也没有上海那种灯红酒绿的繁华，更不象重庆那样山重水复，诡谲多姿。所以表面上看，天津在中国的直辖市中是最没有特点的一个看起来不过是一座放大了的石家庄而已，然而实际上天津颇有几分水乡的秀丽，海河等几条河道纵横全市，星星点点的湖泊分布城区周围，而且天津近海，明代称天津卫。

天津话与北京话颇有差异，据说是因为天津以天津卫为基础发展起来。天津人也以能说善道而着称。“卫嘴子”，“贫”，与“京油子”，“油”相映成趣。

天津原是北方最大的商埠，又是北方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但也因为太接近政治权力中心，天津人的“青皮精神”没有发展成上海市民的那种独立的个性意识，反而沾染上几分“京官”常有的欺下媚上之气，从而变形为一种刁悍的性格。这一点，在天津的小市民中尤为突出，一口油腔滑调的天津话与这种性格相得益彰，令人难以恭维。

天津名人：马三立、牛群、冯巩、崔永元

天津人是“卫嘴子”

“京油子”、“卫嘴子”，是中国人对北京人和天津人的总体界定，基本上就是两个城市人文现象的区分，它把北京人和天津人的性格特点做了最根本的概括。

是“卫嘴子”，那就一定是爱说。这一点没错儿，天津人是爱说，街头巷尾，常见到一些孩子们在一起，也不做什么游戏，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就是凑到一起说天道地，一个接着一个地说，说起来没完没了。再大一些，一群一群的青年人，也是爱说，常听见老人们问孩子：“你干嘛去？”要出门的孩子就回答老人说：“我找谁谁谁说说话去。”你进了商场，售货员们更是一堆儿一堆儿地说个没完没了，有时候就是顾客来了，她们也懒得答理，你唤得急了，她比你还要着急，最后说不定还冲着你喊一句：“你忙的是嘛？没看见我们正说着话吗？”再后来，老了，退休了，那就更是整天整天地跟一群老人们凑到一起说话了。如果有人做一个统计，一个天津人一生说话的时间在他全部生命中到底占多大的比例，那一定是个惊人的数字。

天津人的爱说话，自然有它的原因，这首先是由天津的地理位置造成的。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和永定河在天津汇合成海河流入大海，此外还有子牙新河、独流碱河、永定新河、潮白新河流入天津。在陆路交通还不发达的过去，天津有了这九条大河，那就已经是一个八万民众聚会的地方了。这许多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起，第一件事，就是要互相沟通，用什么沟通？自然是用语言。这一下，天津人就要说话了，先要说说自己是从哪里来，再要说说自己的家乡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再听你说说你们家乡是什么情形，还要听你说说你为什么到天津来，这样你说我说，综合到一起，那就是天津人一起在说。

九河下梢，八方居民杂处，天津人需要相互沟通，需要自我表白，需要申诉，所以天津人就需要不停地说。在这一点上，天津人和北京人不同。在北京，全都是老门老户，人们每天见面，只要是点一下头，就算是把一切该说的全说到了，没有说到的，彼此也就无须再问了。而上海人则又是一种活法儿，上海人怕别人对自己的事情知道得太多，所以上海人一不需要述说，二又不能询问，这样彼此就免去了好多的话，相互匆匆地见上一面，能看上一眼，也就是够交情的了，多说了，就没意思了。

天津人的自称“卫嘴子”，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天津人见多识广。天津是一个开放城市，小时候，常听见市井间的城市民谣，那没有腔调的民谣里唱着：“你吃过洋白面吗？你喝过自来水吗？你打过特律封（telephone）吗？你坐过四轮电吗？”由此，人们不难看出天津人的见识确实比外地人要多得多。洋白面，自然就是进口的白面，那时候天津来面铺卖的是美国“兵船”牌的进口面，还不是后来以加拿大小麦为原料在国内加工制成的面粉；四轮电就是有轨电车；特律封是电话；自来水么，那就没有什么新鲜的了，但是，这也和喝大河里的水不同，仍然是一种区别。

天津卫有这么多新鲜事，见到外地人，天津人能不向他们炫耀炫耀自己的见识吗？所以，和外地人在一起，天津人就是爱说，天津人成堆地的地方，那就更是说得没完没了。这样，天津人就落了一个“卫嘴子”的绰号，应该说是名副其实。

天津人成为“卫嘴子”的第三个原因，那就是天津人说完的话，随后自己也就忘掉了。九河下梢么，大家在船上说的话，说完之后，开船走了，谁也不会去调查咱然也就不怕有人追究。天津人什么都敢说，说过之后，一走了之，就是有人调查出真相来了，再找这个说话的人，你也是找不到了。所以，天津人有一句老话，叫做“那儿说，那儿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津人对于自己说的话，从来不负任何责任。说到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说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你们谁也别和天津人“较真儿”，天津人说的话，水分多。

于是，很容易的天津人就给人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大江南北，举国上下，都觉得天津人说话不牢靠；但是对于天津人自己来说，语言的含金量其实并不很重要，语言真正的价值在于它的能量，说白了，就是看你能不能把死人说活了。若能说活，这就是语言的力量；说不活，语言就毫无意义。

天津人真的能把死人说活了吗？其实也未必。追溯历史，几位大说客，没有一个是天津人。诸葛亮舌战群儒，那是一个能把死人说活的人，可他是山东人。战国时代的张议主张“连横”，可他是山西人，而另一个主张“合纵”的苏秦则是河南人。纵然，那时候的中国版图上还没有天津这么一个地方，可是到后来有了天津，也未见得天津出过哪个有名的说客。直到明清时期，在谈判桌上和洋人们交涉的时候才见到了一个天津人。由此可见，天津人所谓的能说，不过就是些“闲白”罢了，真正关乎人类前途、国家命运的话题，天津人一向谈不来。天津人常说自己说的话“没正文儿”，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天津人的爱说，只不过就是说些没有多大用处的闲话罢了。

那么“卫嘴子”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是做生意。当然也做不成大生意，真正的石油、军火生意，天津人是做不成的。但是做小本生意，天津人是高手。过去天津有一种职业叫“路合”，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经纪人”，天津人最多；全中国的皮包公司，天津人开的恐怕只比上海人少一些；再有就是不为人道之的不轨行为了，那就是只靠嘴皮子做的生意，也就是“坑蒙拐骗”了。

直到现在，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是几个人凑到一起说起来没完没了的，那一定是天津人；而一些人围在一起，大家听一个人说话的，那个说话的人也一定是天津人；火车上、轮船上、旅馆里，只要有了天津人，就一定是热闹非凡。所以，“卫嘴子”有“卫嘴子”的价值，可以活跃气氛，可以促进友谊，可以使人们相互信任，更可以使人们感到开心。长途旅行，能够和天津人结伴，那是一种福气，无论是多远的路，只要天津人一“白话”，不多的时间，就到地方了。到这时，你真舍不得和这位天津人分手，要想再听他“白话”一段，那就不知要到哪年哪月了。

天津方言

天津人性格上的爽朗、乐观、满不在乎，通过天津话体现得淋漓尽致，特色词汇比较多，说起来也特别热闹。有天津人在场聊天，场面一定会很热闹。

天津是移民城市。相传移民者大多明代朱洪武的江淮兵，加之天津在清代又是淮军的大本营，所以天津话的发音及词汇，受苏北江淮一带的方言影响较大。

天津话的齿音字较多。例如，上网叫做“桑（四声）网”；手机叫“叟机”等等。还有许多发音特点就不多说了。

许多人说天津话很俗，小市民味特重。可是哪种方言又没有小市民味呢？语言本身就是大众的。过去天津卫的老腔调是有些粗俗，包括许多天津特有的“津腔”——“你介寺敢骂”（你这是干什么）；“咱介不寺没银耐吗”（咱这不是没人爱吗）；”油泥嘛丝儿，你管凿吗”（有你什么事，你管得着吗）等等。成了外地人挖苦天津人的笑料。现如今这种纯正的“津腔”，在四十岁以下的人群中，已经很难听到了。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说一口稍有津味的普通话。

老天津话受江淮影响的同时，也受着老北京方言的影响。至今有许多天津方言与北京方言是通用的，尤其是口语。过去就听说过“说卫（天津卫）话，带京腔”的说法。例如，惹祸了都称“捅篓子”；上当了都说“冤大头”；特别令人讨厌的人都称其为“狗食”；不男不女的都叫做二尾（读乙音）子；更多的是“老谣”（不可信的事）、“磕膝盖”、“窝囊废”、“能耐梗”、“废物点心”等等，举不胜举。

天津话是真的很难听吗？其实不然，如果天津经济、文化、城市建设等方面，在国内首屈一指，甚至在国际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不但没有人拿天津话当笑料，反过来就该流行天津方言了。

安贫乐道的天津人

研究天津地域文化的老作家林希，曾在《北京时间》一书里将天津的文化比喻成草跟文化，将天津城市比做平民城市，确实有道理。

600年来的天津文化，有多少个视角，就有多少种界定。有人说天津文化应界定为“卫”文化--天津由建卫而为城，兵营文化激活了天津的文化脉搏，“卫文化”是对天津文化的一种解读。

还有人将天津文化界定为码头文化--天津非自建城而有文化，追根溯源，正是漕运的繁荣启蒙了天津文化，远到女娲补天，后至南粮北调，再至水旱码头，天津文化的发展轧迹，定规了天津的文化品格。码头文化一说，为学者专家认同，交际花陈白露的豪言：“这码头的祖宗在这儿了。”可见，各路英豪云集天津，当是闯码头来了。

草根文化：草根文化，是相对于御用文化、殿堂文化而言的。野草因其平凡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野草是阳光、水和土壤共同创造的生命；野草看似散漫无羁，但却生生息息，绵绵不绝；野草永远不会长成参天大树，但野草却因植根于大地而获得永生。

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疏导和规范，没有经过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充满着乡土气息，涵蕴着丰富的生活共识，草根文化不仅定规着天津人的生活理念，更影响着几代天津人的精神境界。

天津的道路倚河拓展，不求纵横规范，只图便利通畅。如此一条路，如彼一条街，弯弯绕绕，不管北南西东。北京人逛天津，找不着北，草根文化把皇城文化绕迷糊了，有罪，有罪。

民居也是以人为本，既有规范四合院，豪宅小洋楼，更有大杂院、“篱笆灯”。居住条件绝不是天津人身份的标志，豪门出“阿斗”，市井有奇士，不以居住区炫耀自己。大杂院没有围墙，八方居民杂处；院里弯弯绕绕，陌生人来访，进得来，出不去；家家户户门外放着煤球炉子，停着谋生的贩货车，车玻璃上写着“李记烧鸡”、“刘二爷酱肉”，都是祖传名牌。

堂堂正正做人，是天津人的最高道德准绳。天津商号，诚信为本，直到违法之风大盛，天津没出过假酒，没卖过假药，更没出现过贩卖人口大案。不坑人，不害人，不取不义之财，构筑起一个和谐的社会。

没出过状元，没有文渊阁、文溯阁，没有白鹿洞，也没有岳麓书院，天津却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祥地之一。原因之一就是天津文化的草根特质--面对最广大民众的教育，自然是最富生命力的教育。

而天津艺苑，更显现出了文化的草根性，戏曲界名言，北京学戏，天津唱红，上海赚包银。藏之宫禁，流于堂会，最多就是一种观赏，只有天津唱红，得到最广大民众的认同，经历一次草根化过程，才具有艺术生命。作为曲艺的发祥地，相声、大鼓，坠子、单弦、评书、时调——天津是培养艺术大师的沃野，天津人是艺术家们的知音人。再到近代几个剧种在天津成熟，更从天津走向全国——草根性是它们共同的成功基因。

正所谓草根文化内涵，草根文化包装，地地道道的草根文化，天津当之无愧。

平民城市：平民阶层永远是天津最基本的城市居民。平民城市的概念不仅仅是社会成员的经济状况，平民城市最基本的特征，更是社会成员的平民心态。

天津出过不少名人，然而，问到天津人，你们出过什么大人物？他很可能一个也说不出来。难道天津人不以本乡本土的名人为荣吗？也不是，天津人不把名人看得很重，在他们的心里，天津属于千百万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