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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狡诈多疑失皇权

我国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也是这样一位怀疑思考思想极其强烈的人，他在建国不久后便大肆杀戮功臣，其统治时代成为我国历史上较为血腥的一段时期。

朱元璋（1328-1398年）是明朝开国皇帝，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史称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参加农民起义，并成就霸业。

建国后，朱元璋怀疑思考方式逐渐显露出来了。为使朱家王朝长治久安，强化皇权，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大肆诛戮功臣；为保证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他制订了《明律》和《大诰》，还特别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充分显示出以强化封建专制帝王的权威。

实际上，他这种怀疑思考方式并不是在建国后才突然生成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思考方式最初源于其参加农民起义军时自卑的心理。朱元璋出身贫农，生活上无恒产，17岁便出家当和尚，靠乞讨为生。在天下动乱之时，投到郭子兴部下，也只能当个亲兵。而从封建伦理标准看来，他不是豪门显贵的余绪旁支，如果没有聪明睿智的表现，就没有资格君临那些高门后裔和文人雅士。于是他在政治军事上扩展自己的势力的同时，还努力学习文化，屈尊结交大文人如宋濂、刘基等，似乎他虚心好学、礼贤下士。但是无论文人在皇上的面前如何的毕恭毕敬，皇上总归是学生而文臣是先生，这与君上臣下的君臣之纲是完全相悖的。再从实质上看，一方是连字都不大认得的皇帝，一方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鸿儒臣子，即使臣子表现得再谦恭，可是为了回答皇帝的问题而做出解释，也不能不显出皇上那低得可怜的水平。于是至高无上的皇上在文化领域成了无足轻重的乡愚。因此朱元璋在贫困无依、不能自立的环境中必然形成强烈的自卑感。而他之所以胜利后能独主天下，便是依赖了农民武装和一大批文人武将的帮助，这不但使朱元璋的自卑感更加强烈，并因之而产生了怀疑的思考方式。

朱元璋怀疑思考表现很多，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他当皇帝以后喜欢写文章，并且将文章作为圣谕颁行天下，要臣下和学生作为教材来学习。他这样做，似乎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可是结合他对知识分子的百般猜忌和残酷镇压的行为，就可看出他写文章的动机并不是重视文化，而是为了以显示文采来抑制自卑感。当时因文字而被杀的人有很多。浙江学府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表内有“有则垂宪”一词而被杀，因为“则”与“贼”的读音差不多。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琼、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沣州学正孟清、陈州训导周冕、怀庆府学训导吕睿、祥符县学教授贾翥、毫州训导林云、德安府学训导吴宪，皆以文字受害。还有僧人来复的谢恩诗中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朱元璋就说：“你用殊字，就是说我是歹朱，无德颂陶唐，就是说我无德，不可能将我像陶唐一样来歌颂。”于是这位歌功颂德的和尚就掉了脑袋。

朱元璋怀疑心之重，甚至连备受他重用的宋濂也难免遭殃。大学士宋濂告老还乡，每年都要来觐见朱元璋。有一年没有来，朱元璋就将他的儿子宋磋，宋慎杀掉，并将宋濂谪居茂州。文学家高启被荐修《明史》。成书以后，朱元璋授以户部侍郎的高位，高启坚决推辞。朱元璋认为他不肯合作，就将他腰斩于南京。当天下文人都只能以他的文章“为表式”的时候，他多疑的思考方式才得到一点平息。

从朱元璋令天下办学校的举措，也可看出他那多疑的思考方式。洪武二年，朱元璋诏令天下建立学校。他做了学校刻石于校门前，不许生员“炫奇立异”，即不许生员直言。这样就使知识分子既不能获得广泛的真知，进行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也不能过问政治，当然就不能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实际经验，也就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

朱元璋的多疑思考方式必然会使他残酷迫害一切他认为比自己高明的人，特别是迫害文人，因而对于文化的影响特别大。首先是形成了轻视和践踏文化教育的恶劣风气。毁书院就是这种恶劣风气的一种表现。明代曾发生过三次毁书院的事件。朱元璋一方面对读书人诱之以利禄，一方面对文化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击，这势必使教育陷入绝境，败坏社会风气。教育的落后又导致科学技术的欠缺。历史事实表明，明代无论是生产、救灾还是军事活动，都迫切需要科学技术。在明朝的280多年间，有记载的大范围水旱灾就有30多起。黄河、淮河以及江南地区，几乎没有几年是平安无事的，治理河湖成为明朝政权的一件大事。但是由于墨守古法，虽然筑堤疏渠，但始终没有控制住灾害。正统年间，太皇太后专以养民为务，每逢水灾，赈济以亿万计。从所花“亿万”就可见灾害之大。自然灾害严重，民不聊生，社会秩序混乱，暴动时有发生，影响王朝的安全，因此救灾成为当时治国的一项重大任务。当时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能改造社会，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贡献。编写救荒书籍就是贡献之一。但是知识分子的这些有社会意义的创作活动，并没有在朱元璋所形成的“科举嚣争，富贵熏心”、“无意于学”的社会中，成为推动经济生产发展的强大力量。

文化的衰微导致道德的堕落，而道德堕落的突出表现就是官吏大肆贪污。明代权奸贪污行为之猖狂，贪污的赃物数量之巨，令世人瞠目。同时，文化衰微又导致人才十分缺乏，奸臣当道，以致连目不识丁的魏忠贤也能执掌国家大权。素质低下的人既不可能在经济文化上做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不可能成为巩固王朝政权的“栋梁之才”，甚至不可能成为足以抵御外侮的军人或者凭借农民起义以建立稳定的新政权的领袖。明军在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战争中表现得非常怯懦而无战斗力。

朱元璋的怀疑思考方式还远不止这些，他称帝不久便迫不及待地大杀臣下甚至皇族。当时的京官去见皇上之前，都要和妻子儿女诀别，到下午平安地回到家，全家人才高兴起来。可见当时朝臣的恐怖达到了何等程度。众所周知，朱元璋建国后不久便以种种名义大肆杀戮群臣，其中包括曾经和他征战南北、战功卓著的功臣。正是他这种多疑的思考方式，才令这些大臣遭遇了灭顶之灾。明朝建立后，这些功臣宿将不仅居功自傲、骄恣如故，而且随着权力和欲望的不断增长，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的势力也在迅速膨胀，遂与朱元璋提高皇权，专制独裁的政策发生激烈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平素多疑的朱元璋当然会怀疑这些人对自己地位的威胁。

一方面，君权与相权发生了冲突。君权和相权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是两种不同势力的代表，他们相辅相承，共同统治人民。但他们之间又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而且随着中央集权专制的日益发展，君相间的矛盾就越尖锐。朱元璋称帝后，先后任命过四员丞相，其中以胡惟庸最为跋扈。他是一个“专恣不法，擅作威福”的人，在任丞相的时候，他“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徙，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胡惟庸还先后铲除了异己徐达、刘基等人，满朝文武中能与其分庭抗礼者已无几人。于是胡的权势已发展到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地步，这种对皇权造成的严重威胁，多疑思考的朱元璋自然不能坐视不理。而胡惟庸的“专恣不法”，正好给他抓到了把柄，朱元璋遂以“胡党谋逆”为由，于洪武十三年兴胡惟庸党案。“词连所及，坐诛者三万余人”，前后因胡党案牵连被诛的公侯大将达二十余人，成为明初的第一大狱。从此，朱元璋吸取教训，废丞相、设六部，大权独揽。

另一方面，君权与将权也发生了冲突。朱元璋自己就是一个“马上皇帝”，一生南征北战，深知依靠武将夺取天下对于他自己的将来意味着什么，十分担心武将的叛乱。早在明朝建立前，谢再兴、邵荣的叛变就给朱元璋以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对诸将很不放心。诸将出征，以其家属留京做人质，并依靠检校侦缉将士私事。而朱元璋对公侯大将防范越是严密，矛盾就越深。功臣宿将不仅手握重兵，且又和各地卫所军官有过统率关系，很容易形成和朝廷对抗的军事力量，成为倾覆明朝统治的潜在威胁。以大将军蓝玉为例，他是开平王常遇春妻弟，虽骁勇善战，但为人“性复狠愎，专恣暴横”，在朱元璋面前也举止傲慢，无人臣之礼。诸多迹象均表明，将权将要威胁到朱元璋的皇权，多疑思考的朱元璋当然不可能连这一点也不知道。于是，捏造蓝玉谋反的罪状，株连一万五千人，把军中的骁勇之将杀了个干净。

曹操和朱元璋都是我国古代猜疑思考的典型。他们警惕性特别高，对周围的人都采取不信任、怀疑的态度，而且总是朝“恶处”去考虑。当然，对于他们这种地位显赫的人物来说，生性多疑已经不仅仅是心理健康的问题了，他们的权力越大、地位越高，其危害性也就越大。一方面处于权力地位的巅峰，他们的这种多疑的思考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道德伦理角度看，他们的行为又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同时，他们也为自己多疑的思考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我们奉劝那些具有怀疑思考方式的人，不如放宽心胸，让生活中多一份真诚，少一份狡诈。如此也许更有利于自己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