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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思考狭隘难逃一劫（第1页）

3。思考狭隘难逃一劫

汉景帝时的晁错无疑是个忠臣，但其思考方式狭隘，不知多结善缘，触人过多，致使自己身陷绝境无退路可走，最终成了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

晁错很有才华，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忠臣，如此应该是善终结局，但遗憾的是，他却落了个被腰斩、族被灭的悲剧结局，何也?皆因其思考方式狭隘，容不得人而造成的。对他的这一悲剧，我们不妨从“吴、楚七国之乱”说起。

刘邦在世时为了防止外人专权，大封刘氏子孙为王，但刘氏子孙也没让死去的刘邦省心，在景帝时还是反了，以吴王刘濞为首联络胶西王、楚王、赵王及胶东、淄川、济南六王造反。

刘濞是刘邦哥哥的儿子，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封赏之时，刘濞伏身下拜，据说刘邦忽然发现刘濞眼冒戾气，背长反骨，就料定他久后必反，直言相告说：“看你的样子，将来必反。”惊得刘濞汗流浃背。刘邦又抚其背说：“汉后50年东南有乱，莫非就应在你身上吗?为汉朝大业计，还是不要反!”

现在，刘濞真的造反了，吴、楚七王造反也得有个理由，因为他们知道公开反叛毕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和煽动性的口号，叫“诛晁错，清君侧”。也就是说皇帝无过错，只是皇帝身边的大臣有错，他们起兵是为了帮助皇帝清除身边的奸臣，而并非反叛。

那么晁错，与“七王之乱”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因为晁错年轻气盛，才华横溢，他总觉得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更想做几件大事，于是他上书景帝，请求削藩。这无疑是从汉朝的长治久安考虑，自然是忠君之道，但这一做法定会得罪好多人，为自己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其实，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打算，就把晁错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没有什么人敢提出异议，只有詹事窦婴极力阻止。窦婴虽无太高的官职，但因是窦太后的侄子，有着内援，才不惧晁错，敢于抗言直陈。因有窦婴的反对，削藩之事也只有暂且作罢。晁错不得削藩，便暗恨窦婴。不久窦婴就被免职。

原来，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来朝觐见，窦太后又十分喜欢自己的小儿子，母子三人同席而饮。景帝在酒酣耳热之际，竟说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梁王。窦太后听了很高兴，梁王虽口称不敢，心里也着实高兴。这话偏偏让一边侍候的窦婴听见了，他跑上前来，直呼“不可”，并强迫景帝罚喝一杯酒，收回成言，结果弄得刘武、窦太后很不高兴。第二天，窦婴免官，窦太后也将他除去门籍，不准进见。

晁错见窦婴免职，就又复提前议，准备削藩。正在议而未决之时，正逢楚王刘戊入朝，晁错趁机说他生性好色，薄太后丧时亦不加节制，仍然纵**，依律当处死，请景帝明正典刑。刘戊确是不尊礼法，不敬长贤，荒**无度，楚国的几位贤士如穆生、申公、白生等人相继离去。就是因为在薄太后丧事期间，他仍是偎红依翠，不思哀戚。太傅韦孟等人讽谏不成，都相引而去。现在被晁错抓在实处，不能不认。只是景帝宽厚，未忍加刑，只是把他的东海郡收归皇帝，仍让他回到楚国。

楚国既削，便搜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削了去，然后又查出胶西王私自卖官鬻爵，削去了六县。晁错见诸侯没有什么抵制性的反应，觉得削藩可行，就准备向硬骨头吴国下手。

正当晁错情绪高涨的时候，突然有一位白发飘然的老人踢开门迎面走进来，见到晁错劈面就说：“你莫不是要寻死吗?”晁错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父亲，晁错连忙扶他坐下，晁错的父亲说：“我在颍川老家住着，倒也觉得安闲。但近来听说你在朝中主持政事，硬要离间人家的骨肉，非要削夺人家的封地不可，外面已经怨声载道了。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特此来问你!”晁错说：“如果不削藩，诸侯各据一方，越来越强大，恐怕汉朝的天下将不稳了。”晁错的父亲长叹了一声说：“刘氏得安，晁氏必危，我已年老了，不忍心看见祸及你们，我还是回去吧。”说完径直而去。

这就是晁错与“七王之乱”的关系，其实晁错的这一做法在今天看来仍是有一定价值的，景帝即位之时，刘邦所封的诸侯藩王有的靠煮海为盐，治山为钱，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和经济实力。这对汉朝廷来说是一大威胁和隐患。因此说削藩只是早晚的事。

晁错这位大才子虽能为景帝提些治国之策，但是不谙人情世故，得罪了好多人，不会迂回婉转，任意妄为，这无疑是一种思考方式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悲剧的结局。

景帝是个好大喜功、愿意有所作为，但又没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性格的弱点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既刚愎又软弱，并且心怀忮刻。他继位后，由于晁错的对策言论很合景帝的心意，就被由中大夫提升至内史。由于晁错是景帝的旧属，又格外受到信任，因此，晁错经常参与景帝的一些谋议活动，他的建议和意见也多被采纳，朝廷的法令制度，晁错大多数都动了一遍。晁错自恃有才功高，所以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这势必要得罪好多人，尤其是权高位重之人。在其实施政事期间，必会与人交恶。

宰相申屠嘉觉得自己受到冷落，就想把晁错除去。晁错也有点忘乎所以。由于晁错的署舍位于太上皇庙的后边，如果从署舍去大街，就必须绕很大的圈子，如果能穿墙而过就方便得多了。他未经任何人批准，擅自将他的内史署舍开了一个角门，穿过了太上皇庙的短墙。这件事让宰相申屠嘉知道了，立刻令府吏草写奏章，说晁错未曾奏闻，擅自拆墙，实是蔑视太上皇，应以大不敬论罪，按律当诛。有人闻知这件事，忙给晁错通信，晁错一听，真是吓得魂飞魄散，深夜中即跑进皇宫，去见皇帝。景帝本允许他随时奏事，这时忽然深夜来见，不知何事，连忙召见。等晁错说明白，景帝却说无妨，尽管照办。

第二天上朝，申屠嘉呈上奏章，满以为景帝会治晁错的罪，谁知景帝看后却淡淡地说：“晁错另辟新门以求方便，仅是穿过太上皇外墙，与庙无损。且早已告朕，丞相不必多心。”申屠嘉下朝后妒怒交加，吐血而死。可见申屠嘉的死与晁错不无关系。

景帝就让御史大夫陶青做丞相，让晁错升为御史大夫。晁错不仅未得罪，反更受宠，也就不思其他，只顾报效皇上了。这样其他人对晁错的意见就更大了，但苦于找不到机会。

不久，机会来了。发生了“七王之乱”，既然天下有变，总得找人平叛，景帝忽然想起文帝临死时告诉过他的一句话：“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将。”于是命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平叛。

不久，又接到齐王求援的告急文书，窦婴正要发兵，忽有故友袁盎来访。袁盎曾是吴国故相，到了晁错为御史大夫，创议削藩，袁盎才辞去吴相之职，回国都复命，晁错说袁盎私受吴王财物，谋连串通，应当坐罪，后来景帝下诏免除了他的官职，贬为庶人，袁盎故此对晁错怀恨在心。他见窦婴说：“七国叛乱，由吴发起，吴国图谋不轨，却是由晁错激成的。只要皇上肯信我的话，我自有平乱之策。”窦婴原与晁错不睦，虽是同朝事君，却互不与语。听了袁盎的话以后，窦婴满口答应代为奏闻。

袁盎当时身为庶人，不能晋见皇帝，只有通过窦婴这条门路，才能见到皇帝。

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妙策，正如雪中送炭，立即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正在场，向皇帝汇报拨粮饷的事。

景帝见袁盎即问：“吴、楚七国造反，您有什么好办法平定叛乱呢?”

袁盎并不显出庄重的样子，而是随口答道：“陛下尽管放心，不必挂怀。”景帝有点着急，又问道：“吴王倚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豪杰，若非计出万全，怎肯轻易发兵，怎能说不必忧虑呢?”

袁盎抓住景帝的心理，进一步促发他的好奇心。袁盎说：“吴国只有铜盐，并无豪杰，不过是一群无赖子弟，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如此一哄为乱，实不必忧。”

景帝真的着急了，说道：“你来难道就是跟我说这些无用的话吗?”袁盎这才说：“臣有一计，可使平叛。只是不得外人与闻。”

景帝这才真正打起精神来，连忙屏退了周围的人，但晁错还在。袁盎十分清楚，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出自己的计划，晁错必定会为自己辩解，景帝肯定下不了决心，到那时，不仅杀不了晁错，自己肯定会被晁错所杀，所以，他才一步步地把景帝的情绪调动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人，他说：“我的计策是除了皇上以外任何人不能听到的!”说完这话，袁盎的心都吊了起来，如果景帝认为晁错不必趋避，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了。好在沉吟了片刻之后，皇上终于对晁错说：“你先避一避罢!”袁盎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对景帝说：“陛下知道七国叛乱打出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晁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说高帝子弟，裂土而王，互为依辅，没想到出个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无非是为了诛除奸臣，复得封土。陛下如能诛杀晁错，赦免七国，赐还故土，他们必定罢兵而去，是与不是，全凭陛下一人做主。”

言毕，拭目以待，不再言语。

景帝年幼，形势紧迫面前更难分清事情的真伪，他听了袁盎这番话后，想起了晁错建议他御驾亲征的事，忽然觉得晁错用心不良，这恐怕另有所图。于是他对袁盎说：“如果杀一人，能罢兵，我当惜一人而谢天下!”

袁盎听后，十分高兴，但他毕竟是老手，为了避免景帝日后算账，他先把话栽实，让景帝无法推诿责任。袁盎郑重地对景帝说：“事关重大，望陛下三思而后行!”景帝不再理他，只是把他封为太常，让他秘密乔装，赴吴议和。

等袁盎退出，晁错才出来，他也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又避着自己，所出之计应与自己有关。但晁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已。

晁错还以为景帝并未听从袁盎的计策，岂知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把他腰斩。

如果说是景帝听信了袁盎的谣言而害了晁错，倒不如说是晁错思考狭隘，眼里容不得别人，以至得罪了太多人的缘故。在风云莫测的官场上，莫说得罪多人，就是得罪一人，你的脑袋都有可能搬家。

所以，晁错被珠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天夜里，晁错忽听有敲门声，原来来人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立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来人只称不知。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觉并非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好。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

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宣告中外，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拿到长安，惟晁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死，不能拿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日，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

景帝听罢，默默不语。

晁错死得的确冤枉，他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但仔细想一想，晁错的悲剧也是由他狭隘的思考方式所致，他不知检点，得罪了窦婴等有背景的小人，这些人焉能放过他?退一步说，即便躲过此次大劫，以他的思考方式也不一定能和景帝长处，就连功高爵显、性情憨直的周亚夫，都难逃一劫，何况狭隘固执的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