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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狭隘自私失光华

前南非“黑人国母”温妮·曼德拉由原来面对问题理智的思考变得狭隘专横，其思考方式的改变，也改变了她的命运，昔日的国母形象**然无存，等待她的是接受法庭的审判。

温妮·曼德拉曾无数次的站在曼德拉一边，携手与这位黑人总统共同奋斗。被南非民众誉为“黑人国母”。温妮·曼德拉一直被全世界视为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光辉象征，一位忠贞的妻子，这位伟大的女性不但为了丈夫的自由，而且为了南非人民的自由而无所畏惧地斗争着。可如今，她却是一个涉嫌谋杀、攻击、绑架的嫌疑犯，她所涉的人权案件有18起之多。此外，她至少还涉嫌多起腐败案件，贪污、挥霍了大笔国帑。加之在曼德拉坐牢期间，她与多名男子同居，甚至在她出狱的前几周仍与她的情人频传情书，在曼德拉出狱后则公然与她年仅29岁的情夫同进同出，温妮·曼德拉的整个形象已与魔女差不多。

是什么原因使这位昔日光华四射的女性变成了被起诉的对象?是狭隘的思考方式。一再遭受打击和孤独的温妮·曼德拉变得脾气暴躁思考狭隘，这种思考方式是导致她堕落的根源。

温妮的原名叫诺姆扎莫·温妮弗莱·玛迪基泽拉，她于1936年9月26日出生在南非特兰斯凯中部宠多兰一个名为比扎那村的小村庄中。这里是南非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人们仍处于部落生活时代。温妮的父亲名叫哥伦布·玛迪基泽拉，他本可继承酋长的职位，但却放弃了这个机会，做了一名公职教师。他为人正直，热爱学生，对白人的种族主义统治极为不满。温妮的母亲名叫格尔特鲁德曼，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曾受过罗马天主教会的教育，是比赞纳地区的第一位政学教师。她严格要求温妮，想把自己对宗教的虔诚传给女儿，但结果却只是把自己的美貌传给了女儿。温妮有11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六，父亲给她起了意思为“奋斗的女人”的非洲名字“诺姆扎莫”。但温妮自己说，这个名字在科萨语中的意思是“考验”，也含有“受审判”的意思。这话似乎是一句谶语。

小时候的温妮极富同情心，她看不得别人受难、遭委屈。当时，南非教育部规定，学生交不起学费，就得离校回家。但每当做老师的父亲让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回家时，温妮总是央求父亲为这些无钱的孩子交学费，尽管温妮知道父亲的薪水也十分微薄，只不过是白人教师工资的一个零头。而父亲最后总会按温妮的愿望去做，这使温妮非常高兴，也为父亲的人格而自豪。

后来，在父亲的安排下，温妮进入了特兰斯凯地区昆布的索伯里中等学校，开始去为约翰内期堡的一所学院接受社会服务训练做准备。索伯里中学是教会学校，学费昂贵，而当时的黑人学生就是书念得再好也没有奖学金。为了培养女儿，父亲想尽办法筹钱，温妮的姐姐南希则主动退学回家务农好支持妹妹完成学业。温妮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她学习成绩优秀，担任年级的总级长。她虽然性格内向，但喜爱体育运动，网球打得特好，富有组织能力，有办法使同学们遵守纪律，在学生中很有威信，最后，温妮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大学入学资格考试。

在一次偶然的场合，温妮和纳尔逊·曼德拉相识了。时年37岁的曼德拉对她的外表并不怎么在意，但心中已迷上了美丽而热情奔放的温妮。曼德拉的大名她早有所闻，他是青年们尤其是女学生们非常崇拜的革命者，今天她终于见到了这位身材魁伟，仪表堂堂，给人敬畏之感的非洲国民大会领导人，感到难言的激动、亲切和幸福。

经过三个月的交往后，曼德拉于1957年3月10日正式向温妮求婚，在热烈表示自己的钦爱之情时，曼德拉也郑重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当局正在进行的对他所谓叛国罪的审判，将持续很久，自己有可能在监狱中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其次，由于自己所做的工作为政府不容，警察一直在骚扰，婚后，这种骚扰一定会降临到她的身上，最后，自己已将一切包括生命在内都献给了反种族歧视的事业，而这一事业面临着巨大危险。

对曼德拉所说的这一切，温妮都慨然处之，义无反顾，她支持曼德拉对事业的至高无上的信仰。温妮告诉父亲：“我爱他爱得发疯，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非常热烈地爱着我，有了这种共同的感情和理解，已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了。”但是她父亲提醒她，离了婚的曼德拉有三个孩子，他怕温妮应付不了这一情况。然而，对此早有准备的温妮只是一笑了之。

1958年6月，处于管制禁令下的曼德拉争取到了四天婚期。按照温妮的意愿，他们双双赶到温妮的家乡，在6月14日举行了婚礼。22岁的温妮从此走上了一条充满苦难的人生道路，这是一条常人难以想像、更难以承受的炼狱之路，温妮将要在这条漫漫长途上走上整整32年。

婚后的曼德拉每天早晨都要去比勒陀利亚接受“叛国罪”的审讯，新婚燕尔的温妮感到难以言喻的孤独，但她经受住了这一考验，并有机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批女活动家如丽莲、恩戈伊、阿尔伯蒂尼·西苏鲁等人接触。很快地加入了黑人解放斗争的行列，积极参加南非妇女协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联盟的活动，并成为这两个组织的执行委员。

1961年初，延续了四年多的“叛国罪案”终于结束，在法庭宣布最后判决的前夕，曼德拉请温妮帮他整理好衣服和洗漱用具，说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他已做好了被判罪的最坏准备。已经习惯于不向曼德拉提任何问题的温妮含着泪水，赶紧收拾行李，她只请曼德拉抽空回来看自己和孩子。幸好，3月29日的判决，法庭宣布被告无罪并当场释放。

1961年6月26日“蔑视运动”九周年纪念日。已经转入地下的曼德拉在这天向南非人民发表了一个声明，号召全体南非人民继续采取不合作态度，用不合作这个武器将政府送进坟墓。他宣布：“我将和你们并肩与政府进行斗争，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直到赢得胜利，我不离开南非，也不自首。只有通过艰险、牺牲和战斗行动才能赢来自由。”随即，曼德拉在11月组建成立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开始对政府展开“对物不对人”的以破坏物资设备为手段的暴力斗争，各种爆炸声很快响遍了南非各地，政府的搜捕工作也越来越严厉，曼德拉则成为当局通缉捉拿的第一号要犯。

1962年7月20日深夜，当出访非洲、伦敦的曼德拉重新潜回南非时，被奸细盯上了。8月5日，从德国返回约翰内斯堡的曼德拉，在霍威克附近被警察逮捕。

在1963年10月9日开始的审判中，政府指控曼德拉等九人犯有进行暴力革命等四大罪状。曼德拉在审判的第一天就宣告：“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我声明无罪。”经过五个月的法庭调查，1964年4月20日，在比勒陀利亚广场开始法庭辩论。在辩论中，曼德拉宣读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著名的辩护声明，声明的巨大道义和说服力使法庭在声明读完后30秒钟内鸦雀无声。但最后政府还是在6月12日判决对曼德拉等八名被告处以终身监禁，只有伯恩斯坦一人被宣布无罪。宣判那天，温妮带着五岁的津妮和四岁的津荠到了现场，她要和孩子一起为曼德拉送别，再见上他一面。

此后的日子对温妮来说十分艰难。她得忍受无数的诽谤、污辱、苦难和危险，她必须抚养好两个孩子，自己却生活于孤独和寂寞之中，1965年，当局对她下达了一个更为严厉的五年管制禁令，不许她离开奥兰多镇。这使她失去了儿童福利社的工作，不得不去家具店当推销员，到洗衣店、修鞋店做工。到1966年，当局进一步禁止她准备、编辑、出版、印刷或传播任何文件、书籍、小册子、记录、标语和照片等。在这样艰难的生活中，温妮很想多看看曼德拉，多听他讲讲，但曼德拉是重犯，亲属只能半年探望一次，每次仅给30分钟的谈话时间，而且不准有任何身体接触，此外犯人每半年才能给家人写封500字以下的短信。这一切，实在与地狱无异。令人钦佩的是，温妮终于战胜了种种艰难，顽强地生活了下来，而且以自己的爱，极大地支持了狱中的曼德拉。

但更大的考验和苦难还在后头。1967年6月21日，一个新的“恐怖主义法”在南非正式生效。根据这一法律，在1969年的一次全国大搜捕中，温妮被捕了。她被关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的一间单人牢房中，房中只有一只马桶、一个塑料瓶和一只杯子。她每天都被脱得一丝不挂地接受检查，从鞋子、**、乳罩，从头到下身。对她的审讯曾连续进行了五天五夜，她在审讯过程中一次又一次昏死过去，全身肿胀，而且尿血。在野蛮审讯的同时，审讯者还不断侮辱、诋毁她的人格，想以此瓦解温妮的意志。但这一切都白费了，当局从她身上什么也没有得到。残酷的折磨虽然使温妮严重失眠，牙床出血，患了营养不良症，并且她还一直在担心两个女儿的下落，她却从这些苦难中开了眼界，净化了灵魂。她不屈不挠，迅速成熟起来。

1970年2月16日，因政府提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对温妮等21名被告的所谓“促进了一个非法组织”的指控，只得宣布释放全部被告。

此后的几年中，温妮一边抚养孩子，一边与曼德拉通信，并定期去罗本岛探望。温妮的探望对曼德拉来说犹如阳光和水分，每次他都热切地盼着温妮的到来。

1977年5月16日深夜，20多名身着便衣的警察闯进温妮的家中拘捕了温妮。第二天上午10点，当局向温妮宣布，她将被流放到奥兰自由邦去。随后，一辆军用卡车将温妮和她的女儿津荠送到了约翰内斯堡西300英里处一个名叫布兰德福特的镇上。这一次流放对温妮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分给她住的802号三间小屋内，堆满了粪便和垃圾，根本就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炉子，还不如牢房。当局还下禁令，不准她的活动范围超出这个小镇，夜间不许外出，周末和公共假日也禁止外出，不得接待来客，离家外出时，禁止同一个以上的人在一起，不许进学校、工厂、幼儿园，不许在公众集会上讲话。政府还煽动当地居民敌视温妮。但坚强的温妮早已习惯了这种环境，她不但以自己大无畏的反种族主义行动启发、提高了小镇上黑人居民的觉悟，而且也赢得了白人居民的理解、友好的尊重。在这过程中，温妮因一再违反管制令而遭到无数次逮捕，有时一天被捕两次，有时甚至仅因为问了一下鸡蛋卖多少钱一斤而被捕。但温妮照样我行我素，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期间，曼德拉来信给了她鼓舞和力量。

但是两年后，女儿津荠决定去读书，温妮精神状态急剧变化。本已孤独无比的生活变得更为难以忍受，孤独使她开始酗酒，孑然一身的她脾气越来越坏，她惟一等待的是去罗本岛探视丈夫曼德拉。

平心而论，温妮不但令人尊敬、佩服，也让人深深同情。一个才43的女性遭受了这么多的劫难，能维持这样的精神状态，已是够不容易甚至是无可指责的了，只是千万不能向阴暗的方向迈步。可惜，温妮守不住了。

其实，温妮的精神状态早就在不知不觉地变化。残酷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一方面强烈地激发了她的斗争精神和叛逆倾向，另一方面也诱发、强化了她身上的一些不良因素，使本来的争强好胜变成独断专横、咄咄逼人，自尊变成了对他人的冷漠无情。在孩子、同志和舆论的赞扬声中，，她自认为自己是曼德拉的当然接班人，是曼德拉的替身。她的这些转变在她流放布兰德福特期间达到了转折。在这里，她产生了被人遗弃的心理，在女儿津荠离开她去读书后尤其是这样。她变得越来越易怒、好斗，要用暴力来改变一切，并主张对白人实行暴力恐怖，这就完全背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贯宗旨。

1984年，温妮被准许对曼德拉进行“接触性探视”。5月21日，这对被铁丝网分隔了22年的夫妻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按理，这种接触给温妮提供了调整认识和精神状态的机会，但她却不想改，也改不过来了。

由于本质的变坏，温妮逐渐变得奢侈，残暴，已与致力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活动时的温妮判若两人。1986年3月，布隆文丹地方法院宣布对温妮的禁令已经无效，于是她回到了离开九年的索韦托。第二年，她翻修自己的住所，把住所修建成了迥异于民棚屋的“温妮宫殿”。然后，她置非国大一些领导人的劝告于不顾，完全离开非国大，对白人政权开始了她的“以牙还牙”的暴力行动。她将自己收养的孤儿和流浪汉，组织成了“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指使他们绑架、抢劫、刑讯拷打。这个俱乐部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名叫“项链”的杀人游戏，用汽车轮胎套在涉嫌与白人政府勾结的黑人脖子上，然后点火烧轮胎，把受刑者活活烧死。温妮对此甚为得意，并发誓“要用火柴和‘项链’解放南非”。口口声声一生要致力于解放黑人运动，却又用残酷的刑法来对待自己的黑人同胞，不知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1988年12月28日，“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成员杰里·理查森等人杀害了年仅14岁的激进分子斯托派·莫基特西。1989年1月，警察在火车站旁的树丛中发现了斯托派的尸体。几天后，又传出给斯托派尸体验尸的医生被人暗杀。舆论开始怀疑案件与温妮有关。1989年2月19日，杰里·理查森和“俱乐部”另外三名成员因涉嫌斯托派被杀案而被捕。

正当矛头日渐指向温妮时，无条件释放曼德拉迅速成为南非的社会热点。1990年2月2日，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宣布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并解除了对非国大实施了30年的禁令。2月11日，曼德拉走出监狱，温妮前去接他。欢庆典礼隆重盛大，这一切使温妮暂时免去了麻烦，但曼德拉发现，与他所听到的消息一样，温妮不仅思考方式变了，很多地方都变了，变得冲动、极端、冷酷、严厉，且权力欲很强。

1990年8月，面对温妮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曼德拉在反复思忖后还是力排众议，任命温妮为非国大的社会福利部长，他要给温妮最后的机会，他还爱着她，还想挽救她。

但法庭却不这样有耐心。就在1990年8月，杰里·理查森因谋杀斯托派而被判死刑。法庭同时宣布，温妮和其他七人将因绑架罪和袭击他人罪而被判刑。1991年5月，在法庭对温妮进行宣判时，她还坚持斯托派被杀的那天她不在索韦托，她没有伤害过任何孩子。最后，法庭以绑架罪和袭击罪判处温妮六年监禁。温妮不服，提出上诉。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温妮不但自私、残酷，而且视法律为儿戏。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对已变质的温妮来说，说几句谎话在她看来已无关紧要了，而这恰恰是一个人的本质问题。当年个性坚强不屈的温妮今朝踪迹难觅了。继而代替的是一个思考狭隘、自私、残酷，权力欲很强的女人。被判刑的温妮虽然随即被保释出狱，但已威信扫地。在1991年9月的全国执委会核心工作委员会选举中，温妮落选，这使她不能再担任社会福利部长，但曼德拉还是将她重新安排在这个位置上。然而，一片好心的曼德拉很快发现自己上当了。1992年年初，曾经为温妮出庭辩护的证人，原“俱乐部”司机约翰·莫尔甘向法院承认，当初为了保护温妮，他在法庭上撒了谎。实际上。斯托派被打死的那天是晚上，温妮不但在索韦托，而且亲自领导了这起袭击事件。莫尔甘的证词沉重的打击了曼德拉，他再也认不得温妮了，曼德拉是视法律为生命的律师，而这个女人却公然在法庭上撒谎!经过痛苦的抉择，在与温妮结婚34年后，曼德拉决定与温妮分居。谈话还在那家印度人餐馆里进行。听完曼德拉的决定，温妮伤心地哭了，但她并不想因此而改变自己。1992年3月13日，曼德拉正式宣布与温妮分居，温妮随即失去了她的社会福利部长职务。

在1994年举行的南非首次议会选举中，温妮又当选为议员，并在新政府中任职。已经担任总统的曼德拉似乎也宽恕了这位已与自己分居的女性，任命温妮为文艺和科技部副部长。有人提出，为什么要任命一个被判决的罪犯做副部长，曼德拉的解释是：“无论我们怎样批评曼德拉夫人，但她毕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她一度曾是整个国家的号召力量，而且受到最无耻的迫害。她勇敢地接受了考验。她发挥了作用，因此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至于犯罪，在我们这个政府里有各种手上沾有鲜血的人。”曼德拉的话忠厚而客观，要是温妮听了后能弃恶从善就好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如果温妮此时能悬崖勒马，改变狭隘的思考方式!或许国人会因为她昔日为非洲人民所做的贡献原谅她。如果温妮能借这个机会而求助于曼德拉来摆脱困境，自己也从此改弦更张，可能会是另一种结局。但这只是也许。温妮并没有就此而改变她的思考方式。

与所有的贪心统治者一样，温妮也不例外，她不但残酷自私，而且贪婪，大肆侵吞国家公款，收受贿赂。在担任文艺和科技部副部长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温妮就贪心毕露，不断遭到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指控。1994年年中，南非四家报纸同时刊登文章，揭露温妮在担任非国大社会福利部长期间曾挪用捐款25万兰特（约合6．6万美元）。在担任文艺和科技部副部长的头一个月里又大肆挥霍公款，她的个人警卫开支是其他内阁成员的四倍。接着，又有人指控温妮利用手中的权力，帮助一家她在其中有股份的建设公司在政府招标中标，并为此收受了贿赂。南非一家航空公司揭露温妮滥用职权：她包租了一架飞机飞往安哥拉，却不付5万兰特的租金。不久，有人指控温妮还曾以“联合协调反贫穷计划”组织的名义，花13万美元租了一架飞机前往卢旺达，实际只是为了运回自己的一包宝石。妇女联盟的11名高级成员以集体辞职抗议指控温妮个人擅自参与了一个旅游项目，而且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通过温妮捐赠给妇女联盟的一笔高达50万兰特（约合13万多美元）一直下落不明，不知去向。

这一下，温妮可撞在枪口上了。当时，鉴于非国大执政后党内纪律松弛，腐败现象迅速滋长，人民群众日益不满，总统曼德拉正在大力惩治腐败，仅在非国大内部就成立了12个整肃纪律的专门委员会。为避免高薪脱离民众，曼德拉以身作则，在就职后不久从自己的工资中每年拿出15万兰特（约合4万美元）作为援助无家可归儿童的基金。后来又带头将自己的年薪降低20％，这样他每年的收入为8．6万美元，还赶不上南非一些报纸总编的年薪。非国大执政委会还规定，担任内阁部长和省政府部长的非国大成员，必须在一个月内辞去各类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并将所得全部上缴非国大；政府部长不得参加任何以赢利为目的的机构；所有非国大成员都必须早报个人财产和任何价值超过200兰特（约合55美元）的礼品，否则将失去非国大议员的资格。在这样的背景下，温妮所遭到的对她腐败的指控，当然引起了社会的轰动。

但温妮似乎根本不在乎这一切，她不但我行我素，而且变本加厉。1995年2月23日，她无视曼德拉总统关于任何部长出国访问都须经总统批准的禁令，擅自前往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和加纳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

曼德拉总统在忍无可忍之下，终于于1995年3月27日签发了解除温妮文艺和科技部副部长职务的命令。心情十分痛苦的曼德拉希望温妮能由此警醒，好自为之。孰料温妮却针锋相对，在4月11日正式起诉曼德拉总统，状告总统解除她的职务是违反了宪法，因为南非临时宪法规定，总统在决定解除一名内阁成员职务前，须与两位副总统和参政党派领导人商量。未等对簿公堂，正在国外访问的总统曼德拉就于第二天收回了成命，温妮恢复原职。4月13日，曼德拉总统回到国内。4月14日，曼德拉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宣布解除温妮的职务，并明确指出这是他和副总统德克勒克和因卡塔自由党领导人布特莱齐及法律顾问们磋商后作出的决定。于是，温妮终于从政府中消失了。

几个月后，在个人感情上早已不能接受温妮的浪**行为的曼德拉在1995年8月通过自己的律师向温妮正式提出离婚，但温妮断然拒绝。1996年3月，兰德地区高等法院经裁定，判决曼德拉与温妮离婚。

因思考方式改变，而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由受人尊敬的“国母”蜕变成了一名令人痛恨的杀人嫌疑犯，实在是一个令人掬哀痛之泪的巨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