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要在这个时候抛下我?”我冲她吼,声音嘶哑。
她没说话,只是默默收拾行李。她动作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这间小屋,又像是怕我爆发。
我冲过去拦住她,那是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她面前失态。我哭得像个被遗弃的孩子,扯着她的衣服扔了一床,毫无体面可言。
“别走……我不让你走……”我死死拽着她的行李箱。
她掰开我的手,那双曾经给我暖手、给我揉脚的手,此刻冷得像冰。
“小赫,听话。”
她还是走了。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瘫在地上,看着这间空荡荡的屋子。
屋里还残留着她做饭的味道。上周她刚给我做过可乐鸡翅,甜滋滋的,她说吃了能开心。我们洗床单被罩,她晾衣服,我在旁边给她递衣架。她换了那件新买的黑色吊带裙,倚在阳台边,眼神里那股子成熟和高傲,被我定格在镜头里。
那时候我们多好啊。
晚上关了灯,肌肤相亲,没有距离。我总是让她别出声,可她压抑不住内心的欢喜,那些细碎的、愉悦的呻吟,还有我们一起趴在床上刷剧的懒散时光……
一幕一幕,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闪回。
可现在,电影散场了。
她拎着那个用了两年的旧行李箱,头也不回地去了通州。我坐在那张挂着“婚纱照”的床边,看着床头那张大照片。照片里她笑得那么温柔,可现实中,她却连多看我一眼都不愿意。
原来,所谓的“相敬如宾”,到了穷困潦倒的时候,也不过是一拍两散的借口。
我摸着冰冷的床单,哭干了眼泪。
日子像被抽干了水分,只剩下枯槁的枝干。在于冰清离开前的那段日子,有一幕场景,至今想起来仍让我指尖发颤。
那一年,她得了银屑病。
起初只是零星的几点,后来像荒原上的野草,迅速蔓延满了她的背、她的手臂、她的腿。作为一个爱美的姑娘,那是致命的打击。她变得有些自卑,不再像以前那样坦然地在我面前换衣服。
而我的任务,变成了每天晚上给她涂药。
那是一种刺鼻的黄色药膏。我坐在床边,她站在那里,像一只受伤的蝶。我拿着棉签,蘸着药膏,对准她背上那些斑斑点点的“癣”,一个一个,仔仔细细地涂。
“疼吗?”我每次都会问。
“不疼,凉凉的。”她扭头看着我,露出不让人担心的笑。
涂完全身,还要缠保鲜膜。那是医生嘱咐的,为了隔绝空气,让药效渗透。我像对待一件易碎的瓷器,用保鲜膜把她裹起来,从脚踝缠到腰际,从手腕缠到肩膀。
因为要忌口,那一年我们没吃过一顿辣。炒菜里连花椒大料都很少放。好处是那一年我皮肤出奇的好,一颗痘都没长;坏处是,嘴里淡得像嚼蜡。
但我从未嫌过她。哪怕那药膏味儿熏得我晚上睡不着,哪怕缠保鲜膜要耗费半个钟头,我也没抱怨过一句。我甚至觉得,能这样照顾她,也是一种被需要的幸福。
直到有一次,跟她回老家。
晚上,她妈妈拿着药膏走进来。老太太没用棉签,直接把药膏挤在手心,两手一搓,像抹身体乳一样,“哗啦”一下就抹在了她背上。
于冰清“嘶”地叫了一声,扭头跟她妈撒娇:“妈!你轻点儿!靖赫给我抹的时候,都是用棉签,一个点一个点地涂,哪像你这么粗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