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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局五征婚骗局 她他的第三只手（第1页）

骗局五、征婚骗局：她（他）的第三只手

一句“丧偶”的谎言，就骗得婚介登记；把户口簿上的“已婚”改为“未婚”，就得以在多家婚介所“觅知音”。这些骗子到婚介所不是找伴侣，而是寻“猎物”。

“婚托”演戏

王先生，30岁，苦于找不到意中人，把希望寄托于婚介公司。在一家名为“佳缘”的婚介所登记后，第二天被安排与一位吴小姐见面。这位吴小姐自称是某公司的白领，王先生也对她感觉不错。可惜他们只谈了十来分钟，吴小姐就推脱有事走了。

又过了半个月，王先生同一位在司法机关工作的朋友聊天，才意外的知道了真相。原来这个“佳缘”婚介所是一个“婚托”婚介所，已被司法机关查处。“佳缘”婚介所是41岁的河南女子刘娟开的。半年前，刘娟初来找工作，经人指点，以每月支付400元“挂靠费”方式，从一家名为“爱梦”的公司弄到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书和私刻的公章，打出“佳缘婚介信息站”的旗号开郑。她以“杨老师”名义打理的、设在市中心区的“婚介所”，既没有工商营业执照，也拿不出民政部门的批文，却在短短4个月内大做广告，吸引400多名男女前来报名，一时门庭若市，骗得应征者3万多元钱。

据司法机关调查，刘娟赚钱的方法主要是依靠“婚托”。她的手下有多名“婚托”，“常客”则是一男一女两员干将。男的是50岁下岗人员巩某，因其身高一米八十，“卖相”不错，且因同时受雇于别的婚介所，有“婚托”经验，故很得刘娟赏识。女“婚托”为40岁无业人员黄某，她被刘娟相中，是因为到“心语”来的次数多，花钱不少却找不到意中人，曾发过牢骚。这两个“婚托”每天“上班”，“身份”却不同，有时一天中能变化出多种“职业”，经理、厂长、会计、文员，以各种角色与应征者周旋。刘娟对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只见一次面，以后就永远甩掉对方，更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据这两个“婚托”向检察机关交待，在刘娟雇佣他们的3个月中，每人分别同100多名异性应征者见过面，每次见面后，从刘娟处领取提成10至20元。

刘娟在上海婚介市场“淘金”，害苦了一批企望通过婚介所寻偶的男女。他们每次要付80元约见费，但往往谈不到10分钟就“拜拜”了。最倒霉的要算来自郊区某镇的汪小姐，她在“佳缘”遇上心怀鬼胎的“婚托”陈某，被其“海外经商”的谎言所骗，“借”去一万元后渺无踪影。

“家庭婚骗所”

夫妻二人开婚姻介绍所，女方做老板，将自己的丈夫介绍给来择偶的人，并骗取钱财。

一对夫妇来到大庆市，本打算来市里淘金，没想到因为二人既无文凭，又无一技之长，日子一直过得很清贫。二人就琢磨其他赚钱的门路。于是夫妻二人决定开一家婚姻介绍所，由妻子郑琪做老板，丈夫翟江当婚托，骗取钱财。婚姻介绍所很快就开郑了，但一直没有什么生意。一天，一位孙女士来到婚姻介绍所择偶。看客人穿戴讲究，郑琪立即满口答应保证给她找个好对象，随后便把自己的丈夫以假名假姓介绍给孙女士。看过对象后，孙女士表示可以交往，翟江当然也十分“满意”对方。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翟江看似的“老实”、“本分”打动了孙女士，二人关系逐渐密切。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翟江以做生意等理由，先后向孙女士借钱，已视他为自己人的孙女士毫不介意地慷慨解囊，不久，１万多元的现金就进了翟江的腰包。之后，翟江立即从孙女士面前消失，无论孙女士怎么想尽一切办法都找不到她“男朋友”的影子。

想出这种荒唐办法的不止翟江夫妇，周某也尝试了一次“放飞鸽”。

何谓“放飞鸽”？这是一些地方对一种婚骗手段的叫法，即以婚姻为手段骗钱后逃生。因为“鸽子”归巢的本领是极高的，生人家即使喂养几日半月，一有机会，它还是会准确无误的飞回旧巢。

可笑的是，也有机关算尽，放飞的鸽子不回旧巢的。

周某与妻子结婚7年，婚后因与其妻好吃懒做，家中积蓄花光。为谋生计，周某想出馊主意，让其妻到外面以“谈恋爱”为名骗取钱财，这正合其妻的意思，于是便在媒人的引领下开始了骗婚的勾当。结果未到半个月，她就一去不复返。经过多方打听，周某的姐姐才得知其妻住在某镇崔某家，便前往崔家找她。

原来，周妻骗到崔家后，见其家境较好，竟乐不思蜀，欲与崔某白头到老。当周某姐姐说明来意，崔某也不再阻拦，只要求退回他买“妻”所花的1500元。周某姐姐只好借钱交与崔某，将其弟媳带走。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一个要自己的妻子外出“谈恋爱”，而另一个竟也乐不思蜀。除了思想的问题，许多人法制观念的薄弱，特别是对婚姻法的认知，也可见一斑。一些大款自不必说，在偏远地区、受教育程度低的地区，一些人要么出于无知，要么就视若儿戏。婚姻法作为我国一部最早、最重要的部门法之一，曾经视为广大群众翻身作主的标志，目前是有必要使全体公民进一步受教育了。

“玫瑰陷阱”知多少

不少人满怀梦想到社会上寻觅自己的另一半，却掉进了“玫瑰陷阱”。

“陷阱”多种多样。在某些只求规模效益，不顾质量的婚姻介绍所的操作下，有的婚介联谊已变成了可买票随便进入的社会性场所，聚来的非会员者能将近一半。在一次活动中，一小姐向一先生借手机打，该先生当然慷慨出借，但此小姐竟一去不返，先生找到主办活动的婚介所，却被告知小姐非本所会员，无法找寻。还有一位先生更惨，他在活动中对一“清纯少女”一见钟情，立刻送礼物、请吃饭，发动恋爱攻势，当上千元钱流水般的花去后，才发现此女子是位已有男友的离婚女子。他说，他倒并非不能接受离婚女子，但总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联谊活动“变味”，当然是为了赚钱。举办一场活动，租场地一般要花250元。买票进场的人越多，钱当然就赚得越多；再则也可制造虚假人气，提高婚介所的知名度。对有心交“朋友”的人来说，参加联谊活动，一定要参加“非会员不得入内”的，这样进场人员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学历高低、电话、住址、婚姻状况等，都有表可查。

还有类陷阱是刊登虚假广告。日前一读者到报社反映，他在报上征婚广告“最新资料”栏中，看中了一女子，便到该婚介所去查询，发现此女子在一年前就已登记在册，哪里还是“最新”？有的则不如实刊登征婚广告，如将“离异”，改成“未婚”，而且长相均“男帅女靓”。一先生在“最新资料”栏中看中一空姐，到婚介所提出要与此空姐见面，但被告知，空姐飞到外市去了，无法见面。他不能不怀疑，广告上的“空姐”是“空”的。

有的婚介所的“资料”其实就是诱饵，“看资料”是要交费的。有一中年女子看中一“军级干部”，交费后得到此人电话，但回来和此人通过一次电话后，就再没回音。后来她了解到，有不少中年女子和那位“军级干部”通过电话了。因此她不由得怀疑，表上的“军级干部”是专为该婚介所钓“咨询介绍费”的，其实并无此人。

传统的征婚方式，是应征者看了报上的征婚广告后，有中意的，就写信给婚介所，由婚介所集中起来转给征婚人，但现在有的婚介所却公开申明：“写应征信无效！”“有意者”一定要“去婚介所咨询”。此举之意当然是，想应征一定要到婚介所交钱才可。美好的红娘事业，就这样被一些唯利是图者变成了“玫瑰陷阱”。

诈婚骗财

除了这种“骗子红娘”婚介所之外，婚介市场上还有专为骗财的“伪征婚者”，甚至有些家中已有妻儿。

钱某有妻子儿女，到婚姻介绍所登记却称自己“未婚”。他把印有“未婚”字样的字条，贴在户口簿“婚姻状况”一栏里，用以遮盖原来的内容，然后拿去复印，再用复印件到婚介所登记。这种并不高明的手段居然骗过了多家婚姻介绍所，使他寻觅到数位女士实施骗术。这中间有位苏姓女子，通过婚介所与钱某相识，被钱某自诩的“股票分析师”头衔所迷惑，委托其代炒股票，结果被骗去十几万元。今年3月，苏女士突然发现自己账户里股票、存款都不翼而飞，大惊失色，却已找不到钱某的踪影，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直到钱某落入法网，苏女士才知道一直与她“谈恋爱”的钱某并非单身，而她也不是第一个受害者。

从司法部门的资料来看，到婚姻介绍所以“找对象”为名，行诈婚骗钱之实的案件不少。与上述钱某案件相似的，柳明诈婚骗钱案即是一例。

广州市公安局某分局刑侦队接到刘亚鹃女士报案，称她放在家中的手机被盗。警方经过对案发现场勘察和多方侦查发现，刘女士通过本市某婚姻介绍所认识的男友柳明有重大作案嫌疑。

案发后，柳明就不见了踪影。由于柳明是外地人，在广州居无定所，查找非常困难。刑警们从婚介所了解到，柳明曾自称“丧偶”，要求登记征婚，婚介所为他与刘女士牵了线。不过，婚介所也不知道柳明在广州的住址，仅有他登记时留下的远在河南郑州的地址。侦查员在郑州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发现柳明不仅妻子依然健在，还有一个20岁出头的女儿在广州打工。抓住这条线索，侦查员终于找到柳明在广州的暂住地，擒获了这个骗子。

警方查实，柳明与许女士“交朋友”不到一个月，就骗取了许女士700多元，分手前偷走了许女士儿子的手机。警方还了解到，柳明在此之前也以自己“丧偶”的谎言骗了一位女子7400元。

余力，男，青海省农民。曾被判过刑，被原单位开除，后与妻子卢洁到上海谋生。到上海后，余力在某科技贸易公司谋得一职，二人生活清贫。

1998年10月的一个晚上，在他们租住的简陋的民房内，余力兴致勃勃地看一个电视红娘节目，忽然，他想起了他在家乡的第一个女友。他曾在那个女友身上骗得3万元，之后逃到北京躲藏了一阵，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他惊喜的发现这是一个不错的赚钱点子。余力与妻子卢洁商量，没想卢洁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并告诉他：“这个家我也有份，什么时候需要帮助，告诉我一声。”在妻子的“大力支持”下，余力开始了大肆行骗：

第一个女人

第一个目标，余力选中了征婚节目中一名名叫侯佳的公司职员。他给侯佳打电话，十分殷勤地说：“我叫杜鹏。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你，感觉特别好，不像别的女孩，不图钱，而且你特别真诚。我可以约你见个面吗？”

“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对不起，我不想找外地人。”

“我是复旦毕业留校的，有上海户口。我本来是在大学教书的，可当老师太辛苦，所以我就跳出来搞公司了。现在户口仍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