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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章（第1页）

第八十五章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直接通知杨万满到我的办公室来。这家伙倒是没有多耽搁，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就气喘吁吁地来了，一进我的办公室就嬉皮笑脸的说道：“哎呀呀，一大早在路上碰到喜鹊唧唧喳喳地叫哩，接着部长大人就召见我，今天肯定有啥好事情哩吧！”

杨万满边说边掏出他的红塔山香烟给我抽，我挡住他的手，把自己办公桌上的软中华给他抽了一支说道：“你是做梦看见了美女洗屁股，尽想好事情啊！”

他说：“领导教训的极是，我现在抽的是红塔山，混得太一般，部长大人抽的是软中华，前途美如画吗！”

我听了差点笑出声来，但我还是忍住了，装作非常严肃认真地说道：“万满同志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你这种嘻嘻哈哈的老毛病呢，把事情干得漂亮一些才好啊！”

他明显听出了我话中有话，就坐在那里边抽烟边说起套话来：“刘部长，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杨万满一辈子行不改姓，坐不更名的，男子汉大丈夫，头取了也只是碗大个疤吗！”

我给他倒了一杯茶，就说：“行，既然如此，那我就直接问你，昨天你们馆里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你亲手干的？”

这家伙果然是一只老狐狸，眼睛上下翻了几翻，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一塞说道：“刘部长，冤枉啊！你太高看我了，我能有那个能来吗，人家馆长想干啥就干啥，我也管不着。前几年，我刚到文化馆那阵子，确实是有点看不惯他，但是你领导知道，我写过几封署名的举报信件，可是结果最后都是让他变本加厉起来，所以这两年我也就不想管这些闲事了，一天看看书写写文章，就图个清闲，再有几年咱也该退休去享清福了。再说，如果要我干这事，我才不会那样傻呢，弄得疼不疼，痒不痒的，最终我看也没有个啥好结果。”

说了这些不伦不类的还有点前矛后盾的话语后，他也不看上我一眼，端起我给他的茶水喝了一口又继续说道：“嗯，部长的这茶味道的确不错，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

说完，他又过来主动拿起我办公桌上的软中华点上一只吐起了白雾。我也喝了一口水，说道：“那你认为是谁会干这种事呢？”

他这才看我一眼说：“那自然是对他有意见人了！”

我说：“那就是说，也可能包括你在内啦！”

他却说：“错，刘部长，我对他现在没有一点意见，因为我已经想通了，他这种人犯不着我为他提什么意见，让他自生自灭最好不过了，因为他在我们中国官场上根本就不算个什么东西，说的好听一点，他就是个小小的股长，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个碎娃的JJ——假硬不顶用，连大人物的一根毬毛都算不上。你说是吧！刘大人。”

他竟然还反过来将了我一军，话语中又带着一些污言秽语和对我大不敬的语气，如果我再不给他个下马威的话，他还真以为狼是麻的，乌鸦全是黑的呢。我清了清嗓子就说道：“老杨同志，我现在既是以你的主管领导的身份，也是以我们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对你进行一次非常严肃的谈话，希望你收起你那套嘻嘻哈哈的坏习惯。按理，这个话我也可以不给你谈，让党委分管你的其他领导成员给你谈。但是，考虑到你是一名老党员，又是从我们县委走出去的一名干部，所以我现在提醒你，一边听一边好好思量一番，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他一看我拿出了这种严肃的谈话架势，就立即坐直了身子，嘴里没敢再胡交代什么。

于是，我开门叫来对面办公室的高宝珍，让她来做个谈话记录，以便有案可稽。高宝珍拿了个会议记录本进来后，首先给我杯子里添上水，又给杨万满的纸杯里添了一点水，才坐在旁边向我点点头，意思她已经随时做好了记录的准备。我看到杨万满此时一本正经的样子，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从我心头突然升起。我就把身子正了正说道：“情况是这样的，昨天你们县文化馆出了这档子事情后，县上领导高度重视。昨天晚上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连夜召开了有县上公检法几家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由我先出面协调解决这件事情。你作为县文化馆的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你是有重大责任的，且不说这件事是不是你通过公用电话给派出所报的案和给王晓文家属告的密，就这件事发生后，到目前为止，县上相关各方面都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你倒好，截至现在，你还装作没事人一般，没有主动找任何领导汇报过。单单从这一点来说，你就不够格当一个领导，也不够格一个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你作为县文化馆党支部书记，有监督馆长工作的职责，他哪里不对或做错了什么，你要及时站出来进行制止或批评教育。可你刚才给我说的那些话，那还算是一个党员干部说的话吗？你还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吗？我们目前虽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件事是你干的，但是，请你放心，公安已经介入了事情的调查，最终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如果这件事真的是你所作所为的话，我看就可以定你个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或故意怂恿和教唆他人犯罪也不为过，你就等着调查结果吧！”

我一口气说完这段话，也不再看他一眼，只顾自己喝水抽烟。这时候的办公室，安静得有些让人可怕，只有高宝珍的笔在记录本上如绵羊啃草般“咯吱咯吱”地划动着，不时停下来几秒钟，接着又继续滑动。看来她的记录也是有所选择性的，因为我给她说过，记录领导的话语，你必须认真思考一下，特别是领导临时说的一些话语，不利于领导方面的一定要谨记或变通着记录，这样才不至于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出现被动局面，这对领导个人和记录者本人都是一件十分有利的事情。这是我当县委办秘书及主任多年自己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秘籍”，之所以能传授给她，是因为她目前的所有记录对我个人是有直接影响的，再者这个女人对我也是有“伺候”之功劳的。我偷偷看了一下坐在对面沙发上的杨万满，已经被我临时在头脑里编程的这段话语给完全吓唬住了，因为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紧紧并在一起的双脚，两只手不停地前后搓揉着，我房间的空调虽然只有二十度，我一点都不感到热，但是他的额头上却汗涔涔的，显然，他的内心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时，已经做完记录放下笔的高宝珍神色有些慌张地站起来要干什么，我就用眼神示意她暂时不要乱动，她似乎犹豫了一下，就又乖乖地坐了下来。因为，这个时候在场的每个人的表现都是非常关键的，就像两军在战场上打埋伏仗一般，都在潜伏着静静地等待对方冒出头来，谁要是没有耐心先抬头暴露目标，肯定要先挨枪子儿，最后也就以失败而告终。这种情况下，就看谁的心理够强大，有耐力，能稳住阵脚，那么谁就一定能够掐住对方的锁喉，最终取得胜利。

大约过了一刻钟的时间，杨万满的心理防线终于被击垮了。只见他从沙发上直接咕嗵一声溜倒在地板上，双膝咯噔一下跪在那里，口里断断续续吐出：“刘……刘部长，我……我错了，是……是我……我偷偷报……报的警，并给王馆长的家……家属……通……通知……”

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并不感到奇怪和惊讶，这是我已经预料到了的结果。但是却吓坏了在场的高宝珍，她显得有些精神紧张，举措失当，差点把她面前的笔墨纸砚都打翻了，惊慌失措地急忙往好里收拾。我清了清嗓子说道：“杨万满，你起来，坐在那里，把你的所作所为及做事的目的，都好好从头到尾说一遍，高宝珍你要做好记录，以备今后查考。”

就这样，杨万满就把他到县文化馆之后，他所看到的和自己的所作所为核桃栗子般往出倒似的，稀里哗啦地从头到尾详细说了一遍，前后用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期间我接过几个电话，尿过两泡尿。但他们两个人，一个不停地说着，一个不停地记着，屁股始终都没有离开过自己所坐的沙发。

当天下午，高宝珍给我打电话说她身体有些不舒服，需要去县医院看看，我自然同意了。只是后来好长时间她见了我都有些不高兴，直到又一次我带她外出开会时，晚上在宾馆的被窝里她才有些怨气地对我说道，那天她被杨万满那突然一跪吓得尿都出来了，本来她是提前要出去尿一下的，再处理处理湿汏汏地裤头，可我示意她别动。后来我又让她接着继续做记录，一记就是两个多小时，尿都把她憋成了“**炎”了。从此，只要一遇到惊吓，她就会有小便自动流出来。

因为杨万满如实交代了问题，加之事前县委、县政府对这个事件的解决提前已经定下了一个基本方针和基调，因此三天后，我就会同公检法部门拿出了一个初步的方案来。一是对事件的性质定位由家庭夫妻矛盾引起的一件发生在公共场所的偶然事故；二是参与的所有当事人有单位的，由单位主管领导进行批评教育，并视其情况停职反省（主要指王晓文）。没有单位的，每人由公安机关进行治安罚款500元，受伤人员的住院费用一律由个人自理；三是对事件的挑起者杨万满进行调离县文化馆的处理（单位待定）。我送给成书记看后，他基本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提出对王晓文的停止反省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可以考虑直接进行调离撤职处理。这样，为重新配备县文化馆的领导班子好扫清障碍。我一想也对，这对我的工作开展非常有利。于是，我就说：“那成书记，我是这样考虑的，你看妥不妥，王晓文可以安排他暂时去江神庙文博馆工作，因为江神庙的刘馆长退休年龄马上到了，如果他反省得好，下一步还是可以再启用的。至于杨万满，我想这个人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特长的，就让他去灵岩寺博物馆继续当个党支部书记，写书作画都可以，该馆原来的支部书记是由洪馆长在兼任着的，他已经给我说了好几次需要配个专职书记。”

成书记就笑着说：“这都是你们宣教党委任命和管理的干部，你说了算。”

我就立即按成书记的意见，修改了一下方案，拿给周县长去看，他二话没说，大笔一挥“同意”。

这天上午十点钟，由我牵头带领公检法几家事故处理的人员一起到县文化馆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宣布事故的处理结果。在上部作品中我们也曾经提到过，该馆地处我们乐土县城老城区闹市的中心，这里原是明清及民国时期旧衙门的一块风水宝地，因牵扯的人员有些复杂，几任领导准备开发建设都一直没有进行下去，目前与如火如荼的城区建设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馆里前后有两栋楼，后楼有四层，是结构小而简单的家属楼，前楼临街共两层是办公楼和各种专业工作室，一层临街有几间对外出租的门面房，也是馆里小金库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该馆中间是一个有五百多平方米的大院子，平时开展小型活动演出或举办露天舞会用的。

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里的周末舞会是最火爆的，那时我每个周末都要来参加，因为当时小县城的文化生活还不是十分丰富，在我们乐土县城还没有什么商业性的舞厅和卡拉OK歌厅等，而且这里的舞会是男人一角钱的门票，女士们一律免票，所以青年男女来这里的居多。我有时是一个人来，有时则和学校的其他老师们一起，当然，和哈丽蓉一起来的时候最多，直到后来我调入县委办后，忙于工作和陪领导吃喝玩乐，去的地方自然就越来越隐蔽、越来越高档起来，我才渐渐忘了这个地方。自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业性的歌舞厅如雨后春笋般在小城崛起，文化馆的这种大众舞会来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但是文化永远在引领着时代前进的潮流，接着就是这里首先率先办起了录像厅、游戏厅、麻将活动室、美容美发店、保健按摩部……总之，文化人的思想先进，开放程度也最高，敢闯敢干，一马当先，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但是，今天当处理事故的一伙人跟随着我来到这前楼二层的大办公室兼会议室时，除了到会参加开会的人外，其余的一切景象好像都还停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屈指算算，这里的办公基础设施至少落后了二三十年。县公安局有个三十来岁的女警察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地在开玩笑，突然开口一本正经的说道：“啊，刘部长今天是不是把我们领到这里来拍怀旧电影哩，这些布置让我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我们每星期的周末来这里参加舞蹈培训班，发现一切竟然都还是老样子！”

另一个男法官也说道：“只是我们这些人的穿着与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啊！”

我看了一眼到会的二十来个人员，稀稀拉拉坐在各自的位子上，除了王晓文和杨万满站起来和我们打招呼之外（两个人我都事先找他们分别谈了话，都表示服从组织的处理决定），其余的人员基本上都没有大动，他们的屁股下边有坐旧沙发的，有坐三条腿藤椅的，有坐四条腿马凳的，有个长头发的画家甚至盘腿坐在水泥地板上的一个破沙发垫子上。几张桌子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置办的那种能够活动的三大件组合办公桌，侧面喷上去的白漆号码字迹已经斑斑驳驳，有一张桌子上面的“文化馆007号”已经变成了“乂匕官007号”，意思让人哭笑不得，有两张桌子中间的裂缝足足可以放进去一个小指头。四面墙上倒是挂了不少发黄的奖牌和锦旗等，真假难辨，其中有一个还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文化部颁发的什么“全国先进文化馆”的牌子。我看了一下，他们给我们几位临时搭了两张课桌，上面铺上了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块已经褪得深浅不一样的红颜色横幅底布，上面放了几个纸杯子和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壳子电壶（热水瓶），几把椅子大小新旧高矮都不一样。这里唯一能取暖的设备是一个带烟筒的蜂窝煤炉子，烧的是有烟块煤，还能和时代稍微接一点轨。看到这种景象，尽管我心里非常恼火，但我还是压住火气招呼大家都坐下来准备开会。

馆里有两名穿戴时髦的涂脂抹粉的年轻女同志，带着一股股刺鼻的香水味道，上前来给我们自带的保温茶杯里一一倒上水，等她们退下去之后，周围的空气似乎才清淡了一些，我就清清嗓子说道：“同志们，今天我们来这里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处理前一阵子馆里发生的那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事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立即成立了事故调查小组，经过一段艰苦卓绝的工作，今天由我牵头代表县委、县政府宣布处理决定，牵扯到的人事任免问题也由我们宣教党委按照程序一一进行落实。”

我发现这些文化人倒是不很重视什么“人事任免”等问题，因为在我宣布事故处理的过程中，大家的反响并不十分强烈，个别人手里甚至还拿着画报杂志在不停地翻看着，谁走谁留，只要不损害他们自己的根本利益就好！

这个会议总共开了不到半个小时，在我最后宣布了事故的几条处理决定之后，让其他跟随我来参会的同志们也讲几句话，但大家都摇头作罢。因为，当时的实际环境状况和人情气氛都有些令人十分发冷，确实不适应再啰唆什么了。我们就很快撤离了县文化馆，找了一家上档次的酒店，由我做东，温酒热菜，既暖和了大家的身子，又对这个事故的处理算是做了个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