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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离不弃的忧国忧民（第1页）

三、不离不弃的忧国忧民

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太守良宰》）李白的匡时济世之抱负，不但表现在建功立业的执着上，也表现在他不离不弃的忧国忧民上。这一点他与另一位伟大诗人杜甫，可谓不分颉颃！

在《李白全集》中，我们发现其固然有很多自信乐观、昂扬励志之作，但其实有更多忧郁苦闷、愤懑控诉之诗。李白出蜀之后，“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凄惶，席不暇暖。寄绝国而何仰，若浮云而无依，南徙莫从，北游失路。”（《上安州李长史书》）经历无数凄风苦雨，遭遇无数白眼冷笑。他的遭遇本身已经说明，他投身的大唐社会远非原来想象中的“明时”景象。在天宝初年经历朝廷供奉翰林以后，随着对社会黑暗现象的深刻了解，李白对君国和黎民的忧虑，更升华为一种爱恨交织的忧愁怨愤。他和杜甫一样，忧国忧民之情深重而广大，概括起来计有“十忧”：

怀才不遇、世途坎坷之忧；

功业未成、青春易逝之忧；

人心不古、世风浇薄之忧；

弃贤不用、奸佞当道之忧；

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之忧；

皇帝荒**、朝廷腐败之忧；

奸臣弄权、皇权旁落之忧；

藩镇坐大、诸侯割据之忧；

横征暴敛、劳工悲苦之忧；

时荒兵乱、黎民涂炭之忧；等等！

限于篇幅，笔者把李白之深广的忧虑聚焦为三：一曰忧贤才之不用，二曰忧社稷之不安，三曰忧苍生之不幸！

（一）忧贤才之不用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人才发展史。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对于任何朝代，都是一个不变的话题。《吕氏春秋》说：“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一个国家用贤还是用奸，历来是国运兴衰的标志，这个道理，大唐统治者可谓得其精髓。唐太宗李世民说：“致安之本，唯在得人。”

其即位以来屡有求贤之诏，据《唐太宗全集》所载就有七八次。

而太宗的《帝范·求贤篇》，则系统地论述“求贤”乃是皇帝的必修课。玄宗为帝，继承太宗遗风，初也“求贤若渴”，如在李白被诏入翰林的天宝元年（742），在李白去朝不久的天宝六载（747），都有玄宗的求贤诏。

问题是，朝廷有“求贤诏”，官场真的重用贤才了吗？李白用自己怀奇才而不遇的典型案例，及无数怀才不遇的呐喊、控诉和抗议，无情地揭开了盛唐官场用人腐败的真相。

从青年负气怒怼李邕的“前贤畏后生”（《上李邕》），到《临终歌》的“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李白几乎一生都在“怀才不遇”的阴霾中度过。因而“怀才不遇”成为了李白大量政治抒情诗的一个重要主题，“卞和献宝”也成为李白诗中反复吟咏的故事，李白全集中或明或暗哀叹怀才不遇的诗，竟达近百篇！例如《古风》其十二、十五、廿七、卅七、卅八、四十九、五十、《行路难三首》、《门有车马客行》、《玉壶吟》、《赠从弟冽》、《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幽居》、《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赠韦侍御黄裳》、《鞠歌行》、《远别离》、《梁甫吟》、《梁园吟》、《襄阳歌》等等。请看作于开元十九年（731）的《行路难》（其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雉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

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离他“仗剑去国”已经7年，这是他在“遍干诸侯”，尤其是在长安“历抵卿相”后对自己“献宝”

结果的一个小结：长安啊，你对具有韩信、贾谊、剧辛、乐毅之才的我，是“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不给我一点点机会啊！李白在长安落魄受辱，以此诗大抒愤懑。作于同时的《梁甫吟》，则用神话传说与历史和现实相杂糅的方法，表达怀才不遇的强烈愤慨：

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

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

（《梁甫吟》）

而被称誉千年的巨作《蜀道难》，其背景究竟是何？安旗先生认为——

《蜀道难》一诗为太白首屈一指的名篇，然千载以来，众说纷纭，殆若聚讼。……窃以为《蜀道难》须以李白初入长安之行联系考察，则其庐山真面目自然呈现。辞亲远游以来，虽遍干诸侯，历抵卿相，皆无所遇，故每有失路之叹，尤以此次长安之行遭遇最为难堪。虽已至天子足下，然君门九重，君堂千里。卿相实无荐贤之心，诸侯唯有嗟来之食。贵公子既欺之于前，五陵豪又辱之于后。始终徘徊魏阙之下，不得其门而入。故时结幽思，屡兴浩叹。甚至沦为斗鸡赌狗之徒，实亦因愤懑之极，不得已而为之。前次之《玉真别馆苦雨》《长相思》《行路难》诸作皆历历可考，后此之《梁园吟》《梁甫吟》以及天宝年间忆旧游之作，亦皆可证。遭遇如此，则其将离长安之际，心情可知。虽已作《行路难》诸诗，而意犹未已；复以送友人入蜀一事触发，又以比兴出之，而有《蜀道难》之作。

（《李太白别传》增订版，48-49页）李白以自己无数干求屈辱的经历，记录了以“盛唐”“圣朝”

“明时”著称的开元、天宝时期，朝廷忠奸不别，贤愚不分，弃贤用奸，贤士“怀才不遇”的严重弊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天。

子胥即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

（《行路难》其一）

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