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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1页）

后记

（《千古王朝》创作谈）

我写《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丛书的时候，注意到西周三百年是我国历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历史阶段对中国的文化文明曾经产生了重大影响。

辉煌灿烂的西周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三千年来对中国的礼乐文化、典章制度、思想道德皆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西周原是商朝的一个小邦国，为什么能取代有六百年历史的大商，并且守住了江山，扩大了版图，实现了中国空前的大一统，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强有力的开国王朝，这个王朝既承受了打江山难的艰辛，也经历了守江山更难的考验。这个王朝铸就了以周公为代表的一批中华英杰，他们是周文王、周武王、姜尚、召公等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他们超人的智慧、高尚的伦理道德以及为中国早期的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都使他们成为了推动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他们不朽的奋发精神及开拓中原的苦旅，使西周王朝无愧为千古王朝。

西周不但奠定了我国思想文化的基础，而且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历史人物，难怪大思想家孔子常梦周公，并惑叹地说：“郁郁呼文哉！吾从周。”

这样，在我写到历史卷及思想卷时，将西周三百年列为了中国历史的重点篇章之一，于是又对西周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我决定写历史小说后，我又对这段时期的史料、史书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当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发西部的伟大号召后，我愈发感到开发西部文化的重大意义，于是更加快了写作的速度。

昔日是西部祖先向中原问鼎，而今却又是中原人民向西部开发。历史就是这样潮起潮落、此起彼伏，但我深信有奋发开拓传统的我国西部，必定会很快与整个中国齐步的，这便是我写这本书的宗旨。

写历史小说，首先必须尊重历史，瞎编乱造是历史小说的大忌。本书主要人物、主要事迹都是真实的，都有史可查、有据可证。为此，我对《古本竹书纪年》、《史记》、《周书》、《逸周书》、《诗经》、《尚书》等都作了认真研究，并对有关甲骨文、青铜铭文作了核实，并曾到安阳市周文王被纣王囚禁的羑里监狱进行了考察。在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后，对西周历史基本了然在胸，于是方敢动笔。

写历史小说不同于写史书、史话，是在史料基础上的艺术创造，所以必须遵循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律，这就是历史小说的文学性。对此，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写人与写史的关系问题。

我的看法是在写人为主的前提下，以人带史，写人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典型化及艺术化的塑造，力求人物丰满鲜活，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能否成功的关键。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必须以写人为主，这也是我写这部书的要求。写西周开国王朝是我的主题，但这个王朝又是由人物组成的．所以王朝中的核心人物又是主题中的主题，而代表人物周公则又是重中之重户所以我对这位贯穿始终的人物作了重点刻画，尤其着重心理描写。另外，对这些核心人物，我是把他们放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及尖锐的矛盾中去表现、去展示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前途。这样无形中人物就会鲜活起来，这就是人物的艺术化、典型化，有了这一条，小说就成功了一半。

第二，把握好历史观的问题。

具体如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姜尚、召公五人，他们是西周王朝的核心，也是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正因为有了他们五人的不朽，于是才有了王朝的千古。所以对他们的刻画，无形中赋予了我一种使命感。应该怎样铸造他们的形象，我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对他们进行肯定的前提下，尽量表现他们的高风亮节。为避免脸谱化的弊端，我力图在史料中搜寻他们的负面，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当然不能因此而故意给他们脸上抹黑，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当时正值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生产力处于青铜时代的鼎盛阶段，是历史的上升时期。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虽然是统治者，但他们正置身于历史车轮由奴隶制末期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转型期，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因此，对他们的歌颁是符合历史角度的。这就是历史观。历史观一旦确定，人物的褒贬也就好办了。

第三，关于人物形象塑造问题。

小说是一个大舞台，而其中的人物又好比演员，一部戏演得好坏取决于演员。同样，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人物塑造，把他们塑造活了，小说才能生动。否则干巴巴的，谁买？谁看？！

书是写西周开国王朝，这个王朝主要是周公、周文王、周武王、姜尚、召公组成的，所以写好这几个人至关重要。

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我是下了大功夫的。为了把握他们的个性，我又对史料进行了全面、综合的分析，从而注意到他们都各有

内涵，于是准备分别表现他们的闪光之处。其中，对周文王，我重点反映他七年被囚及十年伐商准备的忍性及仁德。对此，我通过三件事刻画他。一是他在狱中被囚禁了七年，表现了百折不挠愤发图强的气质。如何写好这段逆境，我便回想到我曾到安阳市汤阴县羑里城遗址进行考察的体验。如今，那座监狱遗址已建成了文王庙、演易台。站在那炮筒式的、文王被囚禁而发愤图强、推演周易的狱楼下，仿佛见到了须发已白的文王正在狱窗下借着月光在演易，也似乎见到了他咬破手指蘸血在牢墙上写下的“自强不息”四个大字……这时，我又想起了司马迁的话：“昔西伯（姬昌）拘羑里，演《周易》……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史记·史太公自序》）顿时，灵感涌来，我便奋笔疾书，于是便很快写好了这一章，突出了周文王的坚忍个性。

第二是通过周文王因为忧虑军师缺乏而晕倒在灵台上，紧接着又写他微服查访寻贤良，在硒溪终于与姜尚金遇，两人相见恨晚，充分表现了文王求贤若渴的精神，从而为周文王仁德情操的刻画添了较浓的一笔。

第三件事是虞、芮两国的国君为一点事争执起来。听说周文王仁德，附近小国如有诉讼都去找他评判，于是二人便到西岐来找文王解决。到了周国后，没料到赫赫周文王竟是一位身着布衣，高卷着裤脚、泥腿在田的农夫时，二人惊得说不出话，再低头看看自己一身华贵衣服，却为一点小事争执不休，于是羞愧至极，叹道：

“吾所争，周人所耻也。”于是双双托辞告别周文王。这样通过两国君的目睹，周文王的形象便凸显了。

周武王最出彩的气质是英勇顽强，对此，我是通过战争来表现的，为完成周文王的遗志——伐商灭纣，他以姜太公为军师，以周公为相，经过牧野誓师后一举灭了腐朽的商朝，这是真实的历史，也是周武王最宏伟的功绩。灭了商朝后，周武王正式建立了西周王朝，宣告中国从此进入西周时代。周武王属于西周开国君主，所以要写妤周武王就必须写好牧野之战。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著名的正义战争，是光明取代黑暗，进步取代落后的战争。所以，既要表现战争的残酷又要表现战争的正义。周武王是有大将胆略的伐军主帅，写好这场战争，其实也就写好了周武王，所以对周武王的刻画，我是以史带人的写实。

姜太公在《封神演义》中完全被神化了，在我的历史小说中，则把他由神还原为人，一位杰出的、真实的人。

姜太公，是一位智者，我写他一是通过磴溪与文王的金遇展示他的智慧，二是通过牧野之战表现他的战争谋略。姜太公精通兵法及易理，他巧妙地将易理应用于战争中，把敌人打得一败涂地。

由于我写《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时，写到军事卷之际，曾研究过古代兵家及兵著，写哲学卷及易学卷时，对《周易》又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加之，我有写《周易与中医学》一书的功底，所以写姜太公善用易理也就得心应手了。

姜太公在硒溪金遇周文王的这件事，在《史记》是有记载的，但也只是一句话。具体的对白、场景、心态就必须小说作者来完成。

观他们二人，一是贤人，一是智者，如何把二位圣人相遇时对时局的分析、对国家命运的预测、朝政的治理，以及伐商策略等的交谈表现得精彩，我也是下了功夫的。我仔细研究了《史记·齐太公世家》。司马迁称他“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从而通过磕溪金遇突出了姜尚的智谋，此章成为了本书的精彩片断。

周公，是贯穿西周王朝始终的核心人物，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思想家，是对后世极有影响的人。大思想家孔子常梦周公，后世君相以效学周公为荣，足见其名望。周公是周文王的臂膀、周武王的丞相、周成王的辅弼，可谓三朝元老。在整个西周开国时期，他既是开国元勋又是守业功臣。如果没有他的东征，西周可能毁于一旦。正是由于他的东征才保卫了西周开国王朝，同时也扩大了中国的版图，使中国的东域延伸到了东海沿岸。所以周公的主要闪光之处一是东征，二便是辅佐幼主周成王。然而这个阶段既是周公最光辉的时期，也是他最痛苦的人生历程。他忍受着“三监”的流言诽谤，披肝沥胆、忠心耿耿地辅佐成王七年又还政于他。

周公的第三个功绩是营建洛邑迁九鼎，为中国西部问鼎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四是制礼作乐制定典章制度，奠定了中国的礼乐文明。第五是整理周史，搜集《诗经》，撰写《尚书》，尤其是写《易》，周公作《易》辞，这是历史上公认的，足见其对中国文化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上述周公的五大闪光处我都在小说中作了典型化、艺术化的创作。尤其辅佐成王七年是他最受委屈、最悲壮的时期，也是他身心负荷最重的时候，面对扑面而来的恶言蜚语以及召公对他的怀疑、成王对他的长期猜忌，他都能泰然处之，足见其坦**的胸襟及政治家的风度。

对周公的塑造我是采用以人带史的手法。为了反映周公的高尚品质，以使后人获得感悟，我着重刻画了他的心理活动、心理矛盾，并把矛盾集中于几个重要情节，通过激化，迸发出历史的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