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慢条斯理,高谈阔论,俨然是一副满腹心计、明察万千的腔调。接着,他微微一笑,抬头向身边的过往行人看了看。不料这时他忽然咳了起来,只好停下脚步,待这猛烈的阵咳过去。随后,他又说道,语气中夹杂着沮丧:
“我这磨人的病久未治愈,真够烦人的。现在是盛夏,今年冬天我得到芒通去好好疗养一阵。其他的事只好姑且搁滞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
他们此时已走到普瓦索尼埃大街的一扇大玻璃门前,玻璃门背面粘着一份打开的报纸。有三个人正站在那里阅读。
玻璃门上方是一排由煤气灯光焰拼凑的几个大字——《法兰西生活报》,非常显眼。行人一走进这几个显眼的大字所照亮的地方,马上如同白昼一样,整个身体显得十分轮廓分明,随后便又回到了黑暗中。
弗雷斯蒂埃打开门,向杜洛瓦说了声“请进”。杜洛瓦进去后,随即登上一个从街上可看得一清二楚、筑造精良但肮脏不堪的楼梯,接着便到了一间大厅里,两个练习生向弗雷斯蒂埃说了声晚安。最后,他们在一间看起来像候见室的房间里停了下来。房内摆设陈旧不堪,到处充斥灰尘,绿色的仿天鹅绒帷幔已经褪色发黄,而且布满脏痕,许多地方已烂成一个个窟窿,像被老鼠咬过似的。
“请在这里稍待片刻,我马上就来,”弗雷斯蒂埃说。
此房间有三扇门通向外边。说着,他从其中一扇走了出去。
房间里充斥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怪味——编辑部所特有的气味。杜洛瓦纹丝未动地坐在那里,心中多少有些害怕,但更多的是惊奇。不时有人小跑从他身边走过。他们从一扇门进来,还没等他看清他们的长像便已从另一扇门边消失了。
在这些忽来忽往的人中,有的是稚气未脱的年轻人,满脸忙忙慌慌的样子,手上拿着的纸片因其快步飞驰而微微飘动;有的是排字工人,身上用作工装的长外套布满墨迹,但里边的雪白衬衣领却清晰可见,下身则穿着呢子裤,好像上层社会的穿戴。他们谨慎地捧着一摞摞印好的纸张及一些墨迹未干的校样。除这两种人外,还有一位身材矮小、打扮时髦的男士进入房内;由于追求时尚,其上身的外套紧勒着,下身的两条裤管也是瘦得紧紧地绑在身上,脚上的皮鞋异常尖。这摆明了是某个负责采访社交场合的记者,赶回来提供当晚的相关新闻了。
此外,还有一些人走进这间房内。他们仪态持重,风度帅气,头上戴着一顶高筒宽边礼帽,好像要将自己与其他人分开来。
此刻,弗雷斯蒂埃走了进来,手上挽着一位身形高大修长的先生,这个人大约四十来岁,身穿黑礼服,胸前系着白色的领带,棕红头发,嘴角的两撇卷曲的胡须高高翘起,满脸自恃高傲、渺视一切的样子。
只听弗雷斯蒂埃向他说道:
“就此别过了,先生。”
对方握了握他的手,说道:
“再见,亲爱的。”接着便胳膊挂起手杖,吹着口哨下楼去了。
杜洛瓦于是便问:
“这人什么来历?”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专栏作家、喜爱决斗的雅克·里瓦尔,他刚看完一篇校样。他同加兰、蒙泰尔并称时下巴黎三个最为著名的专栏作家。他的文章妙不可言,富含时代之风。他每周撰写两篇专稿,一年收入三万法郎。”
说着,两位旧时老友开始向外走去。此刻,从楼下上来一位又矮又胖的先生,只见他衣着邋遢,留着长发,一脸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
弗雷斯蒂埃低声向他打了个招呼,然后说:
“他叫诺贝尔·德·瓦伦,是个诗人,长诗《死亡的太阳》就是出自他的手。他也是一个相当值钱的写手。报馆每收到他一篇小稿,便要支付给他三百法郎,而且每篇最长也就二百行。我们还是快到‘那不勒斯咖啡馆’去喝一杯吧,我已经干渴难忍了。”
在咖啡馆刚一坐下,弗雷斯蒂埃便向堂倌喊了一声:
“请来两杯啤酒。”
啤酒一送上来,他立刻便将自己的举杯喝光。杜洛瓦却在那里慢慢小口品饮着,仿佛在品尝稀世难求的名贵饮品。
弗雷斯蒂埃一声不吭,好像在琢磨着什么,紧接着,他突然问道:
“你何不尝试干干记者这一行呢?”
杜洛瓦两眼异常惊讶地看着他,憋了半天才说:
“可是……因为……我一篇东西也未写过。”
“这有何难?什么事开始总得有个尝试吧。我想,我可以聘请你作我的帮手,代替我去四处看看,拜访一些人,搜集点资料。你在开始的时候每月有二百五十法郎的报酬,车费由报馆报销。你要是愿意,我便去找经理商量一下。”
“我求之不得呢。”
“这样一来,你明晚先到我家来吃餐便饭。客人不多,不过五六个人。有我的老板瓦尔特先生和他太太,以及你刚才见到的雅克·里瓦尔和诺贝尔·德·瓦伦,另外就是我妻子的一位女友。你意下如何?”
杜洛瓦满脸通红,精神慌乱,呆滞了许久才开口:
“如何开口是好呢?……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弗雷斯蒂埃异常惊讶,说道:
“是吗?他妈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有没有看到,在巴黎即使没有住所,也不能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