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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清明上河图是真是假（第1页）

现存《清明上河图》是真是假

1950年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委托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对收缴来的大量书画进行整理鉴定，当他打开一轴残破的画卷时，顿时惊呆了：长卷画面古色古香，气势恢弘，人物、景象前呼后应，栩栩如生。画幅上没有画题，也没有作者署名，但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收藏印章纷呈，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画后有金代张着在1186年写的题跋云：“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

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之珍《清明上河图》吗？

杨仁恺先生禁不住一番激动，一阵骇然。

一、中华第一神品

张择端是北宋末年的画院待诏。《清明上河图》以超长而浩大的画面，精湛而老到的笔触，全面、真实、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梁以虹桥为中心的生活景况，是我国美术史上最负盛名的一幅全景式的市井风俗画。这幅画高约24。8厘米，宽528厘米。据有关专家统计，全画共画有人物684人，各种牲畜96头，房屋122栋，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其人物之生动传神，器物之细致逼真，构图之疏密有致，特别是反映社会生活面之广阔，在中国古代画作中殊甚罕见，是一幅光照千古的艺术杰作，被推崇为“中华第一神品”。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三个段落。卷首描绘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描绘的是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画中的人物，大者不到一寸，小者不过一二分，但个个形神毕备，毫纤俱现，极富情趣。其他景物则按远近关系和相应比例扩缩，也大都清晰可辨。树木有枯老的，翠秀的，疏朗的，茂密的。水流有平缓的，激越的，淡远的，浩**的。山势有陡而高的，低而下的，凹而中空的，起伏而连缀的。建筑则有城、桥、楼、阁，茅椽、瓦舍、街道、巷曲。人物的身份，有读书的、做官的、务农的、经商的、行医的、算命的、和尚、道士、小吏、差役、船夫、纤手、妇女、儿童、主子、奴仆等等。人物的活动，有赶集的，有做买卖的，有问答的，有聚谈的，有乘轿骑马的，有引路喝道的，有闲逛的，有饮酒的，有推车拉车的，有驾船拉纤的，有袒胸纳凉的，有拿着斧、锯、扫帚、簸箕、碗罐劳作的，有背着、驮着、牵着小孩的，有拉着、驾着、使着牲口的……

大街小巷，百肆杂陈，熙来攘往，精彩纷呈。作者对北宋末年繁荣、逸乐的市井生活，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特别有意义的是，图中的描绘，与记载汴梁的有关历史文献完全吻合。大处如虹桥的位置、样式，小处如“孙羊店”、“脚店”等匾额，无不与《东京梦华录》所记相符。因此，这幅画卷，除了它特有的艺术价值外，还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经济、文化、建筑、交通、服饰、民间习俗等方面，提供了活生生的资料。但由于年代久远，保管不善，收藏过程的隐蔽和曲折，以及赝品充斥，给这幅伟大的画作留下了一些难以释解的疑团。

二、流传有绪话“真迹”

《清明上河图》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摹本甚多。颇为世人重视的有：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明易简图》，收藏于美国的“元秘府本”《清明上河图》。

到底哪一种是张择端的真迹？学术界对此议论纷纷。

郑振铎、徐邦达等先生认为，由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发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应是张择端的真迹。断定它是“真迹”的主要理由是，它从宋至今流传脉络清晰。这幅《清明上河图》上保存有历代13个收藏家写的14个跋文，盖有96方收藏章，为我们讲述了它幽暗而曲折的漂泊轨迹。

原来，张择端画完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史诗式的长卷后，首先就理所当然地呈献给了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宋徽宗也就因此成了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他曾用他那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题字，并印上了双龙小印以示珍藏。但不久金兵南下，攻破汴京，徽、钦二帝被掳，《清明上河图》也在战乱中流入民间。画卷后有不少北宋遗民观图后缅怀故国、感叹时政的题咏，记录了画卷漂泊和收藏的历程。

元灭金后，《清明上河图》第二次被征集入宫。到至正年间，宫内一个装裱匠使了调包计，拿临摹本把真本换出，悄悄卖给某贵官。贵官离家外任，画又被人偷卖。这一偷盗贩卖情节，又被后来的收藏者详细地记录在画后的尾纸上。元末至明嘉靖年间，这幅名画至少倒卖过八九次后，由当时的兵部侍郎王仔收藏。

据清代顾公燮的《消夏闲记》载：太常寺卿严世蕃得知后，仗着他父亲严嵩的权势，强行向王仔索买，王仔舍不得卖，又不敢不卖，就叫苏州画师黄彪照原本摹绘了一幅送去。有一个叫汤臣的裱画工，曾为王府裱画，后来又被推荐到严府裱画，他看到这幅赝品后，对严世蕃说：“这幅画的真迹我在王府看过，送来的却是一幅赝品。你看那屋顶上的麻雀，脚爪应该很小，却踏着两块瓦角，可见它绝非真品。”

清人徐树丕的《识小录》里也有一则汤臣（一作勤）辨画的故事。他说，汤臣装裱《清明上河图》时，发现图中有四个人在掷骰子，其中两颗骰子是六点，还有一颗在旋转，这个掷骰子的人张着嘴叫“六”，希望也出现一个六点。汤臣认为，开封人呼“六”字时用撮口音，而画中人却是张着嘴巴叫“六”，这是福建人发“六”字音的口形。所以他认为这幅画是伪作。

总之，由于汤臣的辨伪，严世蕃怀恨在心。嘉靖三十八年，蒙古安答部由河北入侵，当时任蓟辽总督的王仔御寇无术，严氏党羽借机弹劾，最终竟把王仔处死。《清明上河图》也落入了严氏父子的库藏。后来，戏剧家根据这段情节，编写了一部出名的传奇，叫做《一捧雪》。耐人寻味的是，主人公的姓名改成了莫怀古，就是警告人们不要收藏古董的意思。

后来，严嵩倒台，《清明上河图》被没收，第三次回归宫廷。不久，《清明上河图》又被盗出，偷窃者当是万历年间的首席太监冯保。他既是秉笔太监，又是东厂首领，拥有处置皇宫内各种事务的权力。他忍不住在《清明上河图》上留下一段署名的题跋。人们推测，此画如系皇帝赏赐，他一定会在题跋中大书特书，但冯保对画的来源讳莫如深，反倒是露出了他偷盗的马脚。

入清后，《清明上河图》曾为陆费墀、毕沅先后收藏。嘉庆二年，毕沅死。嘉庆四年（1799），毕家被抄，《清明上河图》第四次入宫，在紫禁城的迎春阁内珍藏。辛亥革命后，溥仪（宣统）逊位，但仍居宫中。1925年，他离宫之前，将宫中的字画珍玩盗往天津，《清明上河图》即在其中。后伪满洲国成立，他将此画带到长春“皇宫”。

1945年，东北新中国成立前夕，溥仪带着一批珍贵的书画珍宝，准备逃往日本，被苏联红军在通化截获，《清明上河图》逃脱了一次更大的劫难。

《清明上河图》最初同其他古物一起，凌乱地堆放在东北博物馆的临时库房。1950年冬天，被古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无意中发现，1955年拨交故宫博物院。这是《清明上河图》第五次进入紫禁城，不过，这座昔日的皇宫，如今已是人民的故宫博物院了。因为它是如此的流传有绪，题跋、印鉴历历可数，又具有浓郁的北宋画风，所以，许多专家都断定它就是张择端的“真迹”。

此外，明人王世贞在《清明上河图别本跋》中指出：张择端的“稿本”“于禁烟光景（指清明寒食，民间禁烟）亦不似”。北京故宫画本中确有许多违反清明时令的情节，如新酒、赤膊、扇子、西瓜，等等，正好与这一说法吻合。因此，许多专家进一步认定，北京故宫珍藏的《清明上河图》，正是张择端的“稿本”。

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明易简图》上虽有“翰林画史臣张择端进呈”的署名，但元人苏舜举在元贞元年（1295）首跋《易简图》时，开宗明义写道：“清明易简新图成。”绘制时间和目的都很明确。图中还画有一些元代独有的事物，因此，它只可能是元人描摹的“简易本”，不可能是张择端的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