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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在托尔斯泰的周围，其精神革命并未被人理解；这革命使其家人受牵连。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早就在忧虑不安地观察着一个人徒劳抗争的一种病症的发展。自1874年起，她便因见其丈夫为学校的努力而气忿不已。

“这启蒙读本，这算术，这文法，我不重视，我对它们不感到兴趣。”

当他用宗教考量教育学时，情况就非常不同了。伯爵夫人对托尔斯泰新理念最初的倾诉非常敏感，以致当他在信中说到上帝时带着歉意：

“提到上帝，你别像以往那样生气发火；我无法避开他，原因是那就是我的思想之基础。”

伯爵夫人的信仰无疑是真诚的；她尽力地掩饰自己的不满并不安地观察着自己的丈夫：

“他的眼神很怪，直勾勾的。没有话语。他似乎脱离这个世界。”

她想他是生病了：

“据列夫自己说，他这是在工作。唉!那不过是一些泛泛的宗教论述。这工作弄得他头疼不已，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表明教会与福音书不一致。在俄罗斯顶多只有十来个人对这个感兴趣。但是，毫无办法。我只希望一件事：就象疾病一样结束吧。”

但病一点也未好转。夫妻间的关系渐渐紧张。他俩原本相亲相爱，相敬如宾；此时却无法相互理解。他俩都在尽力地互相让步，但这却像以往那样，让步变成了新痛苦。托尔斯泰不情愿地跟着家人们来到莫斯科。他在《日记》中写道：

“生平难熬的一个月。滞留莫斯科。大家都冷静下来了。到底何时开始生活呢?这一切并非生活，而是别人都在这么做!不幸的人们!……”（1881年10月5日）

在这同样的时日里，伯爵夫人写道：

“莫斯科。到明天，我们住了满一个月了。刚来时，我每天哭泣，因为列夫不仅忧虑，而且颓丧。他寝食不安，有时还在哭泣；我觉得我快要崩溃了。”（1884年10月14日）。

他们只好彼此分开一段时间。他俩决定痛苦而互致歉意。他俩相爱一如既往!……他写信给她说：

“你说：‘我爱你，可你并不需要我的爱。’不，那是我所需要的惟一……你的爱比世界上所有一切都更令我快乐。”

但是，一旦二人再次聚首，又开始格格不入了。伯爵夫人无法接受托尔斯泰的那种宗教执著，这执著促使他向一个犹太教教士学习希伯来语。

“他对其它失去了兴趣。他在努力去干一些没有意义的蠢事。我不能装作高兴。”（1882年3月）

她于是写信说：

“你的精力耗费在去劈柴，烧水，缝靴，我为你伤心落泪。”

她又象一个温情的母亲，对自己有点疯癫的孩子，嘲弄她说道：

“‘孩子爱怎么玩没有不对，只要不哭就行了。’一想到这句俄罗斯谚语我就平静下来了。”（1884年10月23日）

但这封信怎能寄出，因为她想像得出读到这一段话时，他那孩子般的眼睛会被这嘲讽的口吻弄得很忧伤；于是，她又把信拆开，怀着亲情写道：

“猛然间，你清晰地显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心中对你的别样的柔情!你身上有着某种那么乖巧，那么善良，那么天真，那么执着的东西，这一切被一种同情且透澈的目光照耀着……独一无二的你。”

就这样，本是相爱的人儿，不断地被给对方造成的折磨，苦恼着。这是一种消沉的境况，拖了将近三十年，只有当垂死的老李尔王在迷惑之时逃往大草原时才告平息。

大家忽略了《我们该怎么做?》末尾的那段对妇女们的热烈呼喊。——托尔斯泰反对当代的女权主义。但是，对于他称之为“贤妻良母”通达人生的女人，他却虔诚的崇敬；他对她们的喜怒哀乐，对她们的养育之恩，对她们那没有歇息的岁月，对她们那不图回报的琐碎费心的劳动，对她们干完活轻松的满心欢喜，加力赞颂。

他勾勒出一位勇敢的妻子，一位贤助女人的肖像。她知道，“默默奉献着不求回报才是女人的天职”。

“这样的女人从不怂恿其丈夫去干虚假欺瞒、那类占有别人劳动的事情，而且还深恶痛绝地对待这种可能影响自己孩子的活动。她将要求自己的伴侣去干真正的工作，去干不怕付出、不怕危险的工作……她知道孩子们——下一代——是生来对人类创造圣洁的典范，而她活着心甘情愿为这一神圣事业服务。她将在自己的孩子们和丈夫心中开发这种牺牲精神……统治着男人们并充当引导者的就是这种女人……啊，贤妻良母!人类的命运将掌握在你们的手中!”

这呼唤完美贞德的声音……它会没人听见吗?……

几年之后，这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你们也许不会相信的；现在我有多么地孤独，真实的我被我周围的人轻蔑到何种程度。”（《致友人书》1895年）

如果连最爱他的人都这么不了解他的思想变化的伟大，那我们怎能企盼其他人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有更大的尊敬了。

托尔斯泰对出于那种谦卑的基督教精神而非对他感情有所认同而坚持与之重归于好的，他就常常嘲讽地说：“我非常替托尔斯泰抱屈，不过，正如法国人所说，灭跳蚤的方法因心不同。”

几年后，将死的屠格涅夫给托尔斯泰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他在信中恳求他的“朋友，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学上来”。

欧洲的所有艺术家都与将死的屠格涅夫有着同样的心情。欧仁·迈希奥尔·德·沃居埃在1886年撰写的《托尔斯泰研究》一书的未尾，捧着托尔斯泰身着农民服装手拿缝靴锥子的一幅肖像，向他雄辩地疾呼：

“杰作的巨匠，我不认为那是您的工具!……我们的工具是笔；应投向人类灵魂的沃土，它也应呵护和灌溉的。请允许我向您提及莫斯科的第一个印刷工，当人们让他像一个俄罗斯农民一样地去犁地时，他大声呼喊道：‘我不是干播撒麦种的，我是在全世界播撒智慧种子的。’”

好像托尔斯泰就要放弃其思想种子播撒者的角色似的!

……在《我们信仰的寄托》的末尾，他写道：

“我认为我的生命、理智之光，是专门为普照众人才具有的。我认为我对真理的认识能力是为此目的而赋予我，这才智是火，且只有在燃烧时才是火。而我生命的惟一意义就是活在我内心的这种光明之中，就在于把这光明高高举起，使人们都能看到。”

但这光明，这“只有燃烧时才是火的火，令大多数艺术家惴惴不安。他们自作聪明地预见艺术会被第一个烧毁。他们以为整个艺术都受到了毁灭，而托尔斯泰则应像普洛斯帕罗一样，永远折断他那根创造幻想的魔棒。

这真是荒谬至极；我想表明，托尔斯泰非但没有破坏艺术，反而在艺术中激起了阵阵涟漪，而他的宗教信仰非但没有扑灭他的艺术光华，反而使他的这种才华得以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