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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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开始，他怀着满腔热情享受着家庭生活。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他的艺术的个人影响是很重要的。她很有文学才华，正像她说得那样，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因为她非常关注丈夫的事业。她跟他一道工作，她记录下他的口述，整理他的草稿。她竭尽全力保护他不让宗教搅扰，这可怕的幽灵已经在威胁着艺术。她还竭力地把他的门向社会乌托邦关闭。她在激发他身上的潜智。不仅如此，她还用她那女性的特有的东西赋予天才新的养分。除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中的一些女性的身影而外，托尔斯泰初期作品中很少会看到女人的影子，或者有也是陪衬。在索菲娅·别尔斯的爱情的影响下写成的《夫妇间的幸福》中，女人出现了。在随后的那些著作中，少女和女人的典型频频出现，其精彩程度甚至于超过男人。我们愿意相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仅扮演她丈夫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的角色，而且由于她的描述和她独道的视角，她可能还是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合作者。我觉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某些篇章是由一个女人完成的。

他们美满的婚姻使托尔斯泰在十年或十五年中生活在有些意外的平和和安宁中。于是，在爱情的滋润下，他得以随心所欲的畅想并完成思想著作，那是高过19世纪全部小说之上的宏篇巨制：《战争与和平》（1864年至1869年）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年至1877年）。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史诗，可媲美《伊利亚特》。众多的人物和**出现在作品中。在浩瀚的人类文明，独树一帜，在不知不觉中鼓动着和阻遏着暴风雨。在凝视默想着这部著作时，我会自然联想到了荷马和歌德，尽管处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然后，我看出，在托尔斯泰创作的那个时代，他的思想确实受到了荷马和歌德的影响。而且，在他总结的不同的文学题材的1865年的笔记中，他把《奥德赛》、《伊利亚特》，《1805年……》（即《战争与和平》的第一二部分）归于同一类。他思想经历从关心个人到军队和人民的转变，倾向描述千百万生灵的意志在其中交织的广大群众的小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期间的凄惨经历终于使他明白了俄罗斯的民族灵魂所在和古老生命的价值。宏篇巨制的《战争与和平》在他的计划中本来只是一组史诗般的壁画系列——自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的俄罗斯史诗——中的重点。

为了更好地感受这部作品的威力，一定要感受到它内在的一致性。大多数法国读者总是看文章表面，只看见其中繁乱的细节，被弄得眼花缭乱；他们在人生的森林中迷路了。一定要登高远望，让视野去环抱那自由的天际和那一片树林和田野；那我们就会看见这一部著作的荷马式的精神、不变法则的平静、生命之气的拍节、所有细节与之相连的整体情感，和好似《创世纪》中的玄海而立的上帝似的掌握着其作品的艺术家的才华。

开始时，风平浪静。战争前夕的俄罗斯，和平。头一百页以一种沉静的精确性和高超的嘲讽，反映出灵魂之虚幻。就是在将近第一百页处，那些失去精神灵魂的一个肉体——他们中最坏的一个——才发出一声叫喊：

“我们犯罪，我们欺骗，那都是为什么呀?我已五十多岁，我的朋友……死亡才是最后的归宿……死，多么可怕呀!”

在这些被贫弱，欺骗充斥的并会堕落和犯罪的灵魂中，有某些较为完善的天性的人展现出来：在真诚的人中，有皮埃尔·别祖霍夫那样的朴实无华的人，有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那样十分独立、对俄罗斯抱有深情的人，有小罗斯托夫们那样青春年少的人；另外，还有像玛丽娅公主那样心地善良和宽容的人；有像安德烈亲王那样心肠坏，为人傲慢，并被这残缺的生活折磨着的一些人。

于是，波涛涌动了。战争开始了。俄罗斯军队入侵奥地利。命中注定着的。在这发泄着一切兽性的场合——战争——中，命运比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更加地控制着一切。真正的将领并不是那些喜欢指手划脚的人，而是像库图佐夫或巴格拉季昂那样的人，他们“让人相信他们的意志实际上只是与环境衬托的效果，由部下的意志与战绩密不可分以及偶然现象等协调一致的”。听从命运的招唤就可以了!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准备行动。混乱的精神重新找到了平衡。安德烈亲王缓过气来了，开始活动了……而在远方，靠近死亡和神圣风暴的地方，那两颗最优秀的灵魂——皮埃尔和玛丽娅公主——却受到他们上流社会传染的危害，受到爱情谎言的危害，在奥斯特利茨受了伤的安德烈在这突然停止了的行动的陶醉中，猛然间有了万籁俱寂的启示。他仰面躺着，“只见远在头顶之上的地方，是一片广阔无限的天空，几片浅灰色的薄云欲飘身重”。

“多么平静，安和!”他心里在想，“这和我那勇往直前是多么不同呀!这高远的天空我怎么现在才发现?我终于看到它了，我好幸福啊!是的，一切都是虚无的，一切都是无希望的，除它以外……什么也没有……感谢上帝!”

然而，他的生活平静了，波涛停止了。失去活力的灵魂又在沮丧绝望，在城市的混浊气氛中，在黑夜中，徘徊不定。有时候，在被世俗恶化了的气氛中，混入着大自然那醉人的、令人激动的气息，混入着春天、爱情、没有方向的力量，使得迷人的娜塔莎向安德烈亲王暗送秋波，但过不了多久，又把她投入另外一个勾引她的男人怀中。尘世侮辱了多少诗词，多少温柔，多少纯洁的心啊!而“凌驾于混噩的无垠天空”却始终是这样。但是人们对它却目空一切。甚至连安德烈也忘了奥斯特利茨的光芒。对于他来说，天只不过是“一个昏暗无光的穹庐”，它笼罩着虚空世界。

对于这些贫瘠的心灵，是到了用战争的风雨来冲刷的时候了。祖国遭受侵略。鲍罗金诺村陷落。这严肃重大的日子。摒弃前嫌。道洛霍夫紧拥了他的仇敌皮埃尔。受伤的安德烈在为他曾最厌恶的人、救护车中的邻居阿纳托里·库拉金的不幸而伤心哭泣。一切心灵通过忠诚的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对神明的旨意的屈从而站在一起。

“严肃地、认真地接受战争所带来的可怕的在所难免……最艰难的考验就是让人的自由屈从于神明的旨意。心灵的圣洁在于对神明的屈服。”

俄罗斯的民族意识和其对命运的屈从在库图佐夫大将军身上就可以看见了。

“这位老人，作为**来说，经验丰富——**的果实——在他的身上，把从事实中总论的能力被一种对事件的冷静观察所代替，他不创作，工作；可是他在听，在回想，他善于在恰当时机利用这一切，吸收一切有用的东西。他在他的战士们的脸上偷窥到了那种难以捕捉的、被称之为信念、一战必胜的意志。他承认某种比他的意志更加坚韧的东西：在他眼前显示着事物的必要发展；他看到这些事物，追逐它们，并善于消除个人的意见。”

总之，他有那种俄罗斯情怀。俄罗斯民族那不外露的悲壮的命运，在这位令人怜悯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身上表现了出来了，他质朴，虔诚，隐忍，面对苦难也露出他那善良的微笑。经过艰辛历程，祖国的灭亡和垂死的挣扎，书中的两位主人公，皮埃尔和安德烈，由于他们看到了光明的爱情和信念，最后获得了精神的解脱和不可言语的欢乐。

托尔斯泰到此并未收尾。1820年是跨越的时代，从拿破仑时代到十二月党人那个时代的一个继续。它给人生命延续和产生的希望。托尔斯泰没有在崩溃顶峰之中开始和结束，反而如他最初时一样，在迭宕起伏的时候结束的。他们已经看见了未来的英雄们，以及他们与在从死亡中活下的人之间将会发生的冲突。

我已经把小说的脉络勾画出来了，因为为数不多的人愿意筋废力尽地去寻找它们。但是，那成百上千的英雄，各有特色，描绘得活灵活现，他们是一些士兵、农民、贵族、俄罗斯人、奥地利人和法国人，他们的不一般的生命又如何去看呢!这里面都是真实的。对于这一系列欧洲文学中没有重复的人物，托尔斯泰事先作过上百次的模拟，他说“那是由无数构思组织起来的”，他在各图书馆里查询，参考家庭档案、自己从前的笔记以及他个人的追忆。这种细致的准备工作为创作打下良好基础，但并未影响其自由发挥。托尔斯泰以一种与读者心灵相通的热情和欢乐，**洋溢地进行写作。《战争与和平》之所以精彩绝伦，是其年轻的心灵所铸造。托尔斯泰的所有著作中只有这一部分最富有童心了；而每一颗童心都是一首清纯如泉、婉转如歌的特殊旋律的歌曲，诸如年轻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索妮娅、可怜的小彼加。

最清纯动人的是娜塔莎。一位可爱的姑娘，爱幻想，爱笑，充满爱心，我们看着她在身边成长，怀着像是对自己姐妹似的无暇的感悟看着她生活——谁会说心中不曾有过这样的她?……春天那美好的夜晚，娜塔莎披着月光，临窗幻想，热情地说着，楼上窗前的安德烈亲王在洗耳恭听着……第一次舞会的激动，爱情的期盼，胡思乱想的开始，黑夜里坐着雪橇在映着神秘光芒的积雪森林中驰骋。意乱情迷吸引着您的大自然。歌剧之夜，艺术的美妙世界，理智在其中陶醉了；心的颤动，因爱情而慵倦的躯体在疯狂；洗涤灵魂的痛苦，守护着与死亡相接的爱人的神圣的怜悯……我们在追溯这些可怜的回忆时，不可能不产生那种谈论一位心爱的女友时的兴奋。啊!这样的一种创作与差不多所有的现代小说和戏剧相对比，便可以看出后者中女角色的弱点有多大了!生命被束缚，它是那么地灵活，自然，似乎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它在跳动，在转变。——面丑心善的玛丽娅公主是一幅没有缺点的画卷；在胆怯地怕被人看透心中秘密时，这个羞涩而笨拙的姑娘的脸红了，如同那些与她同龄女子遇此情况也会羞涩一样。

一般来说，就像我所指出的那样，女人的性格超过男人的性格，尤其是高于托尔斯泰赋予的那两位英雄的性格：皮埃尔·别祖霍夫软弱的性格和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炽热而干烈的性格。他们那是没有主干的灵魂；这些灵魂永远在犹豫，不向前行：它们走来走去，永远畏缩不前。有人肯定会说只有他是这样的，它们才正是俄罗斯人的心灵。可我却发现，一些俄罗斯人也有相同的批评意见。正是在这一点上，屠格涅夫批评托尔斯泰的心理没有变化。“没有真正的发展。永远的犹豫，情感的颤动。”托尔斯泰自己也认为他有时为了历史的长册而多少牺牲了个人的性格。

是的，《战争与和平》的光荣在于整个历史时代的重生，在于民族的那些更替与民族战斗的复活。各族人民才是它真正的英雄；而在他们身后，如同在荷马的英雄们的身后一样，神明在引导着他们：那是虚无的力量，“是引导群众的浩瀚的渺小”，是“浩瀚”的气息。一种孕育着命运使盲目的各民族相互撞击的那些大的战斗，有着一种奇妙的伟大。透过《伊利亚特》，我们看到印度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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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尼娜》就像《战争与和平》一样，也是这一成熟时期的颠峰。这是一部更加精彩的作品，是由一个对其艺术更加有信心的思想指挥的作品，这个思想经验丰富，对于它来说，心灵世界了如指掌。但其中缺少青春的芳香，朝气蓬勃——那是《战争与和平》的巨翼。托尔斯泰已经不再有同样的创作**了。暂时的新婚宁静已经消失。在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为他创造的爱情和艺术的欢乐气象中，精神烦恼又开始慢慢来到了。

婚后一年写出的《战争与和平》的开始，安德烈亲王向皮埃尔倾述有关婚姻的心里话，就已经表示出把所爱的女人陌生对待，视为无辜的敌人，视为其精神发展有障碍的那个男人的破灭。1865年的一些信预示着宗教折磨的潮流。这些还只是不长的威胁，生活的幸福把它驱散。但是，1869年，在托尔斯泰结束《战争与和平》的那几个月里，一个更为可怕的事情出现了：

去参观一处庄园，他离开家人好几天。一天夜里，他已躺下睡了；钟刚敲过凌晨两点：

“我很累，睡得很香，感觉很好。一刹那，我一阵焦虑，从来没有感到过的那么大的恐惧攫住了我。我将详细讲给你听：真的吓死人了。我跳下床，叫人套车。在套车期间，我又睡着了，当我被叫醒时，我已完全安静下来。昨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但程度没那么严重……”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用爱情辛苦建造的幻想城堡破裂了。在《战争与和平》的完成给艺术家思想上所遗留的空隙中，哲学和教育学把艺术家的关注全部占据：他想写一本老百姓读的《启蒙读物》；他辛苦地写了四年；他对它比对《战争与和平》更加感到自豪，于是，他写了一本（1872年）之后，又写了第二本（1875年）。后来，他又学习起希腊文来，从早到晚地学，把其它的工作全丢下，他发现了“奇怪的色诺芬”，发现了荷马，有血有肉的荷马，而非翻译家们的荷马，不再是“所有那些茹科夫斯基和那些福斯在用庸俗、呻吟、带喉音、缠绵的声音唱出的歌声，而是另外一个怪物在大声地，毫无忌讳地唱着”。

“不懂希腊文，就没有学问!……我一直相信在人类语言中，所有美好的，属于纯粹的美的，此前我还从未见过。”

这是一种疯狂：他自己不否认这一点。他又建立起学校来，那么地积极，以致病倒。1871年，他必须到萨马拉的巴奇基尔斯家里去治疗。除了希腊之外，他什么都不喜欢。1872年的一场官司之后，他认真严肃地谈起要卖掉他在俄国的所有财产，到英国去定居。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觉得遗憾：

“如果你一天到晚专注于希腊文里，你的病会更重。闹得你如此焦虑不安的是你的希腊文，让你对目前的生活这么冷酷的。难怪大家都说希腊文是致命的语言：它让人处于一种精神死亡的状态。”

在抛开了许多写好计划之后，在1873年3月19日，他终于令伯爵夫人喜出望外，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尼娜》了。当他创作这部小说时，家中丧事把他的生活弄得非分伤心；他的妻子病倒了。“家中没有了欢声笑语……”

该著作中有一点这悲惨经历与那破灭的热情的迹象。除了列文订婚的那几章美丽的章节而外，书中的爱情已不再有《战争与和平》中的某些章节的那种青春快乐的诗意了，那是与不同时代的美妙抒情诗不相上下的。而且，这本书中的爱情有着一种尖刻的、肉欲的、专横的特点。控制着这部小说的宿命论不再是如《战争与和平》中的某种杀戮和平静的神明克里希纳，不再是命运的控制者，而是爱的疯狂，是“整个维纳斯……”在舞会那美丽的情景中，当安娜和沃伦斯基不知不觉中互相倾心时，是这个维纳斯在这无邪的、美丽的、富有思想的、穿着黑丝绒服的安娜身上，加上“一种魔鬼似的**”。当沃伦斯基刚刚告白时，是她使安娜脸上闪闪发光的——“但并不是快乐的光芒：而是漆黑之夜的一场火灾般的火光”。是她使这个理性而正直的女人，这个情爱至上的年轻母亲的血液中，流动着一种肉欲的力量，而她还停留于这个女人的心间，直到把这颗心毁灭才离去。但凡接近安娜者没有谁感觉不到那潜藏的可恶和恐怖的引力。基蒂首先惊恐地发现了它。当沃伦斯基去看安娜时，有一种奇怪的恐惧感掺杂于他的快乐中。列文在她面前意志消失。安娜自己也很明白，她已不能自主。随着故事的发展，那纠缠不清的**在慢慢地吞噬着这个高傲的人的整个道德城堡。她身上所有完美的东西——她那颗坚强的心——瓦解了，堕落了：她没有勇气牺牲掉她的世俗虚荣；她的生命除了取悦她的情人外，已没有其它事做；她害怕自己生儿育女；嫉妒心在奴役着她；折磨着她的那性欲力量迫使她在动作中、声音上、眼睛里娇柔造作；她堕落成为那种见到任何一个男人都似乎要勾引的女人了；她使用吗啡来麻痹自己，直到那些痛苦的折磨以及道德堕落的痛苦把她终于推向火车轮下为止。“而那个邋遢的小乡下人”，——那个回旋在她和沃伦斯基梦境中的影子，——“站在车厢踏板上探身看着铁轨”；而根据那带有预言性的梦所示，“他在一只口袋上勾着身子，把零里碎片往口袋里塞，那是她带着痛苦、背叛和忧郁的生命……”

“我留下了报复的权利。”上帝说……

在这受爱情折磨、被上帝的指令压迫的一颗灵魂的悲剧——是作者从头至尾没有停歇、深刻痛彻的一幅画——周围，托尔斯泰如同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样，还加入了另外几个生命的故事。遗憾的是，这些相似的故事更替得有点勉强，不流畅，没有达到《战争与和平》的那种交响曲般的和谐统一。我们还可以看到部分场面的完全的写实——彼得堡的贵族圈子及其天南地北的交谈，——有时浪费时间。总之，托尔斯泰比在《战争与和平》中更加直接地把他的精神人格和哲学思想列于人生画卷之中。然而，作品并未因此而减少其壮观富丽。同《战争与和平》一样，人物纷繁，同时各具特色。我觉得对男子的描写更胜一筹。托尔斯泰用心描写的斯捷潘·阿尔卡杰维奇那个有趣的自私者，谁见了都会回报他那友善的微笑的，还有卡列宁，高官的完美形象，优雅且平庸的政治家，总是以一种嘲讽来遮盖自己的情感：尊严与懦弱，伪善与宗教精神的混合物；虚伪世界的奇怪产物，这个虚伪世界，尽管他聪明且慷慨，他也永远无法脱离，——而且，他颇有道理地向自己的心灵挑战，因为当他自己作主时，最终却落入一种神秘的虚幻世界。

小说的主要情趣之所在，除了安娜的悲剧和1860年前后的俄国社会的各种场景——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剧院，赛马——而外，就是它带有自传的特色。康斯坦丁·列文比托尔斯泰其他任何一个人物都有他的影子。列文不仅被托尔斯泰赋予了他那既保守又民主的思想、他那乡村贵族看不起知识分子的保守，同时还给予列文他的生命。列文与基蒂的爱情和他俩最初几年的婚姻生活，就是他自己家庭生活的回忆的真实写照，——就连列文兄弟的死也是托尔斯泰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一个痛苦的回忆。最后那整个一部分，对该书来说是一种严重败笔，但却让我们感受到他当时的那种种郁闷的心情。如果说《战争与和平》的结束语是转入下一部计划的作品的一种艺术性桥梁的话，那么《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则是两年后在《忏悔录》中表述的具有革命精神一种自传性的过渡。在这本书的讲叙过程中，已经不断地以一种讽刺或激烈的形式来指责当时社会，而在后来的著作中，他仍继续地抨击它。他抨击谎言，抨击一切不真实的东西（无论是道德谎言还是卑鄙谎言），抨击自由的声音，抨击世俗的慈善，抨击聚会式宗教，抨击博爱!他向社会抗议，因为这个社会歪曲所有真实情感，并毁灭心灵的慷慨**!死亡骤然向社会的陋习投下一束光辉。在接近死亡的安娜面前，一贯傲慢的卡列宁伤心落泪了。在这颗没有生命、一切都是虚假的心灵里，透进了一束爱之光和基督的宽容。他们仨人——丈夫、妻子、情人——在一瞬间改变了。一切都变得纯朴而正直。但是，随着安娜的慷复，他们仨人——又都感到，“在一种从内心中引导他们的几乎圣洁的道德力量面前，还有另一种野蛮、强大的力量在悄无声息地支配着他们，并将不让他们得以安宁”。而他们早就预料到，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是没有办法的，“他们将在这斗争中被迫做坏事，那是社会认为必须的”。

如果说列文像他所代表的托尔斯泰那样在该书结尾也得以升华的话，那是因为死亡也来到他身边了。在这之前，“他没有信仰，他也同样不能信任”。自从他看到他的兄弟死去之后，他便对自己的愚昧无知深感惧怕。他的焦虑曾经在一段时间里被他的婚姻压住了。但是，自从他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之后，焦虑又出现了。他来回来去地在祈祷和否认。他白费地阅读哲学家们的著作。在疯狂中时，他竟然担心自己会自杀。体力劳动使他感到轻松些：劳动中，没有怀疑，一切都是清晰明了的。列文同农民们聊天；其中有个农民跟他谈到那些“不为自己而为上帝活着的人”。这是个启示。他看到了理性和感性的对立。理智教人为了活在世上而进行残酷的斗争；热爱别人是没有理由的：

“理智没有教给我任何东西；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心灵给予我，启示我的。”（《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卷）

自此，恢复了从前的平静。卑微的乡下人——其心灵是他的惟一向导——这个词儿把他带回到上帝面前……什么上帝?他并不想知道。此刻的列文，犹如未来长时期的托尔斯泰一样，在教会面前十分尊敬，对于教义没有异意。

“即使在苍穹的幻影中，在星球的表面运转中，都有一种真理。”（《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