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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第1页）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认识他的时候，她跟丈夫的婚姻正面临着解体，她很苦闷，于是便整天把自己放逐在网上，放逐在游戏厅里。

2005年9月的一天，在联众的一个游戏室里，他们一起玩牌，后来就成了好友。不久后，他知道了她的故事，她也知道了他是一个绝症患者，他患了肾衰竭。

在日后的交往中，他们互相开导，生活日渐明亮起来，她的心情也开朗起来。原来，世界上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心态问题。

自从知道他患了绝症之后，她很为他惋惜，也很替他不值。随着了解的加深，她心里更是有了一点点隐隐的痛，也产生了要见他一面的念头。

2005年10月，她来到东北见到了他。

见了面，他们就像好朋友一样，无话不谈，甚至，她还可以发一下小姐脾气，作弄作弄他。他比她小，可很纵容她。可能是他觉得自己命不长了，他比她想像中的开朗得多。

她买了一个听说可以辟邪的玉器和一个水晶挂坠送给他，虽然不值钱，可那是她的一点心意，她希望他能度过这一关。他开始不要，后来禁不住她的劝说，就收下了。

直到前两天，朋友告诉她，说他走的时候，手里还握着那两个挂坠和一串手珠，听到这她的眼泪就禁不住掉了下来。她知道他是心愿未了，他不舍得离开，因为他还没有见到她的女儿。

在与他交往的时候，她总是把女儿挂在嘴边，于是，他对她的女儿慢慢就熟悉了。偶尔的电话里，她女儿还跟他说过几句话，他总是笑她说她女儿的普通话比她的好多了。

有一段时间，他说他感觉他很快就要走了，他说要送她一罐他亲自叠的幸运星，希望那些幸运星能保佑她和她的女儿，可她一直都没有把她的地址给他，她还说，希望他到时候能亲自把幸运星交给她们。她担心他把幸运星寄给她们后就这样去了，不如就让他牵挂着，这样他就会有信念活下去。

后来他说想见见她的女儿，她还是不让。谁知道他就这样走了，走的时候也不给她一个音信。

其实，从东北回来后，她跟他的联系就比较少了。说实在的，她很自私，她怕伤感，她怕生离死别，怕知道他突然不在了的消息。与其这样，不如淡淡的好，这样，即使他走了，她可能就不会那么难受。

可是，她错了。当听到他去了的消息后，她还是禁不住泪如雨下。本来不想让自己的情绪感染家里人，可她还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最后当着女儿和丈夫的面哭了起来，把他们都吓坏了。

他走了，她就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记得今年清明的时候从电话里得知她外公去了的消息，她也是这样的痛哭。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他的电话关机，网上也没有他的踪迹的时候，她以为他不在了，也痛哭了一回。现在，他是真真切切地走了，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听朋友说，他走的时候很安详，他好像知道自己会走了似的。他走之前，把自己有价值的器官都捐献给医院了，然后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洒在松花江里。朋友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他一张相片都没有留下。

他走的时候，刚好是他生日那天，而作为他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她却把他的生日给忘了，她不能原谅自己的疏忽，她不能原谅自己的大意，为什么在他走了的时候，都不送一个祝福给他。不管她是怎样的为自己的不应该而懊悔，都没有用了，虽然她知道他不会怪她。

是的，他不会怪她，他只会默默地牵挂她，关心她。他怕影响她的生活，他希望她幸福，他不想她不开心。在他们认识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都是互相鼓励，他们是网友，他们也是亲人……尘封的友谊

1945年冬，波恩市的街头，两个月前这里还到处悬挂着纳粹党旗，人们见面都习惯地举起右手高呼着元首的名字。而现在，枪声已不远了，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片深深的恐惧之中。

奎诺，作为一名小小的士官，根本没有对战争的知情权。他很不满部队安排他参加突袭波恩，然而，更糟糕的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是巴黎调来的法国军官希尔顿，他对美国人的敌视与对士兵的暴戾几乎人尽皆知。接下来两个星期的集训，简直是一声噩梦，惟一值得庆幸的是，奎诺在这里认识了托尼——一个健硕的黑人士兵，由于惺惺相惜，这对难兄难弟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

希特勒的焦土政策使波恩俨然成为一座无险可守的空城，占领波恩，也将比较容易。而突袭队的任务除了打开波恩的大门外，还必须攻下一个位于市郊的陆军军官学校。而希尔顿的要求更加残忍，他要求每个突袭队员都必须缴获一个铁十字勋章——每个德国军官胸前佩带的标志。否则将被处以鞭刑，也就是说突袭队员们要为了那该死的铁十字而浴血奋战。

突袭开始了，法西斯的机枪在不远处叫嚣着——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在盟军战机的掩护下，突袭队顺利地攻入了波恩。然而他们没有喘息的机会，全是因为那枚铁十字。在陆军学院，战斗方式已经转变成了巷战，两小时的激烈交火，德军的军官们渐渐体力不支，无法继续抵挡突袭队的猛烈进攻，他们举起了代表投降的白旗。突袭队攻占了学院之后迅速地搜出每个军官身上的铁十字。手里攥着铁十字的奎诺来到学院的花园，抓了一把泥土装进了一个铁盒，那是他的一种特殊爱好，收集土壤。他的行囊中有挪威的、捷克的、巴黎的，还有带血的诺曼底沙子。他正沉浸在悠悠的回忆中，托尼的呼唤使他回到了现实，托尼神秘地笑了笑：“伙计，我找到了一个好地方。”

他们的休息时间少得可怜，奎诺跟着托尼来到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从豪华的装饰来看，这个办公室的主人至少是一位少校。满身泥土和硝黄气息的奎诺惊奇地发现了淋浴设备，他边嘲笑着托尼，边放下枪支和存放着铁十字的行囊，走进浴室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当他出来时，托尼告诉他说希尔顿要来了，他要了解伤亡人数，当然，还要检查每个士兵手中的铁十字。他马上穿好衣服背上枪支、行囊，与托尼下楼去了。

大厅里，每个人都在谈论手里的铁十字，奎诺也自然伸手去掏铁十字，然而囊中除了土壤外竞无别物。奎诺陷入了希尔顿制造的恐怖之中，他没想到会有人为了免受皮肉之苦而背叛战友。奎诺首先怀疑到托尼，并向其他战友讲了此事，当下大家断定是托尼所为。

所有士兵此时看托尼的眼光已不是战友的亲昵，而只是对盗窃者的鄙夷与敌视。他们高叫着、推搡着托尼，而此时托尼的眼中并不是愤怒，而是恐惧、慌张，甚至是祈求，他颤颤地走到奎诺的面前，满眼含着泪花地问道：“伙计，你也认为是我偷的吗?”此时的奎诺狐疑代替了理智，严肃地点了一下头，托尼掏出兜里的铁十字递给了奎诺。

当那只黑色的手触到白色的手时，托尼眼中的泪水终于决堤，他高声地朝天花板叫到：“上帝啊，你的慈悲为什么照不到我?”

“因为你他妈是个黑人!”从那蹩脚的发音中，人人都听得出来是希尔顿来了。他腆着大肚子，浑身酒气，随之，一个沉沉的巴掌甩在托尼的脸上。而后检查铁十字，不难想到，只有托尼没有他要的那东西。

再之后，盟军营地的操场上，托尼整整挨了30鞭。

两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浑身如鳞的鞭伤基本痊愈，但在这两个星期里，无人问津他的伤情，没有人关心他，奎诺也不例外。

又是一个星期六，奎诺负责看守军火库，他在黄昏的灯光下昏昏欲睡，忽然，一声巨响，接着他被砸晕了。

等他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病榻上。战友告诉他，那天是托尼的巡查哨，纳粹残余分子企图炸毁联军的军火库，托尼知道库中的人是奎诺，他用身体抱住了炸药，减小了爆炸力，使军火毫发无伤，托尼自己却被炸得四分五裂。然而，他是可以逃开的。

50年过去了，奎诺生活在幸福的晚年之中，对于托尼的死，他觉得那是对愧疚的一种弥补。直到有一天，他平静的生活破碎了，因为他的曾孙，在一个盖子上写有波恩的铁盒中，发现了一枚写着“纳粹”的铁十字。

年近九旬的奎诺像孩子一样地哭了起来，那眼泪，是因为悲哀而痛苦，不是为自己年轻时的愚鲁，而是为托尼年轻的生命：是因富有而喜悦，不是因为那锈迹斑斑的铁十字，而是为了那段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