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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光荣败北续篇（第3页）

沃尔夫少校忽然被一种固执情绪所控制，一直深埋于心底的残忍兽性开始发作起来。他宣称：审讯之后，他要亲自将这个潜逃犯——间谍处以绞刑。他能这样做，因为他有后台，他们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在这里如同在前线，在战场附近发现和抓到间谍，经过审讯后就可以马上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处以绞刑。可能上尉先生也知道，在战场上，上尉和上尉以上的指挥官都有权绞死任何嫌疑犯。

关于哪一级军官有权处理嫌疑犯的问题，毫无疑问沃尔夫少校也没有弄明白。

在东加里西亚，离战场越近，掌握这种生杀大权的军官级别越低，甚至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巡逻队的班长也可以下令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处以绞刑，只因为他在无人居住的、洗劫一空的村子里的小破屋里煮土豆皮吃而遭到怀疑。

上尉和少校之间的争论逐渐白热化了。

“您没有这个权力!”上尉恼恕地说，“要判他绞刑，得由军事法庭的判决说了算!”

“没有法庭判决照样能吊死他!”沃尔夫少校的嗓子都叫哑了。

被押着走在前面的帅克自始而终听完了他们这场有意思的对话，帅克对押送他的人说：“我的事只能听天由命了!想当年我在利布尼一家酒店和人争论，何时把那个经常在舞会上耍流氓的帽贩子瓦夏克撵出去才好?是等他一进门就马上把他轰出去呢，还是等他付完酒钱喝完酒以后再轰呢?或者在他跳完第一场舞以后轰他呢?酒店老板最后决定说，在整个舞会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当那小子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必须结账走了，我们再把他撵出去。您猜，那个混蛋怎么样了?他压根就没来。您说这该如何是好呢?”

两个来自迪洛尔的士兵异口同声地用德语回答说：“我们不懂捷克语。”

“你们懂德语吗?”帅克又用德语问了一句。

“懂!”那两个士兵又一改回答道。帅克说：“好极了，跟自己人在一块，我的处境会好些的。”

他们一路上的谈话非常愉快不知不觉来到了禁闭室。在这里，沃尔夫少校和上尉之间关于帅克命运的问题的争论仍然继续着。这时，帅克谦恭地坐在后面的长椅上。

最后，沃尔夫少校终于被上尉说服了，认为此人必须经过较长的审讯程序，也就是所谓的“法律途径”才能处以绞刑。

要是他们征求帅克本人对此判决的看法，或许他会说：“我很遗憾，少校先生!您的军衔比上尉先生高，然而上尉先生是对的。任何轻率鲁莽都会酿成大祸。想当年，在布拉格一个区法院里，有一位法官疯了。很长都没有人看出他疯了，直到他有一次在处理一件伤害人格尊严案时大家才发现。有一个叫兹纳麦纳切克的人，因为他儿子在上宗教课时，被副牧师霍尔基克扇了一个耳光，就怀恨在心。这一次他在街上遇见那位副牧师，便破口大骂：‘你这阉牛，你这黑妖怪，你这信教的白痴，你这黑猪猡，你这头教区的公山羊，你这耶稣学说的强奸犯，你这披着教袍的伪君子和刽子手!’这位有疯病的法官是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他的三个姐姐都在教区里当厨娘，他们的孩子也都在教会学校学习。当他听到有人居然敢如此谩骂亵渎牧师时就恕气冲冲，气得发疯。他朝着被告大声吼了起来：‘我以皇上和国王陛下的名义判你死刑，不得上诉!霍拉切克先生!’他命令看守：‘带这位先生下去，把他吊死在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地方，那个拍打地毯的地方，随后你们就回来喝啤酒!’不用说，兹纳麦纳切克先生和那位看守见此情景，都吓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而那位法官还向他们一个劲跺脚，大声嚷道：‘你到底执行不执行我的判决?’那位看守被吓得立刻拉着兹纳麦纳切克先生就往外跑。当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出来插手这件事，也没人去向救护站求援。我不知道兹纳麦纳切克先生后来的情况如何，只知道他们将法官先生装上车时，他还在一个劲地喊：‘假如我找不到绳子，就用床单吊死他，一切费用从我们半年的拨款中支出……’”

帅克被押送到驻防司令部，因为他已在沃尔夫少校草拟的供词上签了字，说他作为奥地利军队的士兵，有意识地、在有外力强迫作用的情况下换上了俄国军服，在俄国人撤离之际，在前线被我战地宪兵捕获。

这些都是事实。帅克为人老实，无法反对这些指控。在他们编写供词时，他还想补充几句能准确表述他当时情况的文字，沃尔夫少校立刻暴跳如雷，喝道：“闭嘴，我没有问你这个!事情明摆着的。”

帅克只得向他行了一个军礼，报告说：“报告，我闭嘴，事情明摆着的。”

随后，帅克被押送到驻防司令部，关在一个黑暗的牢房里。这个牢房曾经是储存大米的仓库，同时也是耗子的宿舍。现在地上还到处撒着大米，耗子在帅克的周围到处乱窜，吃着粮食，非常快活。帅克只好去为自己找了一个草垫子，但当他能在昏暗中看清四周的东西时，看到耗子已把全家老小都搬到了他的草垫子中了。显然，它们是打算在腐朽的奥地利草垫子的光荣废墟上构建自己的新窝了。帅克开始用劲地敲着紧闭的大门，一位波兰人班长走过来了。帅克恳求他帮助挪个地方，否则他躺下睡觉时，会误把自己草垫子里面的耗子压死的，那就会给国家带来损失，因为军粮库里的所有东西，都属于国家财产呀!

波兰人理解了一部分他的话。在关门之前，他用拳头恐吓帅克，并说了一些“臭死蛋”之类的话。他走远了还在气哼哼地咕哝着什么霍乱病的事，鬼才晓得帅克什么时候把他给得罪了。

帅克安稳地度过了一个晚上，因为耗子对他兴趣不大，它们显然还有更要紧的夜间活动：到隔壁仓库咬军大衣和军帽，它们能坚定不移地、安然无恙地在那里啃着，因为军需处一年以后才会想起这些物资，派一些不领津贴的军猫来进驻这类军用仓库。这些军猫在军需处文件中被列入“军事仓库皇家军猫”栏目。实际上这种猫的军衔制只不过是恢复了六六年战争后被废除的旧制度罢了。

还是在马利亚·德莱齐亚战争时期，军需处的一些老爷们就曾把自己盗窃军服的罪责全都推到了不幸的耗子身上，所以就有了派军猫到军事仓库抓老鼠的先例。

由于皇家军猫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才致于发生了这种事情：捷克莱奥波尔特皇帝在位时期，有一次在波雷舍尔采的军事仓库里，依照军事法庭的判决，将派往军事仓库的六只军猫处以死刑。听说，当时所有跟这个军事仓库有关系的人对这件事都感到暗自好笑。

早晨给帅克送咖啡时，他们又将一位戴着俄国军帽、穿着俄国军大衣的人塞进了这个黑暗的牢房。

这个人操一口波兰腔调的捷克语，是某军团反间谍处的一个卑鄙小人。该军团司令部设在普舍米斯尔。这位军事秘密警察机关的密探，此刻对如何巧妙地刺探帅克的问题却有些心不在焉。他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是因为不小心才干了这种肮脏勾当的。我本来在二十八团服役，不久就反过来为俄国人效劳。后来我又愚蠢地被他们抓到了。我向俄国人申请去侦察队工作……我在第六基辅师做事。朋友，你在俄国哪个团效劳?我感觉，我们曾在俄国哪个地方见过面。我在基辅认识很多捷克人，他们和我一起上过前线，后来我们一块投奔俄国军队，但现在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也忘记他们来自哪里了!或许你还能想起某个和你关系密切的人吧!我非常想知道，我们二十八团还剩谁留在哪里?”

帅克没有回答，却体贴地摸摸他的额头，试试他的脉搏，然后让他站到窗前，让他伸出舌头看看。那人对帅克这一连串行为并没有表示异议，他想，这可能是间谍接头的一种暗号吧。后来，帅克就一个劲地敲门，看守走过来问他为何胡闹，他用捷克语和德语让看守立即叫医生来，说刚才送来的那个人发疯了。

然而他的这一招儿并不起任何作用，结果谁也没有立刻来给这人看病。那人依旧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起劲地聊着基辅的事情，还说他和俄国部队一起行军时，看见过帅克。

“您一定是污泥浆喝多了吧!”帅克说，“就像我们那里的一位年轻人迪湟斯基一样，人倒挺机灵，但有一回他出门旅游，居然跑到意大利去了。后来他逢人就谈意大利如何如何，说那里尽是污泥浆，没有什么可看的。说他之所以染上了疟疾就是因为喝了那里的污泥浆。一年要犯四次病，并且总在圣徒节日期间犯病：即圣约瑟夫节、彼得节、保罗节和圣母升天节。他一犯病，就跟您一样，把所有的人，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不认识的人，都说成是他认识的人。比如说在电车上，他跟旁边的人闲扯，他总说他认识别人，说他们在维也纳火车站曾见过面。所有他在大街上碰到的人，他不是在米兰火车站见过，就是在斯迪尔斯基·赫拉茨市政厅地下酒店里一起喝过葡萄酒。当他坐在酒店里，碰巧赶上犯疟疾时，他就会说他认识那里所有的人，说是在开往威尼斯的轮船上认识的。这种病没法治，只有卡特辛基城新来的护士才能起到作用。有一次，这个护士护理一个病人，那病人整天坐在角落里，什么也不干，只是数着数字：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又重头数起一、二、三、四、五、六。这个病人还是个教授。护士见到这个精神病人来回地数着，总是超不过六，肺都气炸了。起初，护士还耐心地教他，让他说七、八、九、十。但总不见有什么效果，因为教授压根就不吃这一套，还是坐在角落里数：‘一、二、三、四、五、六。’接着还是‘一、二、三、四、五、六’。护士实在气不过，于是在他数到‘六’时，就跳上去给了他后脑勺一下子，说：‘这是七’，‘这是八、九、十’。说一个数字就扇他一下后脑勺。喏，说来也怪，她这样一来，病人反而清醒了。他捂着自己的脑袋问，现在他在什么地方?护士告诉他说在疯人院里。他这才想起是如何来到这里的。那是因为一颗彗星的事，当时他计算出这颗慧星会在明年七月十八日早晨六点钟时准时出现，但有人向他证实，这颗彗星早在几百万年以前就已殒灭……他还说他认识这位护士。后来，这位教授彻底恢复了记忆，医院让他出院回去休息，他就雇了这位护士照顾他。护士在他家里不需要做其他什么事情，只是每天早晨给教授扇四下后脑勺。她做这件事，既熟练又准确。”

“我认识你在基辅的所有熟人，”反间谍侦察署的密探可真能吃苦，还是啰啰嗦嗦说，“那里不是有一个胖子和瘦子跟你在一块吗?我现在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也不记得他们是哪个团的人了……”

“你没必要为这种事难过，”帅克安慰他说，“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这样事的。谁能记得住所有胖子和瘦子的名字?尤其是瘦子的名字更难记住，因为世界上的人瘦子居多。”

“朋友，”这位皇上和国王陛下的背叛者抱怨说，“你不相信我。其实我俩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呀!”

“我们都是军人，”帅克心不在焉地说，“做母亲的就是因为这个才把我们生下来的。她们把我们拉扯大，再帮我们穿上军装。而我们也乐于这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骨头不会白白地腐烂掉的。我们愿意为皇帝陛下和他的皇室而死，我们已经替他们夺得了黑塞哥维那。死后我们的骨头还会炼成糖厂所需的骨炭造福后代。几年前齐麦尔中尉先生就是这样跟我们说的。他说：‘你们这些蠢猪一样的土匪，你们这些没有教养的公猪，你们这些没用的懒猴，你们这些游手好闲的家伙，活着简直毫无价值。如果有一天你们在打仗时中弹死掉了，用你们每个人的骨头说不定还能做出半公斤骨炭呢!糖厂能用你们这些白痴的骨炭去过滤食糖。或许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死后对造福子孙后代有多大价值。你们的孩子将来喝咖啡放的糖，就是用你们的骨炭过滤出来的。你们这些白痴!’当我正在仔细琢磨着中尉的话时，他却站在我的面前，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报告，我在想，要是用军官先生的骨头炼成骨炭肯定比我们普通士兵的骨炭会更值钱!’因此这句话，我蹲了三天的禁闭。”

帅克的同伴敲了敲门，同看守说了几句，随后看守就去了办公室。

没过多长时间，参谋部的一位上士来把帅克的那位同伴带走了。于是，在那间黑暗的牢房里又只剩下孤单的帅克了。

那坏蛋临走时还指着帅克大声地告诉参谋部的上士：“这是我在基辅的老朋友。”

除了有人送饭来的几分钟以外，整整二十四小时就只有帅克一人孤零零地待在那里。

晚上，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俄国人的军大衣比奥地利的要大些，暖和些。他睡觉时，老鼠到他耳边嗅嗅，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他觉得这就像是一种温柔的耳语。第二天一早，提犯人的解差来了，将他从那“温柔的耳语声中”叫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