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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情面子与做人（第1页）

三、人情、面子与做人

会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处处以他人为重、时时替他人着想的人，自己也有机会受到别人同样的尊重。

卡耐基认为，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的领导总是要做出一些“人情”事件，应该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在中国，从古时候遗留下来的“人情”问题更是愈演愈烈。为此，我们运用卡耐基的观点，评述一下中国的这种不良社会现象。

在中国，“人情”与“面子”的关系很密切。一般说来，有“人情”必有“面子”，给“面子”也就是“送人情”。我们打一个比方来说，假设有一个人，先前帮助过俅的，你就欠他一个“人情”。下回他来找你帮忙，你就必须偿还他一个“人情”。如果你给他“人情”了，则他也就欠下你的“人情”，而你在他“面前”，也就成了一个“有面子”的人。于是“面子”和“人情”就密不可分了，比如“求情”或“说情”时讲“不看僧面看佛面”云云。但即便是“佛祖”出“面”，也还是“人情”，得了好处的人也要“领情”。由于“人情”与“面子”是如此地相互依存，所以中国人为了方便起见，又创造了“情面”一词。

在中国，“情面”几乎是一种任何人都不能不“顾”的东西。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正往前走，要去办“正事”的。“情面”却从“后门”进来了，他就不能不回头去看一下。因为“页”本是“头”，也就是长“脸”的地方。“情面”来“雇”你，你连头也不回一下，“面子”上就会“过不去”，也是“给脸不要脸”，所以至少也得打个“照面”。然而这一“顾”一“照”不要紧，非得“照顾”一下不可。原本是“公办”的事，也就多半“公办”不成。除非你有本事一开始就不“照面”，也许能躲过一些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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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一个过程，通过它，大量互无关系的资源得以结合成为一个实现既定目标的总体。

———[美]卡斯特

可结果却是，“情面”这东西，是轻易躲不掉的。“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你的同事、邻居、熟人、朋友，岂能永远不见?既然终究要见“面”，就不能不讲“情”。结果，天理王法之类这些无须“面对”的东西。也就只好暂时放在一边。比如宋江杀了阎婆惜，依照“王法”，是该追究刑事费任的，更何况那婆惜的情夫，又在县里“司法部门”工作。但宋江“面子”大，“人缘”好，县里上上下下，都要开脱他。先是县长大人一味拖延，后是刑警队长有意放纵，更兼县政府的同僚们，一个个都到婆惜的情夫张三那里去说“情”。这些人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连那张三“也耐不过众人面皮”，只好一任自己的情妇，去做那刀下的冤鬼，这便叫“人情大于王法”，中国的法制难以健全，很多都跟“情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情面”的威力可真能通到天边，它还可以让某些人死，如春秋时豫让刺杀赵襄子，战国时的聂政刺杀侠累即是。豫让是为旧主智伯报仇，犹有可说。那聂政与侠累素不相识，而且以后也不会打什么交道，却甘冒生命危险，大老远地从卫国跑到韩国去刺杀他，原因是非常简单的，严仲子屡屡“惠顾”自己这个“鼓刀以屠”之“市井小人”的“情面”。豫让为自己辩驳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于是三番两次去杀襄子，最后竟请求刺杀襄子后再自杀，而襄子居然也“大义之”。此外，如专诸之刺王僚，荆柯之刺秦王，也多因“情面”之故。卡耐基感叹地说：西方的杀手为金钱而杀人，中国的杀手为“情面”而杀人，这大概也可以看作是中西文化的一点差异吧!

“情面”既然如此法力无边，可以使人死。让人生，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讲情面，也不能不为将来可能的需要，暂且埋下伏笔。

怎样才能够给自己留下后路呢?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多见“面”。因为“情”由“面”生，如果从来也不曾见面，又怎么能谈上“情”呢?同事、同学、邻居等等之所以较有情面，就因为经常要“面对”之故，因此有“远亲不如近邻。街坊不如对门”的说法。夫妻情份最重，也因为天天都要“面对”。而恋人与候补配偶当然也就称为“对象”。“象”如果“对”上了，则为“有情人”。既然是“有情人”，在中国的伦理道理下，又必须“终成眷属”。但是，即便真是眷属，比如亲戚一类，如果不常“见面”，或久不“见面”，感情就会淡薄，甚至于还不如一个近邻。所以有“人在人情在”的说法。人在。因此“低头不见抬头见”，不能不“顾”；人不在了，则反正不怕会有见了面不好意思的事，也就可以不讲“人情”了，任它将来怎样发展吧。

中国有一句妇儒皆知的俗语“人走茶凉”。但也有“茶不凉”的。比如前面说的豫让，就是在智伯死了以后，仍要不计利害地报恩还情。无疑，历史上和生活中，豫让这样的人毕竟不多，因此才特别地被看作是侠义之士，为人们所崇敬、仰慕和表彰。但这也同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是肯定和赞成重情谊、讲情面，否定和反对薄情寡义的。一个人，如果念旧，也就是在不再“见面”的情况下仍然记挂和认定过去的“情面”，维持过去“情面”的有效性，就会被舆论所肯定和赞扬。相反，如果“忘本”，“翻脸不认人”，“转背就忘情”，则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大众就会骂他，“不是东西”。比如一个人刚死，身边的人就“翻脸”，便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说“某某尸骨未寒，你们就……”云云。我们不妨顺着他的话推究一下。如果“尸骨已寒”。是不是就可以如何如何呢?对方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大多数人还都会默认的。“人在人情在”毕竟是一个规律，至多只能要求“情”延续的时间，比“面”稍长一些，不要一下子就“情”、“面”俱失，那样就很难符合人世的圭臬，因此遭到大众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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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不承担创造知识的任务，他的任务是有效地运用知识。

———[美]卡斯特

因此，中国所要求的，还是多多“见面”。比如，有事没事的，经常去串串门，走动走动，或者找种种借口，在一起“聚一聚”。在这方面，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而最好的机会，又莫过于过年。这时，除大年三十夜晚的家庭团聚必不可少外，“拜年”也是很重要的事。关系的亲疏，人缘的好坏。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都是必须顾及权衡的。一个人，如果过年时没人来拜访，是很没有面子的。如果门前车水马龙，家里常开流水席，则面子十足，风光体面得很。如果来拜年的竟是上司、前辈，那就更加体面，足以成为向他人炫耀的资本。又比如，成立“校友会”、“同乡会”、“联谊会”等社团组织，或者参加各种会议。也是制造情面的有效办法。总而言之。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很有办法的。

西方人在“见面”方面和东方人是差远了，他们英文“goodbye”意为“上帝保佑你一人独行”。而中国的重逢或初交时的“久违”、“久仰”、“好久不见”，都与“面”有关：久违是久违其面，难免薄情，必须用极富情感色彩的话把面子补上。

与此同时，如果不想与某人发生人情关系，或必须马上“绝情”。则必设法和他“见面”比如前章谈到的阶级斗争时，为揭发批判他人而“背靠背”即是。比又如，在路上相遇，眼睛往别的地方看，装作没看见，或者甚至绕道而行。再比如，对方来访时，甚至要装病也不予接见。孔子就曾做过这样的事。鲁国的阳货想让孔子去见他，孔子不去。于是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孔子收了人家的“人情”，不好不去拜谢，又不想和他“见面”，便故意趁阳货外出时去拜访，这样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圣人即已作出傍样，我辈自然不妨效法，只是要事先作好计划，把一切事情都做得顺理成章。

中国人的事情就是这么麻烦，有意的不见是为了绝情。则无意的不见也就可能被视为或误为“不讲交情”。例如，你回到故乡、母校、原单位，就应该尽量设法和所有的故旧都见上“面”。如果不小心漏掉了一位，他就会认为你不给“面子”，甚或怀疑你对他有“意见”。这种漏掉一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别人都已“见”了，唯独他未“见”，也就特别地没面子。说不定，本来没意见的，这回可真的有意见了。因此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还必须要“顾全大局”。

谈论起中国人的做人准则，还必须体现“分寸感”之重要。就拿见面的次数来说，有事时才冒然地找上门去，便会疑心你只是在利用他；但不断地见面，也有弊端。第一，见得多了，难免厌烦，让人难以接受；第二，见得多了，就容易看透，知根知底，弄不好连隐私也保不住；第三，关系一近，难免随便。一不小心，就会伤了对方的面子，弄不好还会砸了自己的饭碗。总之，常不见面，固然难免生疏；常常见面，也容易“熟”得烂掉。最好是亲而不近，敬而不远，若即若离，恰到好处。这当然很难，所以，古代诗人总结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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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像在逆境中那样在顺境中持重，是一个人脆弱的表现。

———[西]西塞罗

见面也好，不见也好。多见也好，少见也好，一应动作，都是围绕“人情”来设计的。显然，人情比面子更重要，也更根本。所以，中国人一说到人情面子，便总是说“情面”。

为什么“情”要比“面”更重要呢?

从根本上说，人情和面子，都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群体意识”的典型表现和直接体现。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都必须也只能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确证自己、实现自己，也就是必须“面对”他人。要“面对”就得有“面子”。否则就不符合道理。但是，“面子”毕竟是“面”，是“表面”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当面一套”。“面对面”时喊哥哥（称兄道弟），“背靠背”时摸家伙（你死我活）。这就靠不住。所以说，没有面子是站不住脚的。

“人情”就不同了，它在本质上是“情”，而“情”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人最“里”面的东西。即所谓“衷情”。情感作为人的一种内心体验。一种每个人自己才能体验到的独特的心理过程，应该说最不可能“作伪”。情感可能是片面的，比如热恋中的情人往往看不到对方的缺陷；情感也可能是错误的，比如一个母亲也许会包庇儿子的错误。情感还可能是会坏事的，比如单相思、父母钟爱不肖之子等。但这些情感都是真实的。所谓“虚情假意”，并非情感可以作伪，它只不过是外露的一种形式，所以又叫“装模作样”。也就是说，作伪的只是“模样”，而非情感。

正因为情感是发自内心而又不能作伪的，因此，它会经常被人们所念及。

情感比“利害”可靠。利害是外在而非内在的，只能使人们结成一种临时性的、松散的关系：有利进趋之若鹜，有害时作鸟兽散；或遇害时团结一致，胜利后又自相残杀，如越王勾践之赐死之种，汉高祖之杀韩信，明太祖之诛功臣都属这方面的原因。所以酒肉朋友最靠不住：有酒有肉是朋友，无酒无肉如路人，甚至为了争夺酒肉，反而成了敌人。

情感也比法律是强制性的而非自发性的。它只能综合利用表面的安定，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旦执行不严，或法制不到之处。便会有可乘之机。比方说，街上有警察站岗时，大家都规规矩矩的。警察一下班，便红灯乱闯，自行车带人。又比如，对于国法，中国人虽不敢强顶，却敢软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能“化千斤为四两”。所以孔子说：“道（导）之经政，齐之以刑，民冤而无耻”，也就是不相信政令刑律真有什么根本性的作用。

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尽管很高，但它也越不过情感的水准。道德修养乃后天之培养而情感能力乃生而有之。一个人。如果道德修养很差或从来不讲公德，你就拿他毫无办法。更何况，中国的伦理范畴和道德准则，也差不多都能还原为情感概念和情感法则。比如，“仁”是一种情感，也叫“仁爱”；“义”是一种恨的情感。也叫“义愤”。又比如，“孝”是父子之情。“悌”是兄弟之情。而且，这些情感又都是双向的：君仁则臣忠，父慈则子孝，兄友则弟恭，夫爱则妇顺。反之“你不仁”，则“休怪我不义”；君视臣若“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所以，中国的道德律令，总是相辅相承的。如“尊师爱生”、“拥军爱民”等。也就是说，只有以情感为基础，道德才能够为众人所接受。

情感甚至比“面子”可靠。面子可以作伪（假面）。情感却必须真实（衷情）。面子有大有小。情感也有深有浅。但情感的深浅并不以面子的大小为转移，而面子的大小却以情感的深浅而变化。出于面子而为人办事，大多都会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出于情感而为人办事，则会尽心尽力超水平发挥。这样，当一个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是出于情感而团结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团结就是心甘情愿的，它的力量是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