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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体文（第1页）

记体文

记体文指收入《渭南文集》中以“记”为标志的散文，与“序”、“跋”、“疏”、“赞”等为并列概念，不包括笔记体的《入蜀记》、《老学庵笔记》和《家世旧闻》。《文集》卷十七至卷二十一共收录记体文五十四篇，另有《放翁逸稿》中所录两篇，孔凡礼辑录佚文《半隐斋记》。从所记对象看，分别有庙祠厅堂记、亭阁斋楼记、寺院道观记以及开河记、闸记等杂记。记体文为陆游散文中的重要体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皆自具价值，遗憾的是至今尚无专文系统论述，本文试做评述。

有的记中见出作者的志趣。如绍兴三十一年八月一日所作《烟艇记》（《文集》卷十七），写作者在都城临安的住所，因“隘而深，若小舟然”，故名日“烟艇”。作者厌倦京洛风尘，每起“江湖之思”，但有“饥寒妻子之累”，徘徊于仕、隐之间，欲归隐而不可得，内心十分矛盾。居室如舟，小舟随水飘**，作者向往无拘无束的隐逸生活，心若不系舟。“烟艇”寓意深刻，是“寄其趣”，是精神寄托。陆游初入仕途不久，已饱尝人生坎坷艰难，故不时流露出退隐情绪。此文吸收赋的手法，设为主客问答，以客衬主，形式活泼，谈来亲切自然。语言简洁生动，情致清雅，韵趣兼备，耐人寻味。

淳熙九年（1182）九月三日，陆游作《书巢记》，记述室名“书巢”的缘由、含义及自我感受。作者年老多病，仍追求生活中的诗意，记中活现一个清雅脱俗的“书痴”形象。作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可见心中仍有许多不平，并未真的超然世外。此记亦用赋体设为主客问答形式，以客衬主，突出意旨，体制上即新人耳目。引经据典，亦庄亦谐，趣味盎然。句多排比，文气畅达。文末议论道：“天下之事，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见者不如居者知之为尽。”极富哲理，诗人用以“自警”，读者亦当置之座右。

《居室记》作于庆元六年（1200）八月一日：

陆子治室于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东西十有七尺。东西北皆为窗，窗皆设帘障，视晦明寒燠为舒卷启闭之节。南为大门，西南为小门。冬则析堂与室为二，而通其小门以为奥室，夏则合为一，而辟大门以受凉风。岁暮必易腐瓦，补罅隙，以避霜露之气。朝哺食饮，丰约惟其力，少饱则止，不必尽器；休息取调节气血，不必成寐；读书取畅适性灵，不必终卷。衣加损，视气候，或一日屡变。行不过十步，意倦则止。虽有所期处，亦不复闻。客至，或见或不能见。间与人论说古事，或共杯酒，倦则亟舍而起。四方书疏，略不复遣，有来者，或亟报，或守累不能报，皆适逢其会，无贵贱疏戚之间。足迹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旧食奉祠之禄以自给。秩满，因不复敢请，缩衣节食而已。又二年，遂请老。法当得分司禄，亦置不复言。舍后及旁，皆有隙地，莳花百余本。当敷容时，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雾落已尽，终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药石，久多自平。家世无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独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废，可谓过其分矣。然自记平昔于方外养生之说，初无所闻，意者日用亦或默与养生者合，故悉自书之，将质于山林有道之士云。（《文集》卷第二十）

作者退居故里，过着闲淡简朴生活，心平气和，远离世俗物欲，达到人生至乐之境。全文集中笔墨描写居室的位置、环境和陈设，以渲染衬托主人公清逸高雅情趣。语言素朴平淡，去尽火气。开禧元年（1205），陆游作《东篱记》云：

放翁告归之三年，辟舍东茀地，南北七十五尺，东西或十有八尺而赢，或十有三尺而缩，插竹为篱，如其地之数，埋五石瓮，潴泉为池，植千叶白芙蕖，又杂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东篱。放翁日婆娑其间，掇其香以臭，撷其颖以玩，朝而灌，暮而锄。凡一甲一坼，一敷荣，童子皆来报惟谨。放翁于是考《本草》以见其性质，探《离骚》以得其族类，本之以《诗》、《尔雅》及毛氏、郭氏之传，以观其比兴，穷其训诂。又下而博取汉、魏、晋、唐以来，一篇一咏无遗者，反复研究古今体制之变革，问吟讽为长谣短章，楚调唐律，酬答风月烟雨之态度。盖非独娱身目、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书，末章自小国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盖真足以致此。呜呼!吾之东篱，又小国寡民之细者欤?（《文集》卷二十）

陆游时已八十一高龄，过着安闲平淡的晚年生活。他于房舍东面辟一片地，种植花草树木，名日“东篱”，朝暮婆娑其间，闻香赏花，研玩歌咏，自得其乐，有如老子“小国寡民”境界，宁静简朴，悠闲自在。作者一生宦海沉浮，追求功名，忧国忧民，晚年终于“返璞归真”，找到精神上的归宿。此记是作者晚年心态的形象记录，语言朴淡而有深味，耐人咀嚼。

《桥南书院记》活现出一个蔑视功名富贵，豪隽洒脱，清雅脱俗的“名士”形象，其中亦寄寓作者的志趣。

《东屯高斋记》作于乾道七年（1171）四月十日，时陆游任夔州通判。其中议论道：

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肃宗，官爵虽不尊显，而见知实深，盖尝慨然以稷契自许。及落魂巴蜀，感汉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复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然去国寝久，诸公故人熟睨其穷，无肯出力。比至夔，客于柏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俯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予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嗟夫，辞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于此矣。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正观开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谬，坎壕且死，则其悲至此，亦无足怪也。（《文集》卷十七）

记中推崇杜甫是“天下士”，有“爱君忧国之心”，“才可以佐天子”治国。诗歌“顿挫悲壮，反复动人”。慨叹杜甫命运坎坷，落魄巴蜀，寄人篱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读到杜甫“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陆游感慨流涕。此文“悲”杜甫的遭遇，实际上也是自悲不遇，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故写得情真意挚，感人至深。

陆游记体文中影响最大的是《南园记》和《阅古泉记》，两记因与韩侂胄有关，历来备受关注，争议最大。但论者关注的几乎全是作者“晚节”问题，对两记的文学性未予以应有的重视。

《南园记》是陆游为权相韩侂胄在临安西湖别墅“南园”所作的记文。据《宋史》本传，韩侂胄于庆元五年（1199）九月加少师，次年十月进太傅，记中称“今少师”，知作于此段时间内无疑。其时，陆游已致仕家居。开头一段记南园来历及位置，总体上写其依山傍水，天造地设，极山湖之美，突出“自然”、“雅趣”，藉此赞美主人的清雅志趣。

接下集中笔墨详描细绘南园内各处美景及命名由来：

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却规，左顾右盼，而规模定；因高就下，通窒去蔽，而物象列。奇葩美木，争效于前，清流秀石，若顾若揖。于是飞观杰阁，虚堂广厅，上足以陈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毕备。高明显敞，如蜕尘垢而入窈窕，邃深疑于无穷。既成，悉取先得魏忠献王之诗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许闲，上为亲御翰墨以榜其颜。其射厅曰和容，其台曰寒碧，其门曰藏春，其关曰凌风，其积石为山，曰西湖洞天，其潴水艺稻，为困为场，为牧羊牛畜雁鹜之地，曰归耕之庄。其它因其实而命之名，则曰夹劳，曰豁望，曰鲜霞，曰矜春，曰岁寒，曰忘机，曰照香，曰堆锦，曰清芬，曰红香。亭之名则曰远尘，曰幽翠，曰多稼。

南园内各景点皆取主人曾祖韩琦之诗句而名之，如“许闲”、“和容”、“寒碧”、“藏春”、“凌风”、“西湖洞天”、“归耕之庄”等。于此可见韩侂胄的家学渊源、文化修养和审美趣味，陆游记中悉数列出，亦是一种趣味认同。

接下一段**开一笔，作者由南园生发议论：

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公之志，岂在于登临游观之美哉!始曰许闲，终曰归耕，是公之志也。公之为此名，皆取于忠献王之诗，则公之志，忠献之志也。与忠献同时功名富贵略相埒者，岂无其人?今百四五十年，其后往往寂寥无闻，韩氏子孙功足以铭彝鼎、被弦歌者，独相踵也。逮至于公，勤劳王家，勋在社稷，复如忠献之盛。而又谦恭抑畏，拳拳志忠献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孙，又将嗣公之志而不敢忘。则韩氏之昌，将与宋无极，虽周之齐鲁，尚何加哉!或曰：上方倚公如济大川之舟，公虽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知公之勋业，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园之所以不可无述。《放翁逸稿》卷上）

陆游说，南园虽美，但主人的志趣并不在于“登临游观”，“许闲”、“归耕”是韩琦之“志”，也是韩侂胄之“志”。陆游称赞韩侂胄人格高尚，虽“勤劳王家，勋在社稷”，但“谦恭抑畏”以“自处”。韩氏之昌并不赖其功名勋业，而赖其高尚志趣，南园即明证。陆游自称“知公之志”。最后一段是门面、客套话，陆游自称“愚且老”，此记“无谀辞，无侈言”，内心明白可能由此招致讥评。静态看，记中对韩侂胄的颂赞可谓无以复加，如说：“韩氏之昌，将与宋无极，虽周之齐鲁，尚何加哉!”但细观此文，陆游意在说明，韩侂胄继承韩琦之志，勤劳王家，功勋卓著，但却不居功自傲，善于“自处”，且生活中有雅趣。记中只是将韩侂胄心志写出，以陆游的身份和处境也只能如此写。

嘉泰三年（1203）四月乙巳，陆游又为韩侂胄作《阅古泉记》云：

太师平原王韩公府之西，缭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鼋，径如惊蛇。大石君雷礓，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翔空而下，或翩如将奋，或森如欲搏。名葩硕果，更出互见，寿藤怪蔓，罗络蒙密。地多桂竹，秋而华敷，夏而箨解。至者应接不暇，及左顾而右盼，则呀然而江横陈，豁然而湖以献。天造地设，非人力所能为者。其尤胜绝之地日阅古泉，在溜玉亭之西，缭以翠麓，覆以美荫。又以其东向，故浴海之日，既望之月，泉辄先得之。袤三尺，深不知其几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饴蜜，其寒冰雪，其泓止明静，可鉴毛发。虽游尘堕叶，常若有神物呵护屏除者。朝暮雨吻，无时不镜如也。泉上有小亭，亭中置瓢，可饮可濯，尤于烹茗酿酒为宜，他石泉皆莫逮。公常与客徜徉泉上，酌以饮客。游年最老，独尽一瓢。公顾而喜曰：“君为我记此泉，使后知吾辈之游，亦一胜也。”游按：泉之壁，有唐开成五年道士诸葛鉴元八分书题名，盖此泉湮伏弗耀者几四百年，公乃复发之。时“阅古”盖先忠献王以名堂者，则泉可谓荣矣。游起于告老之后，视道士为有愧，其视泉尤有愧也。幸旦暮得复归故山，幅巾裋褐，从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赋之。（《放翁逸稿》卷上）

记中写作者与韩侂胄一起游赏畅饮之乐，描写阅古泉美景，绘声绘色，生动如现，令人神往。记中仅写韩侂胄生活中的闲情雅趣，不及其他，可见韩侂胄形象的一个侧面。记中对韩侂胄无谀辞，只自谦抑，可见立意行文之妙。此记结构布局、写景语言皆可看出受到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影响，仅从艺术上看，也是上乘之作。

陆游晚年为韩侂胄做“两记”，背景是韩侂胄力主北伐，顺乎民意。陆游一直主战，志在恢复，与韩侂胄又是世交，有人情往来，无论于公于私，受韩侂胄之请，为撰《南园记》，都是合情合理的。陆游撰《南园记》后而复出，撰《阅古泉记》后而告老还乡，皆与颂扬韩侂胄关系不大，不撰《南园记》，只要在抗战立场上一致，陆游照样会复出的。至于朱熹讥其与韩氏交往，是“能太高，迹太近”，那是不同政治派别的看法，《宋史》本传便是承朱熹看法说陆游“不得全其晚节”，后代学者亦多承《宋史》之说。历代又有“辩诬”、“翻案”者，但又努力将陆游与韩侂胄分开评价，误读“两记”，以为是陆游讽劝韩氏，或硬说“无谀辞”，则又走上另一极端。我们不应以朱熹是非为是非，亦不应观念先行，“抽象”出一个完美高大的纯然“爱国者”陆游形象。陆游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不是一贯正确的“伟人”。他写《南园记》颂扬韩侂胄，多场面话，不必当真。即使当真，也是人之常情。“两记”中，他写的主要是生活中的韩侂胄，并无过多的政治因素。韩侂胄北伐失败，《宋史》又列入“奸臣传”，变成“反面”人物，这是韩的悲剧。开禧北伐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归咎于韩氏一人。如果韩侂胄成功了，历史对他的评价，对陆游写“两记”的评价，肯定又是另外的结论。撇开“争议”不谈，仅就文学本身看，无论是立意，还是结构布局、语言锤炼、修辞手法，两记都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堪称优美的园林小品。

陆游记文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寥寥数笔，人物体态神情即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似一幅幅人物剪影。如写“朴野”老僧，“老僧四五人，引水种蔬，见客不知拱揖，客无所主而去，僧亦竟不知辞谢”。（《云门寺寿院记》，《文集》卷十七）写僧守璞主持建造“轮藏”，工程紧张进行，而守璞“俨然燕坐，为其徒说世间法，土木梓匠之间，不至丈室，若未尝有是役者”。（《抚州广寿禅院经藏记》，《文集》卷十八）真是“无为而治”。写僧怀素主持修建尊胜院佛殿，亲自“坐裂瓦折桷腐柱颓垣之间，召工人，持矩度，谋增大其旧，计费数百万，未有一钱储也”。（《建宁府尊胜院佛殿记》，《文集》卷十九）怀素做事，事必亲躬，不辞劳苦，与守璞完全不同。两僧性格反差鲜明，相映成趣。陆游真有生花妙笔。

陆游记文多议论，他善于紧扣“关键词”展开议论，发表见解。《半隐斋记》中，作者议论道：

天下之名，常晦于有余，而着于不足。彼真隐者，山巅水崖（按：“崖”，疑为“涯”之误），草衣木食，其身且不欲见于世矣，又何自得而名?故常谓自汉、魏以来，以隐名世者，非隐之至也，而况若元放者，方且不屑下吏身，杂铃下五百之间，折腰抑首，以冀斗升，而顾自谓，谁则许之?务观曰：不然，人之出处，视其所存者何如耳!审能羞世利，薄富贵，折腰抑者，何害为隐!否则，终南、少室，是仕宦快捷方式也。（清乾隆《铅山县志》卷九）

陆游借给友人贾元放作斋记的机会，发了一番关于“隐”的高论，他认为“真隐”者，居于山水间，草衣木食，其身且不欲见于世，又何得“隐”名?所以，自汉魏以来，以“隐”名世者，皆非“隐之至”，即不是“真隐”。陆游主张“心隐”，而不必拘于“身隐”，如能“羞世利，薄富贵”，即使“折腰抑首”，置身仕宦之列，仍不失为“隐”；相反，身隐心不隐，即使深居终南，仍是仕宦“快捷方式”。此番议论极有深刻哲理，将“隐”字真义全都说破，可见陆游的思想深度。又如作于乾道八年（1172）七月二十五日的《静镇堂记》，静镇堂是四川宣抚司的大堂，宣抚使王炎以诏书中“静镇坤维”之语以名之，嘱陆游为记。陆游在记中认为，“以才胜物易，以静镇物难。以静镇物，惟有道者能之”。而王炎“刳心受道”非一日，道学精深，尊德义，斥功利，淡泊名利，才略奋发，气度不凡，故能“任天下之重”，“弼言神武，绍开中兴”。陆游将恢复大业寄托在名将王炎身上，故借机推许，不只是取悦上司，其中有深意。

寺庙记中，陆游常即物即事发表议论。如《黄龙山崇恩禅院三门记》，对佛家“尤喜治宫室，穷极侈靡”的现象，作者议论说佛寺建筑“天下乱则先坏，治则后成”。（《文集》卷十七）由佛寺兴废，看天下治乱。《抚州光寿禅院经藏记》中，作者议论说僧守璞：“弃家为浮屠氏，祝发坏衣，徒跣行乞。无冠冕轩车府寺以为尊也，无官属胥吏徒隶以为奉也，无鞭笞刀锯、囹圄桎梏与夫金钱粟帛、爵秩禄位以为刑且赏也。其举事宜若甚难。今顾能不动声气，于期岁之间成此奇伟壮丽、百年累世之迹。予切怪士大夫操尊权，席利势，假命令之重，耗府库之积，而玩岁偈日，事功弗昭。又遗患于后，其视子岂不重可愧哉!”（《文集》卷十八）针砭时弊，态度鲜明。《建宁府尊胜院佛殿记》中，作者分析士大夫举事难成的原因，“语未脱口，已得狂名，有心者疑，有言者谤”。“凛凛拘拘，择步而趋，居其位不任其事，护藏蠹萌，传以相诿，顾得保禄位，不蹈刑祸，为善自谋，其知耻者，又不过自引而去尔。”（《文集》卷十九）而佛家无权无势，却举事易成。借佛家诚心毅力以讽谕当权者，其中有作者宦海沉浮的感慨。

佛家讲因果报应，陆游信佛主要是精神所需，不会执着太甚，沉溺其中。他更强调“人事”因素，事在人为。《法云寺观音殿记》中，他认为，“事物废兴，数固不可逃，而人谋常参焉”。各地佛刹，“往往历数百千岁，虽或盛或衰，要皆不废。而当时朝市城郭，邑里官寺，多已化为飞埃，鞠为茂草”。“岂独因果报应之说，足以动人而出其财力，亦其徒坚忍强毅，不以丰凶难易变其心，子又有孙，孙又有子，必于成而后已。彼之不废固宜”。（《文集》卷十九）《灵秘院营造记》亦云：“虽日有天数，然人事常参焉。人事不尽，而诿之数，呜呼，其可哉!”（《文集》卷二十一）可见，陆游善于借佛言事。①

记中还抒发爱国情感。如《铜壶阁记》记范成大重修铜壶阁，范成大合乐宴请众宾佐：“客或举觞寿公曰：‘天子神圣英武，**清中原。公且以廊庙之重，出抚成师，北举燕赵，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膻之污，登高大会，燕劳将士，勒铭奏凯，传示无极，则今日之事，盖未足道。’识者以此知公举大事不难矣，其可阙书?”（《文集》卷十八）陆游时刻不忘恢复中原，故记中寄厚望于范成大。

有的记，叙事、写景、抒情三者融为一体。如绍兴丁丑作《云门寿圣院记》云：

云门寺自晋唐以来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时，缭山并溪，楼塔重复，依岩跨壑，金碧飞踊，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观者累日乃遍，往往迷不得出，虽寺中人或旬月不相觌也。入寺，稍西石壁峰为看经院，又西为药师院，又西缭而北为上方。已而少衰，于是看经别为寺曰显圣，药师别为寺曰雍熙，最后上方亦别曰寿圣，而古云门寺更曰淳化。一山凡四寺，寿圣最小，不得与三寺班，然山尤胜绝。游山者自淳化，历显圣、雍熙，酌炼丹泉，窥笔仓，追想葛稚川、王子敬之遗风，行听滩声，而坐荫木影，徘徊好泉亭之上，山水之乐，餍饫极矣。而亭之旁，始得支径，逶迤如线，修竹老木，怪藤丑石，交覆而角立，破崖绝涧，奔泉如流，喊呀而喷薄，方暑，凛然以寒，正昼仰视，不见日景。如此行百余步，始至寿圣，崭然孤绝。老僧四五人，引水种蔬，见客不知拱揖，客无所主而去，僧亦竟不知辞谢。好奇者或更以此喜之。今年，予来南，而四五人者相与送予至新溪，且曰：“吾寺旧无记，愿得君之文，磨刻崖石。”予异其朴野而能知此也，遂与为记。然忆为儿时往来山中，今三十年，屋益古，竹树益苍老，而物色益幽奇，予亦有白发久矣，顾未知予之文辞亦能少加老否?（《文集》卷十七）

起首借“父老”之口，追叙云门寺“昔盛时”景象，接着描写云门寺现时景物，移步换景，景物层层展现。最后回忆儿时往来山中，今已三十年，屋益右，竹树益老，“予亦有白发久矣，顾未知予之文辞亦能少加老否?”感叹似水流年，人事沧桑，情真感人。嘉定元年五月甲子所作《吴氏书楼记》，同年秋七月甲子，又作《万卷楼记》（俱见《文集》卷二十一）亦写景、叙事、议论兼工。有的记则叙事、写人、抒情、议论四者兼胜，如《青州罗汉堂记》。

陆游是写景高手，如绍熙四年二月庚申作《严州重修南山报恩光孝寺记》开头一段云：“浙江自富春溯而上，过七里濑桐君山，山益秀，水益清。乌龙山崛起千仞，鳞甲爪鬣，蜿蜒盘踞。严州在其下，有山直州之南，与乌龙为宾主。乌龙以雄伟，南山以秀邃。形势壮而风气固，是为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受命赐履之邦。登高四望，则楼观雉堞，骞腾萦带，在郁葱佳气中，两山对峙，紫翠重复，信天下名城也。”（《文集》卷十九）短短百余字即将山清水秀美如画的严州城生动传神地描绘出来。这里写景文字，句式上明显受柳宗元《钴鉧潭记》的影响。其他写景精妙片断有如：“会以事至子城西稍南，得亘溪者，延袤百步，红淳澄澈，蒲柳列植，藻荇萦带，水光天影，**摩上下，为一郡绝景。”（《广德军放生池记》，《文集》卷十九）“闳堂杰阁，房奥廊序，栖钟之楼，椟经之堂，馆客之次，下至庖厨滔浴，无一不备。为屋仅百间，自门而出，直视旁览，道路绳直，而原野砥平。一远山在前，孤峭奇秀，常有烟云映带其傍。”（《灵秘院营造记》，《文集》卷二十一）

描写景物时，句式上亦极具特色。如：“献有次，祝有位，斋有禁，省馔、食爵、奠币、饮福、望燎、望瘗有仪，祝事各以其日。”（《会稽县重建社坛记》，《文集》卷十九）“盖先王盛时，山泽有虞，川林有衡，渔猎有时，数罟有禁，洋洋乎，浩浩乎，物各遂其生养之宜。所谓漉陂竭泽者，盖无有也。所谓相啕以湿、相濡以沫者，盖未见也。”（《广德军放生池记》，《文集》卷十九）“如来大士有殿，演法会斋有堂，安众有寮，栖钟有楼，寝有室，游有亭，浴有泉。又以余力为门，为庑，为库，为垣，为磴路，为御侮力士之像。”（《严州重修南山报恩光孝寺记》，《文集》卷十九）“然阅百二十年，为主簿者凡几人，至君乃更新之，不亟不徐，不侈不陋，不费于公，不敛于民，竹个木章，瓦甓丹垩，不蠹，不苦窳，不慢漶。”（《诸暨县主簿厅记》，《文集》卷二十）“于是施者墙立，助者麇至，闻者兴叹，见者起敬。木章竹个，山积云委，伐石于山，陶甓于灶，丹漆黝垩，致于四方。”（《法慈忏殿记》，《文集》卷二十一）排比描写，一气呵成，文字简洁而生动，明显受到《水经注》和柳宗元“永州八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