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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的法家前辈与学术渊源（第1页）

韩非的法家前辈与学术渊源

韩非之前的法家

成文法的首次公布中国历史的车轮滚动到战国时代，便迅速加快了。这个时代是宗法制崩解的时期。由于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井田制和宗法制的崩解使许多贵族地位下降，一部分庶人地位上升，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组织在解体，维持这种家族组织制度的礼制也失去了统摄力量，社会秩序的紊乱需要新的整合理论。从春秋末年开始，不断有恢复秩序的呼声。

先秦诸子中的每一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各有各的理想制度。法家在这方面的主张非常明确，非常典型。

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一部分人的利益，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组织新的强有力的政府。他们共同主张以法来统治社会，规范人们的行为，要求人人守法。

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要求人人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主张只是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取消氏族贵族政治的一种策略。一旦新兴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变成了特权阶级，便对遵法守法的观念表示出冷漠态度。

法家代表人物要求以法治国，这是对旧贵族特权的否定，因而侵犯了旧的贵族，受到了报复性的迫害。法家代表人物的命运大都是悲惨的。这是不足为奇的。

法家的产生应该上溯到郑国子产执政时期，因为这时的郑国铸了《刑书》。晋国的叔向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致书表示反对。

叔向认为，将成文法的条文公：布出来，将会引起诸多争端。叔向不懂得，新的刑书的公布正是为了解决新的社会争端，旧的礼制已经无法解决新的社会矛盾。因而子产复信说，铸《刑书》是为了救世，有不得已的苦衷。公布成文法，可能引起争端，但争端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即使不铸《刑书》，也会产生争端。

郑国《刑书》的内容已不能详考，但可以肯定，它是为稳定新的社会秩序而制订的。

历史的发展总是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前进的。仅仅过了二三十年，晋国也铸了刑鼎，公布了成文法。

铸刑鼎与公布刑书，标志着统治阶级采用了新的统治工具。新的统治方法体现了社会的变革。社会有了变革，产生了新的法制。有了新的法制，便有了论证法制合理的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法家的始祖李悝法家的始祖是李悝。章太炎、郭沫若等人认为李悝即李克。李悝曾任魏文侯相，主持魏国的变法，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加产量；主张国家在丰年应平价多购粮食，在灾年以平价售出，稳定粮价。在政治上，李悝主张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那些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经过变法改革，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国之一。

李悝之所以应当是法家的始祖，是因为他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善的法典的编纂者。也正因为此，《汉书·艺文志》把“《李子》三十二篇”列为法家之首。可惜李悝的32篇文章已经亡佚，只有关于刑律和农政两项内容在别的文献里保存了一些梗概。

李悝编纂的《法经》的原文已不能详考，但是它的影响是很大的、《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放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这是说，李悝的《法经》是综合当时各国法律条文而成的，是对成文法的一次经验总结；而后世的商君法、秦律、汉律都滥觞于李悝的《法经》。

综合文献资料，大体可以弄清，李悝《法经》六篇的次序是：《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商鞅在秦国推行时，只是改“法”字为“律”字，变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汉承秦制，萧何定律，在原来六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篇。魏、晋以后的法典也都是在汉律的基础上加以增损而已。所以，秦汉以后的刑律大抵是祖述李悝的《法经》。

可惜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没有为李悝立传，他的思想渊源和生活经历，我们不能详细了解了。

吴起变法吴起是一位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先秦文献中，谈及军事时通常以孙、吴对举，而言变法时则是以商鞅、吴起对举的。吴起从政的时间略迟于李悝。他曾经师事过曾申，也师事过子夏，显然受过初期儒家思想的陶冶。他曾效力于魏文侯和魏武侯，善于治兵，率军为魏守西河，使秦兵不敢东犯。后来由于王错向武侯进了谗言，吴起被迫逃到楚国。

在楚国，吴起得到了楚悼王的重用，以令尹的身份辅助楚悼王进行变法改革。

可惜，改革仅仅进行了一年，楚悼王就死了。改革损害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仇恨。楚悼王一死，疯狂的报复就加在吴起身上。吴起被射杀在悼王的尸体旁边，楚国的变法改革半途而废。

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吴起最先在魏国建立了常备兵役制，“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在战争中经常取得胜利。

司马迁的《史记》，把孙子和吴起列在同一传中，可见其影响同等重要，军事才能同样的杰出。

吴起虽然离开了魏国，死在楚国，但他对魏国的影响仍然存在。魏惠王时，公叔痤为将，与韩起战于浍北。

公叔痤获胜，惠王郊迎，赏田百万。公叔痤不敢接受，他说，使士卒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勇敢杀敌的是吴起。于此可见吴起对魏国的军事影响。

《汉书·刑法志》说：“齐闵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从这段文字看，齐的技击创始于孙膑，魏的武卒创始于吴起，孙、吴因此而齐名。吴起的兵书有48篇，《汉书·艺文志》归其为“兵权谋”类，可惜已经失传，现存《吴子》6篇，乃是伪托。他的兵法自然无从详知了。

吴起的贡献不仅仅在军事方面，他在楚国的短暂时期便是以纯粹政治家的姿态出现的。但他在楚国进行了哪些变革，详细的情形已无从知道。

从《史记》、《战国策》、《吕览》等书中所保留的一些资料看，吴起在楚国推行的变法改革，与商鞅后来在秦国的变法基本一致，就是扶助公室，与旧贵族斗争，抚养战斗之士。所以，吴起应当列入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