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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第1页)

十六

托尔斯泰永远不会放弃艺术。一个伟大艺术家,即使心存此想,也不能放弃他自己借以存在的理由。由于宗教考虑,托尔斯泰可以放弃发表作品,但他不能放弃写作。

托尔斯泰从未中止自己的艺术创作。保罗·布瓦尔先生最近几年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见过托尔斯泰,他说:托尔斯泰一面在写宣道或论战的作品,同时也进行创作,交替进行,互为调剂。

当托尔斯泰写完一本社会论著,什么《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之后,他就让自己再去写一本他自己对自己讲述的美丽故事,譬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是一部军事史诗,歌颂高加索战争和山民反抗沙弥尔统治的作品。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艺术依然是一种消遣,一种娱乐。但托尔斯泰认为以此炫耀便属于一种虚荣。

托尔斯泰编过一本《每日必读文选》,里面集合了很多作家对真理和人生的看法,是一套真正集东方经书道当代艺术家的汇智慧之大成的文选,除了这本书外,他1900年后写的纯艺术性的作品几乎都只是手稿。

反之,托尔斯泰大胆热情地发表他关于社会论战的那些含有攻击性与神秘的文字。1900年到1910年,俄罗斯开始经历动乱。俄日战争、革命骚乱、大屠杀、农村暴动等等,一切都像是“世纪末日”的征兆。

1904年到1905年之间是社会危机的顶峰。这几年中,托尔斯泰发表了一系列反响很大的作品:《战争与革命》、《世纪末》等。在这最后十年中,托尔斯泰不仅在俄国独占鳌头,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他不属任何党派,不带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教会,孤军奋战。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和理智的逻辑使得他,“二者必居其一:离开其他人或离开真理”。

他想起了俄罗斯的一句谚语:“一个老人说谎等于一个富人窃盗”;于是托尔斯泰为了说出真理脱离了其他人。这位驱除谎言的老者,不知疲倦地抨击所有宗教和社会迷信,把真理完整地说给众人听,抨击所有偶像。

托尔斯泰不限于是针对过去暴政、沙皇的独裁、迫害人的宗教,他对于这些心平气静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向它们投掷石块。大家都了解,它们也就不再那么可怕了!总之,他们在干自己的事情,再也骗不了人了。

托尔斯泰在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没有对沙皇的恭顺,但充满着作为人的温情,他称呼沙皇为“亲爱的兄弟”,并请求“原谅他,如果自己无意之中惹恼他的话”,最后还写上一句:“祝您真正幸福。”

可是托尔斯泰最不能原谅的、最激烈揭露的,是新的谎言!因为旧的谎言已经暴露了真面目,而新的谎言却隐藏着。托尔斯泰抨击的不是专制主义而是对自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在新偶像崇拜者中,我们并不知道托尔斯泰最恨的是什么,究竟是社会党人还是“自由党人”。

托尔斯泰对自由派的反感由来已久。他在同彼得堡文人接触时,他就已经表现出相当的反感。这曾是他与屠格涅夫失和的原因之一。托尔斯泰,这个世家出身之人,这个骄傲的贵族,无法忍受这帮知识分子及其所谓的抱负。这帮知识分子大声宣称要使国家幸福,实际上却只是在建构乌托邦。

托尔斯泰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又是世族名门,对于这些来自西方立宪思想,对于这些自由新玩意儿,一向持怀疑态度。在两次欧洲之行之后,他更加对此有了更深的成见。

第一次旅行归来时,托尔斯泰就写道:

“要警惕自由主义的野心。”

第二次旅行归来时,托尔斯泰指出,“特权社会”没有权利去教育它所远离的民众……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对于自由党人的蔑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列文拒绝参与外省民众教育事业以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各种改革。外省议会的绅士们选举场面,反映了一个地方以一个新自由政权去替代其保守政权的欺骗伎俩。在选举之后,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又多了一个谎言,绝对不会得到今后几个世纪的原谅和认可。

“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也许并不怎么样。”旧制度的代表们说,“但我们毕竟持续了上千年。”

托尔斯泰对自由党人滥用“人民,人民的意愿……”等等词句十分气愤。哼!关于人民,他们了解什么?什么是人民?

当自由主义接近胜利,并准备召开大会时,托尔斯泰强烈地表达了他对立宪思想的反对观点。

“最近一段时间,基督教义的歪曲导致了一种新的欺诈诞生,致使各国人民更深地陷入被奴役状态。

“有人在向各国人民鼓吹他们参与政府的工作,就是直选代表,只要服从自己代表,他们就是自由的了。

“这是一种欺骗。即使通过普选,民众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第一,因为在一个有数百万居民的国家中,这种集体意愿是不可能有的;第二,因为即使意愿存在,大多数选举票也反映不了大多数人们的意愿。

“当选者的立法与行政并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是为了维护政权,不认为民众的堕落是由于他们的腐败,……“这些自由人让人想起那些不自由的囚犯,因为他们也有权在选举自己的代表……

“一个专制国家的人民即使是处于最凶狠的暴政之下也可以完全是自由的。但一个立宪制国家的人则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对他施行的强暴是合法的……

“喏,有人就是想把俄罗斯人民像其他欧洲各国人民一样带进一种立宪制奴隶状态!……”(《世纪末》)

在托尔斯泰那对于自由主义离弃态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鄙夷不屑。托尔斯泰面对社会主义,禁不住要憎恨一切,那是因为痛恨——或者可能是因为痛恨。他加倍憎恶社会主义,因为它集两种谎言于一身:自由与科学的谎言。难道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自称建立在某种经济学的基础上吗?还说这种经济学的绝对规律影响着世界的进步!

托尔斯泰对于科学是非常严厉的。对于这种现代迷信,和“这些无用的问题(物种起源、光谱分析、镭的特性、数论,动物化石以及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人们今天像中世纪对圣母怀胎或物质的双重性一样地十分重视”,而托尔斯泰则用嘲讽挖苦的口吻写了很多文章大加驳斥。

托尔斯泰嘲讽“这帮科学奴仆,他们同教会奴仆一样,深信自己在拯救人类,他们像教会一样相信他自己掌握真理,但他们却不团结,分成许多派,并且粗俗而且愚昧。人类无法摆脱自己痛苦,是因为他们抛弃了能够可以使他们团结的宗教意识。”(《战争与革命》)

但是,当托尔斯泰看到这新的狂热武器落在一般自命为促使人类再生的人手中时,他发怒了。他很反对暴力,并显得十分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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