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涯

十七（第1页）

十七

托尔斯泰相貌有了固定的特征，他的面貌将永留人们的记忆之中：宽阔的脑门儿上深刻着一道双重皱纹，浓厚、雪白的眉毛丛生，一副忠厚老人的形象，长老似的胡须让人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像来。

他那张苍老的面容变得温和而平静了，脸上的病患和忧伤犹存。自二十岁暴躁和后来当兵时的僵硬，他的变化好大啊!但是，他已经依旧清亮深邃敏锐，那么简单，好像不会隐瞒一切。

他去世前九年给东正教最高会议的一封复信中，他这样写道：

“正是因为我的信仰，我才能够生活在平和与欢乐中，并能其中走向死亡。”

当我看到这句话时，我不禁想起一句古谚语来：“人在未死之前不能称之为快乐。”

托尔斯泰当时所沾沾自喜的那份平和与欢乐，是否一直没有改变?

1905年是伟大的革命破灭了，成为了历史。在已经拨开云雾的黑暗中，期待的光明根本没有穿透出来。革命动**过去之后，接着是精疲力竭。往日的不公未有丝毫改变，要说改变，那只能说贫困更加深了。

早在1906年，托尔斯泰对于俄罗斯人所负历史使命已经有所怀疑。而他顽强信仰已远远地在寻找他能托负此重任的其他民族。他在考虑“伟大而聪颖的中国人民”。他认为“西方民族所无可挽救地丧失的自由，将由东方民族去重行觅得”，而相信中国人民将引导亚洲人在“道”这条永恒的规律道路上完成人类转变。

托尔斯泰的这一希望很快就破灭：信奉老子和孔子的中国一如此日本，否定了自己的古老智慧，模范起欧洲了。被迫害的杜夫勃耳人移居，而且他们呆在加拿大不走了，格鲁吉亚人从枷锁下挣脱出来后，立即便开始打击政敌，俄国军队又使一切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在这场民族运动中犹太人未能幸免，——“他们国家以前是本圣书”，现在也陷入犹太复国主义民族运动中，这种所谓的民族运动“是畸形的，是皮毛都不如的东西。

面对这种情况，托尔斯泰很悲哀，但是他并未气馁。他相信上帝，相信未来：

“如果一瞬间就能够长成一片森林，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必须等着种子发芽、出苗、长叶，然后成干最后再变成一棵树。”

但是，如果要长成一个森林，还必须有许多的树。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说，托尔斯泰只是一棵独木。托尔斯泰的使命是光荣的，但却势单力薄。

世界各地人给托尔斯泰写信：从穆斯林国家、中国、日本，在那里，托尔斯泰的《复活》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的“还土地于人民”的思想被广泛传播。美国报纸记者采访他，一些法国人就艺术或政教分离请教他。但他的信徒不足三百人，这一点他很清楚。

不过，托尔斯泰并未操心去收门徒。他反对他的朋友们组织托尔斯泰崇拜者团体的尝试：

“不应该你找我，我找你，互相迎合，而应当一起奔向上帝……你说：‘大家在一起，什么都好办……’

“我想像中世界就像一座巨大神殿，阳光从上方直射中央。为联合起来，大家应该从四面八方向阳光走去。在那里我们将和一些并未期待的人集合在一起：欢乐即在其中。”

在天穹射出的光线里，有多少人集合在了一起?——这并不重要!只要有一个人与上帝在一起就足够。

“正如唯有燃烧着的物质才能把温度传给其他物质，一个人只有真正地信仰和生活，他才可以感染他人并传播真理。”（《战争与革命》）

托尔斯泰所说的不无道理，但是这种孤独信仰能否保证托尔斯泰幸福呢?——在最后的时日里，他与歌德的那种宁静相距很大，他似乎逃避和厌恶宁静。

“我能对自己感到不满，这应该感谢上帝。生活和理想不一致恰是生命的标志。它是一个从渺小到伟大，从恶到善的上升运动。这种不一致能促使人变善。当一个人对自己心满意足时，那是一种恶。”

托尔斯泰正想像着这小说的题材，列文或皮埃尔·别祖霍夫的挥之不去的焦虑在他心中并未消失。

“我常常设想，一个在革命圈子里长大的人，最先是革命者，然后成了民主派，社会党人，东正教徒，阿多山的僧侣，再后来又成了无神论者，慈父，最后成了杜夫勃耳人。他什么都去尝试，可是每个都没有成功。人们嘲笑他什么也未做，他在一个收容所里默默地死去，临死前，他认为自己的一生都糟蹋了。”（《一个杜夫勃耳人的故事》）

托尔斯泰对这些充满信心，但是，难道他心中还有什么疑惑吗?——谁知道呢?对于一个身心健康的老人来说，生命是不会停留在思想的某一点上的，生命是不断前进的。

“运动就是生命。”

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身上的很多事情大都在变化。他对革命者们的看法难道没有变化吗?谁又能说他对于无抵抗主义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在《复活》中，涅赫柳多夫同政治犯的关系完全地改变了他对俄国革命党的看法。

“在这之前，涅赫柳多夫有点儿憎恶他们的残忍、罪恶、谋杀、自满、沾沾自喜以及让人无法忍受的虚荣心。但是，当涅赫柳多夫清楚地看到当局是如何迫害他们时，他明白了，他们只能是这样。”

因此，托尔斯泰钦佩他们那包含着全部牺牲的、对义务的观念。

从1900年起，革命的浪潮蓬勃发展而且影响不断扩大。这次革命从知识分子开始，扩大到民众，悄悄地震撼着成千上万的不幸者。革命的咄咄逼人的先锋部队就在亚斯纳亚托尔斯泰的窗下通过。托尔斯泰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的三个短篇，从这些短篇中可以看出他在看到革命进行时，精神上产生了痛苦和惶恐。

在图拉乡间，纯朴虔诚的朝圣者巡游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现在只有饥饿流浪的入侵。托尔斯泰同他们交谈，为他们胸中的愤恨所震惊。这些革命者不再像从前那样，把富人看作是“一些通过施舍拯救自己灵魂的人，而是视为强盗、土匪，专喝劳动人民的血”。

在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是受过良好教育，因为破产绝望了，所以只好铤而走险。

亨利·乔治说：“将使现代文明变得如汪达尔人和匈奴人那样的野蛮人，不是在沙漠和丛林中造就而成，而是在市郊和大路上造就的。”

托尔斯泰进一步补充道：

“汪达尔人在俄罗斯已经准备就绪，因为我们不了解欧洲人民，在那么富于宗教情绪的我们这个民族，他们将格外可怕。”

托尔斯泰经常接到一些反叛者来信，抗议他的无抵抗主义，声称对于统治者和富人向民众所施的暴行，只能报之以“复仇!再复仇!继续复仇!”——托尔斯泰还会指斥他们吗?我们不知道。

但是，几天之后当托尔斯泰看见在他村子里，役吏们对哭诉哀告穷人们无动于衷，把他们的锅和牛羊强行抢走，他也束手无策，“那帮只知贩酒谋利、教唆杀人或宣判流放、入狱、苦役或绞刑的官吏及其走狗，他们从穷人那儿抢走牛羊、布匹、酒精，去制造杀人武器，建造监狱，大发其财”。他不禁对着那些冷酷官吏喊起复仇口号了，用无形的刺刀掷向那帮刽子手，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这真是让人痛心：他一辈子都在期盼着爱的世界到来，却必须面对这些可怕的现实景象，不得不满怀困惑地闭上眼睛。——托尔斯泰想着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原则并不完全一致时，就更加地伤心悲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