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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逐投荒02（第2页）

1．与弟弟苏辙间血浓于水的亲情：苏轼心中非常渴望在垂暮之年，在历经劫难，九死一生之后，能与弟弟苏辙朝夕相处，重拾天伦，尽享“同归林下，夜雨对床”（《书出局诗》）之乐。

2．应对朝廷政局变化：此时的苏轼对政治“心似已灰之木”（《自题金山画像》），一心只想“闭户治田养性而已”（《与子由二首》其一），他已不想再次卷入政治的漩涡中。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多次讨论有关归老之地的考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当时心中的矛盾和犹豫。在刚北返时，他曾一心“渡岭过赣归阳羡，或归颍昌”，想要与弟弟苏辙“老兄弟相守，过此生矣”（《与孙叔静三首》其二）。另一方面，秦观因受他的牵连而去世，心中既有不舍，更有自责。为了“安晚节”（《与李方叔四首》其三），所要考虑的归老之处便以远离朝廷为标准。他想住在“土如濡”、“米胜珠”的江南，远离京城，以免再次卷入政治漩涡。

苏轼也曾想过回四川老家，在《与郑靖老二首》其二中他说：考虑到自己身体还算健康，圣上又赦免了自己的罪过，于是就计划着像陶渊明一般当个农夫，以“带月之锄，可以对秉”，他想“归蜀”终老，但若不能如愿，便以杭州为家。

常州亦是苏轼自海南北归，曾经多次考虑度过余生的地方。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与元丰七年（1084），他曾两度在那里买田：“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壇粥。”（《乞常州居住表》）不至于忍饥受寒。另外，在贬谪惠州时，苏轼只带上了小儿子苏过和侍妾朝云，长子苏迈、次子苏迨已于宜兴安家，所以宜兴是有生活基础的。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当苏轼到达虔州（今江西赣州）后，曾准备住在常州、舒州（今安徽安庆）或真州（今江苏仪征），他在给朋友苏伯固与钱济明的书信中写道，他年事已高，应以退居为要，但归老之地以舒、常、真三州皆可，并且让他们帮他留意是否有适合的房子可以典买。他还告诉钱济明，据虔州太守霍子侔说，常州东门外有裴氏宅想出卖，要钱济明帮忙派人去看看屋子，了解价格如何，如果适合居住，而又是能力可及，他就准备买下。

但心中的亲情再次动摇了苏轼的决心。苏轼收到弟弟苏辙邀他同归颍昌的书信，信中苏辙告诉苏轼：“桑榆暮景，我们两兄弟相聚的时光有限，岂忍再长相别离?”言语酸楚，感人肺腑。苏轼对弟弟的深情厚意“不忍违之”，于是再次改变主意决定归居颍昌。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苏轼感到朝中风气丕变，于是与朋友程德孺、钱济明在金山相见，商量之后，“遂决议为毗陵之居”（宋·何蘧《春渚纪闻》）。苏轼写了一封信给弟弟苏辙，向他解释改变心意的原因。他说：

兄在真州，与一家亦健。行计南北，凡几变矣。遭值如此，可叹可笑。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坐。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尔。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数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然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于省力处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兄万有一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与子由二首》其一）

由信中所言，我们可以得知苏轼终于下定了退归常州的决心。他虽然非常渴望能与弟弟苏辙朝夕相处，尽享“同归林下，夜雨对床”（《书出局诗》）之乐，却又因时势所逼，不能达成愿望，心中的遗憾难以名说，只能感叹此乃天意，天命不可违!

除了避开政治纷争之外，当时苏轼举家已在舟上度过多日，正值六月酷暑，急需一个安息之所，要早做决定。而且苏轼心知弟弟苏辙的经济情况也不如以前宽裕，不忍心再带着一大家人前去投靠他，增加他的负担，因此归老常州已成定案。

度岭以来，苏轼受到沿途各州县官员的热情款待，老百姓们的反应尤为热烈，所到之处无不是人接人送，前呼后拥。根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六月中旬，当苏轼所乘船只到达常州时，苏轼头戴便帽，身披短袖坎肩，坐在船舱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运河两岸有成千上万的百姓追随前行，争睹这位当代伟人的风采。苏轼对身边的朋友说：“莫看杀轼否?”邵博在记述了这一动人场景之后，情不自禁地议论道：“其为人爱慕如此。”苏轼所说的“看杀”出自《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说卫玢是有名的美男子，弱不胜衣。他从豫章来到建康，大家久闻他的容止美名，想来一睹其风采的人围成一道道人墙。卫玠本来就体弱多病，不堪其劳，最后成病而死。苏轼之所以引用此典故，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已染暑热，身体不适，另一方面也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自谦之意。更何况此时的苏轼实在不愿意再引起朝廷的过分关注，民间百姓对他的热烈关注、关心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则未必是什么好事。苏轼当时已是年过六十的老翁，即使不是鸡皮鹤发，也自然不是和卫玠一样的“璧人”。运河两岸千万人随观，为的是他绝世的文采风流，这自非卫玢的容止所能够比拟的。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当苏轼终于决定归老常州时，他其实已身染重病。

自元符三年（1100）六月离开海南，从瘴疠之地内返，苏轼途中已身染瘴毒；加上这一年以来行走道途，生活不定，已过花甲之年的苏轼，怎能抵受如此的折磨?他早已精力衰颓。再加上多以舟楫为家，所行之处，河道熏污，秽气袭人，五六月间又正是暑夏之时，江浙地区天气炎热、气候潮湿，白天骄阳似火，夜晚暑气蒸腾，郁闷湿热。六月，六十六岁的苏轼终于病倒，他向朝廷“请老，以本官致仕”（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从六月一日病倒到七月二十八日去世，这五十多天的时间里，苏轼的病况时好时坏。现存史料笔记中较为系统描述这段过程的有：宋人何蘧《春渚纪闻》、清人陆以湉《冷庐医话》。其中《春渚纪闻》转载了苏轼好友冰华居士钱济明所记录的有关苏轼去世前的详细情况，《冷庐医话》则是对照了苏轼白海南北归之后的行止与身体产生的症状，详细地记录苏轼染疾弃世的过程。经由这两则重要的记录，再借助当时苏轼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以及其他相关史料笔记，我们大体能够还原苏轼生前的最后一段日子。

苏轼乘船北归之时正值南方盛夏酷暑，久居南海的苏轼只觉得“海外久无此热，殆不能堪”（《与米元章》），船舱中闷热不堪，于是夜半时分还在外面乘凉，并且喝了很多冷饮。六月一日，苏轼因为“饮冷过度，中夜暴下（痢疾）”，折腾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他衰弱疲惫到了极点，只能卧床静养，看点金石印章，吃了些有补气固表作用的黄芪粥后，觉得好多了。

第二天苏轼还约了米芾一起吃饭，谁想到几天之后，他忽然再次腹泻不止，消化系统紊乱，胃部闷胀不堪，完全没有食欲，身体难以平卧，晚上都睡不着。在与米芾的信中他叙述道：“某食则胀，不食则赢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耳。不知今夕如何度。”（《与米元章》）只要吃了一点东西就觉得非常饱胀，但不进食又觉得身体赢弱不堪，整晚都无法入睡，更因腹部胀痛而无法躺下，只能通宵呆坐，被蚊虫叮咬。如此辛苦，不知该如何度过今晚!

过了几天，情况并未好转，加上舟行“河水污浊不流，熏蒸成病”，病情愈见沉重。苏轼觉得船舱内闷臭不堪，就叫船家将船停泊在闸门之外，空气较为流动之处，希望能“就活水快风，一洗病滞”（《与米元章》）。但即便如此，病情仍无好转。

随着病情的不断加重，苏轼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强撑着病躯，给弟弟苏辙写信，嘱托后事：“即死，葬我蒿山下，子为我铭。”（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六月十二日，苏轼离开真州（今江苏仪征），渡江过润州（今江苏镇江），前往常州。

十五日苏轼到达常州，朋友钱济明正等候在那里。苏轼独自睡在船舱中，见钱济明进来问候，慢慢坐起身来，对钱济明说：“我好不容易才历经艰险，万里生还，不料现在却需将后事相托。只是自从贬往海南之后，我和子由就不得再见一面，倘若真是从此永诀，此痛难堪。”钱济明心中难过，无言以对。苏轼沉默良久，又说：“我在海外时，完成《论语说》、《书传》及《易传》三本著作，现在全都托付给你，请先不要拿给世人看，相信三十年后，会有人真正懂得这些著作。”说着苏轼便要起身开箱取书，却找不到钥匙。钱济明连忙安慰他说：“你的身体一定能够恢复健康。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何必急着交代这些事情?”

到达常州后，苏轼住进钱济明为他租借的孙氏馆（今常州市延陵西路藤花旧馆遗址）。此后钱济明每天都来看望他，陪坐在病榻边聊天，听苏轼娓娓谈论往事，或是挑选出苏轼在岭南海外几年问所写的诗文一同欣赏。有时苏轼说得兴起，就会开心地笑起来，每当此时，钱济明便觉得他“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春渚纪闻》）。

七月十二日，苏轼忽然觉得病势减轻，身子疏爽了许多，他说：“今日意喜近笔砚，试为济明戏书数纸。”于是起床手书《惠州江月五首》，第二天又作《跋桂酒颂》，一并送给钱济明。

看到苏轼病情有了起色，家人和朋友都为此而感到高兴。谁知到十四日晚上，苏轼病情急转直下，一夜高烧不退，伴以牙龈出血，直到天破晓状况才稍稍缓和。第二天，他在《与钱济明书》中详细地写下当晚的情况：“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

从病象来看，苏轼患有瘴毒，以及肠胃、心肺、血液多方面的疾病。苏轼具有一定的医药知识，存世的《苏沈良方》相传便是他与沈括收集的验方。此时他分析自己的症状，自我诊断：

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与钱济明书》）

可是自病自诊，却有失误。专用清凉药虽是对症下药之举，但“胸胀热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参、麦门冬”。因为只有“麦门冬”性属清凉，“人参”、“茯苓”却都是温补之药，正因“药不对病，以致伤生”（《冷庐医话》）。

苏轼所服药石无效，气寝上逆，无法平躺，只能终日倚坐床头。晋陵县令陆元光知道了这个情形，派人送来“懒版”，此物“纵横三尺，偃植以受背”，类似于今日的躺椅，靠在上面，苏轼感到舒服多了（《梁溪漫志》）。

苏轼自知不起，十八日，将三个儿子叫到床前，交待了后事，他说：“我生平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死后必然不会坠人阿鼻地狱。我心中毫无畏惧，你们别为我而哭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二十三日，苏轼睡醒过来，看到径山寺长老维琳的名刺，得知他冒着暑热远道前来探病，惊叹不已，连忙写信邀他于夜凉时来家对榻倾谈，在信中他告诉维琳：“我生病卧床五十天，病情日益严重，我本已不心存奢望，但这两天似有好转，或许仍有希望也未可知。睡醒时，见到你所留下的名刺，旧友来访，令我心中惊讶叹息不已，天气暑热甚毒，白天实在不适合出门，不如等到日落天气稍凉时，到家中一访，不知您意下如何?现在我已行动不便，扶持而行也不过能行数步，亦无法久坐，不知阁下是否介意与我对卧而谈?希望您能来访。”（《与径山长老维琳二首》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