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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缉捕 锒铛入狱（第2页）

不过，杀头定罪这种事本来就与诗歌的内容没什么直接关系。他们只要想抓你，只要想定你的罪，想杀你的头，还担心找不到理由吗?更何况天下人都知道苏轼是反对新法的。漫长的审讯终于告一段落，苏轼写了两万多字的供状，御史们则准备以攻击新法、讥讽朝政的罪名起诉苏轼，只等神宗御笔一挥，即可结案。

而此时此刻的苏轼，神经也是高度紧张、高度敏感，其实即便旷达超迈如苏轼，一旦面对死亡的威胁，又如何能做到心如止水?苏轼在狱中时，曾与儿子苏迈约定，平时苏迈送饭，只送肉与菜，如果被判定死罪，则以送鱼为信。一天，苏迈出城办事，拜托一位朋友代为送饭，朋友为了给苏轼改善伙食，特地送来一尾鱼。苏轼看后大惊，以为死罪不免，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悲凉，想到家中的妻儿老小，想到远在南都的兄弟苏辙，他的心情如何能够平静?绝望之余，他提笔写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予以事系御史台狱，遗子由二首》其一）看来，明年就是我的周年，子由啊子由，我们只有下辈子再做好兄弟了（事载宋·陈善《扪虱新语》）!

难道，苏轼真的要被李定等人牢牢地钉在断头台上了?朝廷上下就没有一个人肯为这个文学天才说句公道话吗?苏轼的生命真的要终结在四十四岁了吗?

当然不会!当时开口救助苏轼的主要有这样几类人——

一是反对派中的退休大臣。七十多岁的退休宰相张方平是三朝元老，与苏家父子关系密切。老人给神宗皇帝写信呼吁赦免苏轼，但是当地政府官员胆子小，不敢转呈给皇帝。张方平大怒，就叫儿子张恕直接去交给朝廷。张恕生性怯懦，在登闻鼓院（专门受理上诉公私利害、朝政缺失、理雪冤案诉状的机构）门外徘徊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敢交出去。后来苏轼出狱后，看到张方平给皇上的这封信的副本，不禁大惊失色，连连吐舌头。原来，张方平在信中劈头就说苏轼“实天下之奇才”，劝神宗本着爱惜人才之心赦免苏轼。苏轼深知，当时说他是奇才，反而会激怒神宗，多亏张恕怯懦，没有交出这封信，否则苏轼下场就惨了（事载宋·马永卿《元城先生语录》）。

二是革新派中的退休大臣。当时早已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的王安石给神宗写信说：“哪里有圣明的时代杀有才华的士大夫的?”王安石这句话起了很大的作用。毕竟，他是宋神宗器重的人物，虽然已经退居南京，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三是在职的中立派大臣。一天，宰相吴充问神宗：“陛下以为曹操这个人怎么样?”神宗回答：“不值一提。”吴充说：“陛下以尧舜为楷模，自然鄙视曹操。但连曹操这种坏人都能容忍当面骂自己的祢衡，您为什么就不能容忍说了几句怪话的苏轼呢?”一番话问得神宗心里发慌，只好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想澄清是非，很快就会放了他。”（宋·吕本中《吕氏杂记》）

四是后宫的势力。神宗的祖母曹太后病重，神宗去看望她。太后拉住神宗的手问他：“我怎么看你好几天都不高兴?”神宗回答：“变法尚未见出成效，有个叫苏轼的总是借着写诗诋毁诽谤新法。”太后又问：“是不是苏轼、苏辙兄弟?”神宗吃了一惊，忙问：“祖母如何知道他俩的名字?”太后说：“有一年，仁宗皇帝主持制举后回到宫中，高兴地说：‘我今天选拔出两名宰相之才，一个叫苏轼，一个叫苏辙。我年纪大了，来不及用他们，留给子孙不也很好吗?’”太后随即问这两人现在何处。神宗回答，苏轼现正关押在牢狱之中。太后说：“因写诗文而系于牢狱，自从开国以来尚无先例。我患病已久，万不可再致冤屈之事，以免损伤天地中和之气。”说着流下泪来。不久，太后病情加重，神宗准备下诏大赦天下，太后说道：不必赦免那些凶顽之徒，只要赦免了苏轼便可（事载宋·方勺《泊宅编》）。

面对来自各方面要求赦免苏轼的呼声，那些要置苏轼于死地的新党人物怎么办?难道他们会轻易放走到手的猎物吗?当然不会。于是他们连续上书，请求宋神宗务必重判苏轼，同时还要求将司马光等几个最顽固的旧党领袖统统杀头。面对这截然对立的两股势力，宋神宗该如何处理呢?

毕竟，神宗是最高统治者，是最后拍板的人，他并没有人云亦云，他有自己的打算。

一天晚上，苏轼已经睡着，忽见牢门被打开，一个人径直走进来，将手中包袱往地下一丢，倒头便睡。苏轼心想，或许是新来的犯人吧，便未加理睬，继续睡自己的觉，不一会便鼾声大作。到了四更天，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苏轼被那个新“犯人”摇醒来，那人连声对苏轼说：“贺喜学士，贺喜学士!”苏轼莫名其妙，问是怎么回事，那人却说：“您只管睡觉便是。”说完拎起包袱走了。天亮之后，那个所谓的新“犯人”去向神宗汇报说，苏轼昨晚举止坦然，一夜熟睡，鼻息如雷。神宗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我早就知道苏轼胸中无事，心里没鬼。”原来，那是神宗派去观察苏轼的小太监（事载宋·何蘧《春渚纪闻》）。

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系狱五个月后，案件终于做出终审判决。苏轼因为“诽谤朝政、妖言惑众”的罪名被贬任黄州团练副使。通风报信的驸马王诜被撤销一切职务。苏辙救兄受到牵累，也被贬官。另有牵扯到本案的两位大臣罚铜三十斤，六位大臣罚铜二十斤，其他涉案人员也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处分。

这件案子终于尘埃落定。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神宗把苏轼放在火上烤了烤，达到了整肃纲纪、压制言论的目的，但也没把苏轼烤糊；李定等人虽然没有完全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但总算出了一口恶气，暂时巩固了自己的阵地；而苏轼，虽然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吃了不少苦头，但毕竟得到了神宗的宽大处理，捡了一条性命，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算起来，苏轼被整整拘押了一百三十天，现在，苏轼从牢房里走出来，觉得空气清新，微风拂面，路上行人络绎不绝，自由真是太可贵了!

当天晚上，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苏轼一口气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

诗的意思是：面对酒杯，我觉得刚刚过去的事情像一场梦，拿起笔来作诗依然感觉出神入化。大难过后何必再去回想往事呢，劫后余生难道都是有原因的吗?苏轼写完这两首诗，丢掉毛笔，搓搓手掌，骂了自己一句：“你真是死不改悔!”（事载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现在，苏轼该打点行装去黄州任职了。大难不死的苏轼该怎样面对黄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