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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并来（第1页）

风雨并来

苏轼在地方工作的这几年，朝廷的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吵得热火朝天的变法派、反对派的核心人物都已经先后离开了朝廷。强硬的变法派领袖王安石在三年中先后两次被罢免宰相，后来只好心灰意冷地闲居在南京。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则长年闭门著书，不问国事。

当时的朝廷上，主要活跃着这么几类人物——

一是宋神宗。他二十岁继承皇位，在王安石的辅佐下大力推行变法改革。如今十多年过去了，神宗已经三十多岁，由一个锐气十足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成熟老辣的独裁者。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他迫切需要建立牢固的个人权威，因此对反对变法的传统势力采取越来越严厉的压制态度。换句话说，熙宁年间变法刚刚起步的时候，反对派的声音还只是不同政见，不是什么罪过；但是到了元丰年间，变法早已成为庙堂国是，谁再要抨击新法、表达反对意见，那就是反对国策，就是反对神宗皇帝，就是犯罪。

二是王安石的门生以及他提拔的新进之士，代表人物是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他们的工作是负责监察、审理、审讯、监督朝廷官员，其职能大体类似于现在的国家监察部。这些人都是依靠革新和变法的潮流走上朝廷高位的，根底较浅、声望较低。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司马光、苏轼这样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卷土重来，危及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对于旧党人物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只要有适合的时机，便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打击。

三是宰相王珪等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人没有什么一定的政治主张、政治原则，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政治才干。比如王珪，就是所谓著名的“三旨”宰相——请来圣旨，得到圣旨，传达圣旨（事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6）。他们既不是变法派，也不是反对派，之所以能够在朝廷站住脚跟，靠的就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固步守成，但这批人最大的危害就是心胸狭隘、嫉贤妒能。

看起来，这三种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是有一点可以促使他们拧成一股绳，那就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所在，要拿吵嚷不休的反对派开刀，给旧党人物一次强有力的打击，借以巩固自身地位。前台主刀的是李定、舒直等人，王硅是个敲边鼓的角色，至于宋神宗，则是那只隐藏在幕后的看不见的手。

前文曾说，由于种种原因，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最后已经逐步演变为排斥打击异己分子的残酷政治斗争。那么，拿谁开这第一刀呢?他们把目标锁定了苏轼，认为他最合适。原因归结起来，有这么几个：

第一，苏轼在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中，名气比较大，声望比较高。欧阳修去世后，苏轼逐渐成为文坛与学界的领袖人物，身边聚集了如“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等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学者，在社会上具有很大影响力。如果扳倒了苏轼，也就扳倒了拥护他的那些文人，扳倒了一大半反对派!

第二，在反对派当中，苏轼敢说敢为，反对新法的声音比较高，抨击力度较大。虽然这七八年他一直做地方官，但还是呈给皇帝不少反对新法的奏章，写了不少抨击新法、嘲弄新法人物的诗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他虽然距离朝廷远，可是他声音大，是个大喇叭。把苏轼给扳倒了，等于就把这个喇叭给堵起来了。

第三，宋神宗虽然不满意苏轼的反变法言论，但却非常欣赏他的才华。皇宫里的人都知道，神宗吃饭的时候，只要停下筷子阅读，那肯定是苏轼的诗文或奏章（事见宋·王巩《随手杂录》）。偏偏他这几年在地方上干得不错，政绩突出，深得百姓爱戴，还得到了宋神宗的嘉奖。保不准哪一天神宗会一声令下，将苏轼调回京城加以重用呢!对于李定等人来说，这是个极不稳定的危险信号。所以他们坚决不能让苏轼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朝廷，不但要把他扳倒，最好能置之于死地，这就会使得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失去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起码失掉一员大将，这对于巩固自身的地位是非常有好处的。

但是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扳倒苏轼，置苏轼于死地呢?李定等几个人一碰头，想来想去，“讥讪朝政”“愚弄朝廷”“指斥乘舆”是比较适合苏轼的致命罪行!说白了，就是苏轼讽刺新法，藐视朝廷，训斥皇帝——这么严重的罪名，够砍一百次头了!但是你空口白牙地说人家有罪，谁相信呢?所以，要想扳倒苏轼，必须得点燃一根导火索，让这股火苗一直烧到宋神宗头上，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导火索终于找到了!苏轼到达湖州之后，按照惯例，给皇帝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奏章，即《湖州谢上表》。这封奏章按惯例在朝廷的邸报（内部新闻通报）上发表，供群臣传阅。李定等人反复细读这份短短的三百多字的上表，终于从字里行间挖出几处刺眼的文字——

苏轼说湖州“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即湖州风俗纯朴，是东南地区平安悠闲的城市，山水清秀，是朝廷礼遇贤能的好地方。这分明是在埋怨朝廷不给他委以重任嘛!

苏轼说“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自己个性古怪顽固，人微名小，才学浅陋，议论不当，别人各有所长，自己毫无所长。这分明是正话反说，借此自我吹捧嘛!

苏轼说自己在仁宗朝就在中央做过官，现在又连续担任地方长官。这分明是摆臭架子、老资格，向朝廷邀功请赏!

苏轼说皇上“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是说皇上知道我愚昧不合时宜，难以追随那些升迁迅速的官员，知道我年老不会惹事生非，也许还能照顾百姓。这分明是对维护变法的新进官员的人身攻击!还自诩“老不生事”，难道朝中的人都在惹事生非?

神宗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发难，他上奏神宗皇帝说：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妄自尊大，大放厥词，愚弄朝廷，中外人士无不惊叹。他指责苏轼怙恶不悛，却还泰然自若，对朝廷诽谤谩骂无所不为。但凡有水旱灾害、山林盗贼，苏轼一定会归咎于新法，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样子，似乎惟恐灾害还不够深重!何正臣认为，在推行新法的关键时刻，在变法尚未完全成功之际，朝廷必须要明确赏罚，以示天下。对于像苏轼这样的大恶之人，难道可以不加以惩治吗（语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

七月二日，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第二个上阵。他将苏轼在杭州出版的《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部诗集献给神宗皇帝，认为苏轼的诗文处处都在讽刺新法、侮辱朝廷甚至宋神宗本人。这些诗文在朝廷内外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对皇上对朝廷实在是大大的不敬。皇上给贫民发贫困补助款，苏轼在诗中讽刺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皇上颁布新法令考核官员，他讽刺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皇上兴修水利，造福农桑，他讽刺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皇上下令盐业专卖，严禁私营，他讽刺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总而言之，只要皇上、朝廷有新举措，他就应口而言，极尽讥讽之能事。这些言论或者刻在书版上，或者刻在石碑上，广为传播，自以为能。而苏轼最近所上《湖州谢上表》，更是对变法横加指责，其言论在街头闾巷广为流传，志义之士无不愤怒。舒亶请求神宗皇帝立即将苏轼交付有关部门，严加惩处，杀一儆百（语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

但是三十二岁的宋神宗并没有明确表态，也许他觉得时机还不成熟，还在观望犹豫。

就在舒直上言的同一天，御史中丞李定终于亲自出马，他上奏皇帝，明确指出苏轼犯有四大该杀之罪——

第一，苏轼此人本来不学无术，只不过偶然考中科举，浪得虚名，在朝廷滥竽充数罢了。他三番五次诽谤朝廷，当今圣上皇恩浩**，宽宏大量，不追究他的罪名，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没想到他依然怙恶不悛，其罪恶昭然天下，该杀!

第二，古人说。对于恶人，先行教导，如果不听从，然后可以诛杀之。陛下等待苏轼悔过自新已经很久了，可是他不仅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面对朝廷、圣上，依然口出狂言，傲慢无礼，为中外人士所知，该杀!

第三，苏轼讥讽、诽谤、抨击圣上朝廷的诗文言论，虽然没有什么道理，却颇能蛊惑人心，混淆视听。为官之人，不遵循陛下的法令，内心冥顽不化，不服从皇帝的教化，按照先王的法令就该杀头!

第四，苏轼精通史传，应该懂得侍奉皇上要遵守君臣之礼，诽谤圣上就是死罪。但他却为了发泄自己内心的私愤，公然诋毁圣上的名誉。苏轼怨恨陛下不重用他，所以对陛下所施行的一切政策都彻底地诋毁，真可谓明知故犯，该杀（语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

连续四大罪状，连续四个该杀，这个导火索一点着，火苗就“呼呼”地直接烧到皇帝头上，苏轼不死也难啊!现在，神宗手里攥着好几张措辞激烈的起诉书，他必须也可以作出决定了，他下达圣旨，将苏轼的案子交付御史台调查处理。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又被称为“乌台”，所以苏轼的这个案子被称为“乌台诗案”。

李定等人立即布置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馔前去缉捕苏轼。皇甫馔带着儿子与两名军士，一行人快马加鞭，日夜兼程赶往湖州。情况万分危急，可苏轼还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