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涯

第五篇 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 论君主或国家的费用3（第2页）

近代关于哲学若干部门的改善，虽无疑有若干部分已在大学中实行，但还有一大部分未在大学中实行。大多数大学虽然作了这些改善，然不肯赶快地加以采用。那些被推翻的体系和陈腐的偏见，虽然已经为世界各地所不容，而若干这些学术团体，仍在一段很长时间中，愿意充当它们的避难所；它们隐藏在那里，并得到保护。大概最富裕、有最多捐赠基金的大学，采用这些改善最迟，也最不愿意对行之已久的教育计划，作任何显著的变动。比较贫困的大学，教师们衣食的大部分都依存于自己的名声，他们不得不更加注意世界时代的思潮，因此，在这些大学中，改善的采行，显得比较容易。

但是，欧洲公共学校及大学，虽然其设立原是仅为某种特定职业而实施的教育，即僧侣职业的教育，虽然它们对于这种职业认为必要的科学，也并没有十分用心地教授学生；但它们却逐渐把几乎一切人民的教育，特别是纳土及有钱人家子女的教育，吸引到它们这边来。在人的幼年时期及认真地着手事务，即在其余生中经营事务那个时期之间，介有一个很长期间。这期间的有利的消费，在当时似乎没有比进大学还好的方法。然而各公共学校各大学所教授的大部分东西，对于学生后来经营的事务，却并不是最适当的准备。

在英国，青年人刚在学校车业，不把他送入大学，却把他送往外国游学，这件事已经一天一天成了流行的风尚。据说，青年人游学归来，其智能都有很大的增进。一个由十七、八岁出国至二十一岁归来的青年人，归国时比出国时大三、四岁，在这年龄，在三、四年之中，智能要是没有很大的发展，那才是怪事。他在游学中，一般获得一两种外国语知识。不过这种知识，很少足够使他说得流利，写得通顺。另一方面，他回国之后，一般变骄傲了，更随便，更**，更不能专心用功、勤奋作事。如果他不到外国，留在家中，在这短期之中，绝不会变得如此。这样年青时的漫游，远离两亲及亲戚的督责、管理和控制，而把一生最宝贵的韶光消磨于极**无聊的生活，以前的教育在他内心形成的一切有用习惯，必然不但不能坚固确立，却反减弱了，或全行消失了。象这样全无意义的早期漫游的习尚，所以流行，不外乎社会对于各大学的不信任，而无其他原因。为人父亲者，不忍见到他的儿子在自己面前，无所事事地、漫不经意地堕落下去，所以不得已，暂时把他们送往外国。

近代教育上若干设施的结果，就正是这样。

在其他时代及国家间，似乎实行有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和教育设施。

就古代希腊各共和国说吧，当时各自由市民，通在国家官吏指导之下，学习体操及音乐。体操的用意，在于强健肉体，尖锐勇气，并养成堪耐战时疲劳和危险的能力。据一切记录，希腊的民兵，是世界过去最良民兵之一；所以，这一部分公家教育，无疑完全达到了它要企图达到的目的。至于其他一部分教育，即音乐教育，其用意是什么，至少据那些对这种设施留有记述给我们的哲学家及历史学家的意见，乃在干使人通人情，使人的性情柔和，并使人有履行社会生活及个人生活上一切社会义务、道德义务的倾向。

古代罗马有称为演武场的体操教练，那与希腊称为体育馆的体操教练，具有同一目的，并且也似同样收到了好的效果。但在罗马人间，没有与希腊的音乐教育相类似的东西，可是，罗马人的道德，无论在个人生活上，或在社会生活上，都不比希腊人差，而就整个说，且远较希腊人为优。罗马人在个人生活上优于希腊人的地方，曾由最通晓两国国情的著者坡里比阿及哈里卡纳萨的狄奥尼西阿两人予以证明。至于罗马人社会道德的优越，则可由希腊及罗马全史内容得到实证。党派间的争执，不发脾气，不走极端，这是自由民族社会道德上最关重要的事情。希腊人各党派，动不动就流为横暴，表演流血惨剧。反之，在罗马人，他们至格拉奇时代为止，却从未因党争而掀起流血事故。格拉奇时代以后，则罗马共和国实际上已算解体了。这样，不论柏拉图、亚里土多德及坡里比阿具有怎样值得尊重的权威，也不论孟德斯鸠支持此权威有怎样聪明的理由，似乎希腊人的音乐教育，对改善道德并未著成效。罗马人没有音乐教育，其道德总的来说且比希腊人为优。往时这些哲人对于其祖先所定制度的尊敬，说不定曾导使他们只从古代习俗中寻找政治的智慧，这习俗是由他们的太古社会一直继续流传下来，未曾中断地传到社会有显著文化的时期。音乐及舞蹈二者，是几乎一切野蛮民族的大娱乐，同时也是使他们各人适于款待友伴的大艺能。在今日非洲海岸的黑人间是如此，在古代居尔特人及斯堪的纳维亚人间是如此，而据荷马所说，在特洛伊战争以前的古代希腊人间亦是如此。当希腊各民族组织各小共和国的时候，此等艺能的研究，在一个长时期成为当时人民公共教育、普通教育之一部分，那是很自然的。

以音乐体操教授学生的教师们，在罗马，甚至在那法律、习俗为我们熟知的希腊共和国的雅典，似乎都不是由国家供给薪俸，不是由国家任命。为战时捍卫国家计，国家要求各自由市民受军事训练。但进行军训的教师，则让市民自己去寻求，国家除了备置一公共广场，作为市民教练操演的运动场所外，再也没有为此目的做一点什么。

在希腊罗马各共和国初期，除上述种种科目外，教育上其他科目，就是读、写及当时的算术。对于这些技能，富人往往在家庭内请家庭教师教授。而贫穷市民，一般到以教读为职业的教师所设的学校去学习，这些人大抵为奴隶，或由奴隶解放了的自由人。

但是，不论在家庭学习，或往学校学习，教育的这一部分，都是由各个人的父母或保护者处置，国家不曾加以何等监督或指导。据索伦所制定的法律，为亲者如忽视其义务，不使子女习得有用的职业，则子女亦得免除其为亲养老的义务。

当文化进步，哲学修辞学成为流行科学的时候，社会上比较上流的人物，常为了学习这流行学术，而把子弟送往哲学家及修辞学家所设的学校。可是，对于这等学校，国家没给予支持，在一个长期内，国家只予以默认而已。很久很久，哲学及修辞学的需要是这么小，最初以此两者之一为专业的教师们，竟不能在任何一都市，找到恒久的工作，而不得不由一个地方跑到另一地方。埃利亚的曾诺、普罗塔哥拉斯、戈吉阿斯、希皮阿斯以及其他许多学者，都过着这种生活。后来需要增加，教授哲学及修辞学的学校，就由流动的变为固定的。雅典首开其端，接着其他若干城市，亦有同类学校的设立。可是，国家对于这种学校，除了有的拨给一特定场所作为校址外，再也不作进一步的奖励。这些学校的校址，有时也有是私人捐赠的。柏拉图的学园，亚里土多德的讲学地，斯多噶学派创建者基齐昂的芝诺的学府，似乎都是国家所赐与。但伊壁鸠鲁的学校，则由他自己的花园改作。至马卡斯·安托尼阿斯时代为止，无论何等教师，都不曾从国家领得薪傣，或者说，教师除由学生奉送的谢礼或酬金以外，再无其他任何报酬。鲁西安告诉我们：这个嗜好哲学的皇帝，曾以奖励金给与一位哲学讲师，但这种奖励金似乎在他死后就停发了。毕业于这等学校，并没有什么特权；想从事某项特定职业或事业，亦没有在这些学校修学的必要。对于这些学校效用的舆论，如不能吸引学生前来，那学生就不会来了，因为法律既不强制任何人进这等学校，也不给进了这等学校的人什么好处。学校的教师对于学生是没有管辖权的。教师除了凭其优越德行、优越才能所能博得对学生的自然权威以外，再也没有其他权威可言。

在罗马，关于民法的研究，没成为大部分市民的教育的一部分，而只为少数特定家族的教育的一部分。想求得法律知识的青年，并无一个可入的公家学校；他们除了时常与了解法律的亲戚故旧过从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研究手段。值得指出，十二铜表的法律，有许多虽然是由古代某希腊共和国的法律抄来的，但法律并不曾在希腊的任何一个共和国发展成为一种科学。在罗马，法律老早就成为一种科学了。凡具有通晓法律名声的市民，都会博得显著的荣誉。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特别在雅典，普通的法院都是由许多的无秩序的人民团体组成的。他们所作的判决，几乎常是胡乱的，常是决定于一时的宗派意见或党派精神的。可是，他们不正当裁判的坏名誉，既由五百人、一千人或一千五百人（希腊有的法院，包括有这么多的人数）分担，落到任何一个人身上的，就不见得怎么厉害。反之，罗马就不是如此。罗马的主要法院，例由一个裁判官或少数裁判官构戍，判决要是草率或不公，裁判官的人格，特别是在公审的场合，就要大受损害。所以，遇到有疑问的案件，这些法院因渴望避免世人的非难，自然常常力图以本法院或其他法院各前任裁判官所留的先例或判例作护符。罗马法就因为这样对于惯例或判例的留意，而成为这样有规则、有组织的体系流传至今日。其实，任何他国的法律，凡法院作了同样的留意，都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就性格说，罗马人是比希腊人优越的，坡里比阿及哈里卡纳萨的狄奥尼西阿斯，曾极力主张此说。但是罗马人所以有这优越，与其说是由于这两位著者提出的种种情况，倒不如说是由于这较好的法院制度。据说，罗马人特别著名的，是他们对于誓约的尊重；当然哪，惯在办事勤奋、消息灵通的法院前发誓的人，比那惯在无纪律的无秩序的集会前发誓的人，定会更尊重自己的誓言。

与现代任何国民比较，希腊人罗马人关于行政上及军事上的能力，至少，总该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我们的偏见，也许把他们那种能力估价过高。但是，除了关于军事的训练，国家对于这能力的形成，似乎不会尽什么力量，因为我怎么也不相信希腊音乐教育，对于这才能的形成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不过，它们比较上流的人民，如要学习当时社会情况视为必要或有益的一切技术及科学，并不难找到教师。对于这种教育的需要，促成了它总必促成的东西的产生，就是说，促成了满足此需要的才能的产生。此外，无拘束的竞争所激起的竞争心，更使此才能达到极高的完善程度。古代哲学家似乎比近代的教师更能够诱发听讲者的注意，控制听讲者的意见和心机，并对听讲者的行动、言论，予以一定的格调和风格。近代公家教师所处的环境，使他们多少不必关心自己在特定业务上是否有名望，是否已成功。他们的勤勉，便不免多少因此受到阻害。加之，他们所得的薪俸，把那些想与他们竞争的私人教师，放在如下所说的那种境地，即好比一个未得到任何奖励金的商人，想与那得到了很多奖励金的商人竞争。假使前者以将近同一价格出卖其货物，他就不能得到同一的利润，纵不破产没落，至少，贫穷乞丐的命运是避免不了的。假使他把货物过于高价出售，顾客就必极其有限，因而，他的境遇也不会改善好多。况且，在许多国家中毕业的特权，对于多数从事有学问的职业的人，对于大多数需要这种学问的教育的人非要不可，至少有了这特权，就非常便利。但是，这特权的获得，又只有去听公家教师的讲授。私人教师虽最有教授能力，学生虽然最小心地听他们的讲授，但不能由此取得可凭以要求这特权的资格。由于这种种原因，讲授大学普通课程的私人教师，在近代一般人看来，是学者中最卑不足道的。具有本领的人要找职业，这要算最可鄙最无利益的职业了。这样，普通学校及专门大学的捐赠基金，不但使公家教师的勤勉精神堕落了，并且使优良的私人教师也不容易找到。

假使公家的教育机构全然没有，那末，没有相当需要的体系或科学，或者说，按当时情形为非必要的、非有用的或非流行的体系或科学，便全然不会有人教授。一种以前认为有用但已经被推翻或流为陈腐的科学体系，或一种大家都信其为无用，为买弄学问，为胡说的科学，私人教师一定不会从教授它得到好处。象这种体系，这种科学，只能存续于教育机构这种法人团体。在那里，教师的繁荣与收入，大部分与其名声无关，且全然与其勤勉无关。如果全然没有公家教育机构，一个绅士奋其勤勉能力，受了当时所提供的最完全的教育之后，那他与世人谈论普通问题，我敢断言决不会一无所知的。

对于女子教育的公家机构，是全然没有的，因此，女子教育的普通课程中，便全没有无用的、不合理的或者幻想的东西。女子所学的，都是她的双亲或保护者判定她必需学习，或者学了对她有用的课程，而别无其他东西。她所学的一切，无不明显地具有一定的有用目的：增进她肉体上自然的丰姿，形成她内心的谨慎、谦逊、贞洁及节俭等美德；教以妇道，使她将来不愧为家庭主妇等等。女子在她的整个生涯中，会感到她所受教育的各部分，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对她有某种方便或利益。若在男子则不然，他们所受的尽管是极辛苦极麻烦的教育，可是一生由这种教育得到了何等方便或利益的人却不多见。

因此，我们可以反问：国家对于人民的教育，不应加以注意么？如果有注意的必要，那末，对各等级人民，国家所应注意的，是教育的哪些部分呢？而且，它应该怎样注意呢？

在某种场合，政府尽管不注意，社会的状态，必然会把大多数人安排于一种境地，使他们自然养成那为当时环境所需要、所容许的几乎一切的能力和德行。在其他场合，因为社会状态，不能把大多数人安排在那种境地，所以为防止这些人民几乎完全堕落或退化起见，政府就有加以若干注意的必要。

分工进步，依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的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干少数极单纯的操作，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作。可是人类大部分智力的养成，必由于其日常职业。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而且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影响，又是相同的或极其相同的，那未，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因为他永远不会碰到困难。这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他精神上这种无感觉的状态，不但使他不能领会或参加一切合理的谈话，而且使他不能怀抱一切宽宏的、高尚的、温顺的情感。其结果，对于许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义务，他也没有能力来作适当的判断。至于国家的重大和广泛的利益，他更是全然辨认不了的。除非费一番非常大的力量，教他在战时如何捍卫国家，否则无法做到。他的无变化生活的单调性质，自然把他精神上的勇气消毁了，使他看不惯兵士们的不规则、不确定和冒险的生活。就是他肉体上的活动力，也因这种单调生活毁坏了，除了他既经习惯了的职业外，对于无论什么职业，他都不能活泼地、坚定地去进行。这样看来，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获得的。但是，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会，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

在普通所谓野蛮社会，即猎人社会，牧人社会，甚至在制造业未发达及国外贸易未扩大的幼稚农业状态下的农夫社会，情形就不是这样。在这些社会中，各人工作的多式多样，使他不得不备其能力，不得不随时想些方法，去对付不断发生的困难，发明定会层见迭出，人的心力也不会陷于呆滞无作用的状态，象文明社会几乎全体下级人民的智力都无作用的状态那样。我们在前面说过：这所谓野蛮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战士，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政治家。关于社会的利益，关于他们统治者的行动，他们都能作相当的正确判断。酋长在平时是怎样的裁判官，在战时是怎样的指挥者，几乎各个人都是明白的。不过，有一点，在未开化社会，没有人能获得在文明状态下有些人所具有的大巧大智。在未开化社会，各个人的职业，虽非常多样，但社会全体的职业，却并没有好多样。每个人几乎都在做或能够做人人所做或能做的一切，每个人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知识、技巧和发明才能，但没有一个人具有很大程度的知识、技巧和发明才能。不过，以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程度，去对付社会的全部单纯业务，大概是够了的。反之，在文明社会，虽然大部分个人的职业，几乎没有何等变化，但社会全体的职业，则种类多至不可胜数。这各种各样的职业，对于那些自己未从事何等特定职业，有闲暇有意志去研讨他人职业的人，可以说提供无限的研究对象。象这样又多又杂的对象的观察，必然会迫使观察者不断运用心思，比较看、组合着，从而使他的智能，变得异常敏锐，异常广泛。

可是，他们这少数人如不碰巧占据非常特殊的地位，他们这大能力，纵然对自身是一种光荣，对社会的善政和幸福，却可能没有多少贡献。尽管这少数人有大能力，但人类一切高尚性格，在大多数人民间，依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分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有身分有财产的人，他们大概都是到十八、九岁以后，才从事他们想从而扬名的特定事业、职业或艺业。在此以前，他们是有充分时间，来取得那能使他们博得世人尊敬或值得世人尊敬的一切知识；至少，他们有充分时间来准备自己，使他们在日后能获得这一切知识。他们的双亲或保护者，大概都十分切望他们能有这样智能，在大多数场合，对于必需费用的支出，是毫不踌躇的。如果他们不总是受到适当的教育，那由于费用不足的少，普通都是由于费用的不当；由于教师不足的少，普通都是由于教师马虎与无能，或由于在当前情况下不易找到或无从找到更好的教师。此外，有身分有财产者消磨其大部分生涯的职业，并不象普通人民的职业那样单纯，那样不变。他们的职业，几乎全都是极其复杂的；用手的时候少，用脑的时候多。从事这种职业者的理解力，是不大会因为不用脑力而流于迟钝的。况且，他们这种人所从事的职业，又不大会使他们终日忙碌，他们大多有很多空闲时间，来对他们在早年已打有相当基础、或已养成多少嗜好的各种有用的或作为装饰用的知识作进一步的钻研，从而完全掌握。

不过，无论在哪种文明社会，普通人民虽不能受到有身分有财产者那样好的教育，但教育中最重要的几部分如诵读、书写及算术，他们却是能够在早年习得的；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就是预备从事最低贱职业的人，亦大部分有时间在从事职业以前，习得这几门功课。因此，国家只要以极少的费用，就几乎能够便利全体人民，鼓励全体人民，强制全体人民使获得这最基本的教育。

国家可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小学校，取费之廉，务使一个普通劳动者也能负担得起，这样，人民就容易获得那基本教育了。这种学校教师的报酬，不可全由国家负担，国家只宜担负其一部分；因为全部甚或大部分由国家负担了，教师马上便会习于怠惰。在苏格兰，这种教区学校的设立，几乎叫全体人民都会诵读，使一大部分人民都会写算。在英格兰，慈善学校的设立，亦曾收得同一的效果。不过，因为没有设立得象苏格兰教区学校那么普遍，所以其效果亦没有那么普遍。假使这些小学校所教的儿童读物，比现在普通所用的，更有教育意义一点；假使普通人民的儿童有时在学校学习的但于他们全无用处的一知半解的拉丁语取消不教，而代以几何学及机械学的初步知识，那末，这一阶级人民的文化教育，也许就会达到所可能达到的最完善程度。没有一种普通职业，不提洪应用几何学及机械学的原理的机会，从而，没有一种普通职业，不逐渐使普通人民能了解这些原理——这些原理是最高尚最有用的科学的必要入门。

普通人民的儿童中，有些在学业上较为优良。国家对于这种儿童，设能给以小奖赏或小荣誉奖章，必能奖励这最基本部分教育的获得。

国家如果规定，在取得加入某种同业组合权利以前，或在有资格在自治村落或自治都市中经营某种职业以前，一切人都得受国家的考试或检定，那末，国家就几乎能强制全体人民必须求得这最基本部分的教育。

希腊罗马各共和国，维持全体人民的尚武精神，就是依着这个方法，便利人民，奖励人民，强制人民受军事上及体操上的教练。为便利人民，使人民容易习得这教练计，各共和国都备有一定的学习和实练场所，并对一定的教师，给与在这场所教授的特权。

这义务，就很够强制一切市民学习军事教练及体操教练了，因为不学习这些教练，军队服务的工作一定是干不了的。

治化改进，军事教练，便须由政府费相当气力予以支持，否则不免日渐松懈，从而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同时随着衰退；关于这种趋势，近代欧洲事例提示得十分明显。

各个社会的安全，总多少依赖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固然在近代，没有精练的常备军，单靠尚武精神，也许是不够防御社会、保障社会的。但是各公民如都具有军人精神，那所需的常备军就可减去不少。况且，普通对有常备军会危害自由的忧虑，无论这个危害是真的危害或只是想象的危害，也必会因市民具有军人精神，而减少许多。这尚武精神、军人精神，一方面在外敌侵略时，可以大大便利常备军的行动；另一方面，假使不幸常备军发生违反国家宪法的事故，它又可以大大地加以阻止。

就维持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说，希腊及罗马往时的制度，似乎比近代所谓民兵制度有效多了。前种制度，简单得多。制度一经确立，即可自行其事，而以最完全的活力维持下去，政府的注意，几乎是全然用不着的。至于要在相当程度上维持近代民兵的复杂规则，就须政府不断的和费力的注意；政府不注意，这规则就不免完全被忽视，或者完全废而不用。加之，古代制度的影响远为普遍。在那种制度下，人民全体，都会使用武器。近代则恐怕除瑞士外，各国由民兵规则施教的范围，都不过及干国民中的最小部分。但是，一个不能防御自己或为自己复仇的怯懦者，分明缺乏了人类资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样，在精神方面的残废或畸形无异于某一最重要肢体拆毁了、失用了的人在肉体方面的残废与畸形。而且，两者之中，前者显然是更不幸，是更可怜。因为，苦乐的感觉，全生于心，其受影响于肉体的健全或不健全即残废或完全的少，而受影响干精神的健全或不健全即残废或完全的多。那怕在社会的防御上已用不着人民的尚武精神，但为防止怯懦必然会引起的这种精神上的残废、畸形及丑怪在人民之间蔓延传播，政府仍应加以最切实的注意。这好象癫病及其他讨厌的、令人不愉快的疾病，虽不会致死，或没有危险，但为防止在大多数人民之间传播，政府仍应加以最切实的注意。这注意，纵使除防止社会的这种大害外，没有何等其他公共利益，亦事在必行。

那是人性中更重要部分的残废和畸形。国家即使由下级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何等利益，这教育仍值得国家注意，使下级人民不至陷于全无教育的状态。何况，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他们各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人格更高尚，自己更可能得到法律上、长上的尊敬，因而他们就更加尊敬那些长上。对于旨在煽动或闹派别的利己性质的不平之鸣，他们就更能根究其原委，更能看透其底细;因此，反对政府政策的放恣的或不必要的论调，就愈加不能欺惑他们了。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人民倾向于不轻率地、不任性地判断政府的行动，对政府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第三项　论各种年龄人民的教育经费对各种年龄人民的教育设施，主要是宗教教育的设施。这一种教育，其目的与其说是使人民成为今世的优良公民，倒不如说是为人民作来世生活及更好世界生活的准备。

讲授这种教义的教师的生活费，也同其他普通教师一样，有的专靠听讲者的自由贡献，有的则来自经国家法律认可的某些财源，如地产、什一税、土地税、薪水等。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热心和勤勉，在前一场合，似乎比后一场合要大得多。就这一点说，新教的教师们，要攻击成立悠久的古旧体系，往往占有不少的便宜；因为，旧教牧师，赖有圣俸，往往不大注意维持大多数人民的信仰和归依的热情；他们懒惰惯了，甚至不能奋发起来，保护他们自身的教会。富有捐赠财产的成立悠久的国教，它的牧师们，常常成为博学及文雅的人，具有绅士或足使他们博得绅士所受的尊敬的品质。但另一方面，他们易于丧失那些使他们对下级人民有权威和感化力的好的和坏的品质，而这些品质，也许就是使池们的宗教得成功为国教的本来原因。这些牧师，当遇着一群勇敢的克孚众望但也许是愚而无知的狂信者的攻击时，就象亚洲南部懒惰的、柔弱的、饱食的国民碰着了活泼、坚忍而苦饥的北方鞑靼人的侵略一样，全然无以自卫。在这种紧急场合，这些牧师通常所采取的唯一手段，就是申诉于行政长官，称反对他们的新教徒扰乱公安，而加以迫害、扑灭或驱逐。罗马天主教教士迫害新教徒，就是这样假手行政长官；英格兰教会迫害非国教派，也是这样假手行政长官。其实，一个既经被认为国教而安安静静地渡过了一两世纪的宗教，通有某种新宗教对其教义教律加以攻击而自己无法作有力的抵抗时，一般都是请政府出面阻止。在这些场合，就学问文章说，也许有时国教派方面占优势，但新起的反对派，总是更长于收买人心，更长于拉拢新信徒的一切技术。在英国，这些技术，早被那些拥有巨额捐赠财产的国教教会的牧师们抛在一边了。现在培养这些技术的，主要只有反对国教派及美以美派教徒。不过，在许多地方，反对国教派教师，曾靠自由捐赠、信托权利及其他逃避法律的行为，得到了独立的生活资料，他们的热情和活动力，似乎已因此大大减少了。他们很多已变成非常有学问、非常机敏及非常高尚的人物，他们一般已经不是非常孚众望的传道者。就今日说，比反对国教派牧师更得人心的，乃是那些学问远不如反对国教派牧师们的美以美派教徒。

有一位现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兼历史学家说：“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技术及职业，都具有这样性质，在促进社会利益的同时，并对某些人有用或适合于某些人。国家在这场合，除在一种技术刚刚传入的时候，所定立的规则，应听任该职业自由，把鼓励该职业的任务，交给从它收获好处的个人。工艺制造者知道了他们的利润来自顾客的光顾，他们是会尽可能增加其熟练与勤劳的。事物如未受有害的干涉所扰乱，那无论何时，商品的供给都会与其需求保持差不多相称的比例。”

“不过，还有些职业，对国家虽属有用，甚至必要，但在个人，却无何等利益或快乐。关于这类职业的从事者，最高权力自不得不予以不同的待遇。为维持其生活计，它得予以公家的奖励。为防止其自然流干怠慢计，它得对那种职业给以特别荣誉，或严定阶级以为升降，或采取其他敦劝方策。从事财政、海军及政治的人，都是这一类人的实例。”

“乍看起来，我们可能自然地认为：牧师、教士的职业属于第一类的职业，和法律家及医师的职业一样，对于他们的奖励，我们可以把它安然委托那些信仰其教义并从其精神上的服务及帮助得到利益或安慰的人们的施舍。他们的勤勉，他们的注意，无疑都会由于这个附加的动机而增加。他们职业上的技巧，他们支配人民思想的机智，亦必由于不断增加的实践、研究和注意，而日有进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