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很少在作品里把女性写得像恶魔一样,也许他认为女性本来就应该是善良美丽的化身,可是有一个"例外",而且她也是个怪人。她就是《艰难时世》中的"怪入"斯巴塞太太。
她不但脾气古怪,而且内心也十分恶毒。她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产物,她以陷害别人为乐,为了达到罪恶的目的,不惜使用一切最恶毒的手段打击别人。她有蛇蝎似的心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她像变色龙一样,看风使舵,随时变换她的脸色。狄更斯用讽刺的手法描写她,从她的外貌到内心世界,都叫人看了可僧又可恶。在整部作品中作家集中描写了斯巴塞太太为庞得贝办了两件大"好事",结果事与愿违,作家对这位古怪女人的阴险毒辣,奉承拍马,讽刺得淋漓尽致。
狄更斯在描写这类怪人时,往往来用了漫画的手法,不但在外貌上丑化他们,更从他们的灵魂深处加以揭露,使他们的丑恶灵魂和卑劣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狄更斯看来,这类"怪人"是人类的渣滓,社会的害虫,必须痛加鞭苔。
还有一些是可爱的"怪人",她们虽然行为古怪,但是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在这类人身上充分体现了狄更斯的幽默和人道主义精神。《大卫。科波菲尔》的姨婆贝特西就是典型的代表。她的打扮怪,她的语言也怪,她的行为也与众不同。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行为古怪只是姨婆的表面现象,从本质上说,姨婆的内心美是主要的。当她亲自将大卫送去学习时,她亲切地嘱咐大卫道:"永远不要在任何事上卑劣;永远不要作假;永远不要残忍。免除这三种罪恶,特洛,我可以永远对你怀抱希望。""不卑劣"、"不作假"、"不残忍",这就是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斯世界观的核心,也是他竭力赞颂的美德。以后尽管姨婆的古怪性格不变,可是她怪得可爱,爱憎分明,令人可敬。因为她的心地像水晶一样明净、像金子一样难能可贵。但她对待像摩德斯通姐弟那样贪婪、凶狠的人,又是毫不客气的。她的善良和品德高尚,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十分美好的。
这一类"怪人"形象,描写特别生动感人,富于艺术魅力。他们既然是作家人道主义思想的传声筒,虽说不上是完美无缺的理想女性,但确实是作家心目中比较钟爱的形象。狄更斯虽然把她们的外貌、语言和行为写得十分古怪,却往往赋予她们以最美好的灵魂,在作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她们虽然不是作品的主人公,但往往是她们帮助主人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她们敢于向社会的邪恶势力作顽强的斗争,同时她们对受压迫的"小人物"又表现了无限的同情之心。所以读者对这一类"怪人",并不觉得怪得不可理解,相反的她们的某些言行最能打动读者的心弦,使人感到十分亲切。
从狄更斯笔下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有一把衡量的"尺子",于是在他的"丈量"之下,作品中才有了这样几类女性形象。利己或利他是狄更斯评判人物的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几乎在狄更斯的每部小说中都有奉行不同道德准则的女性,人物线条简单明确,善恶对照鲜明,往往一句话就能概括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使其完整地再现在我们面前。
如果说经过时间的考验让耐儿只留给人们一个淡淡的影子,那么埃斯特·萨姆逊从一开始就是不真实的了。她善于克制个人感情,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患天花失去美貌对一个女孩是多么残酷的打击,她却能"照旧保持比较愉快的心情","只消洒下几滴眼泪,就不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了。"她为难的是有没有权保留男友送她的花。当头发花白的监护人向她表白爱情时,她也就高高兴兴地送上她的吻。在她身上一切都按理性修剪得恰到好处,她的早熟老成真是不可思议。连狄更斯也给她起了"小老太太"、"德登大妈"的绰号。有时她们还要充当宗教劝世、使恶人变善的传教士的角色,这就变得更为刻板、更不可爱了。
应该承认,狄更斯笔下的女性形象并不都是成功的,而且恰恰是他衷心赞美的理想人格型女性比较逊色。耐儿一向被认为是狄更斯笔下最引人爱怜的女孩,但她的命运过于戏剧性,她的美德很抽象。虽然小说展示了部分社会场景,但表现社会与耐儿命运的内在联系的深度不足。尽管作者对她抱有极强烈的感情,也能打动读者,但总使人感到与耐儿有距离。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只有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产生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读者流泪更多的是因主人公的命运唤起了一种联想,一种对读者自身或对更多的人的命运的联想。
二
我们可以从狄更斯笔下塑造的女性形象来解读作家的女性观。
第一,讨论狄更斯小说中的女性,不能不分析女性与家庭的关系。
这不仅是因为家庭是狄更斯小说中女性的唯一归属,也因为在狄更斯看来,女性是家庭幸福的关键。狄更斯的女性观是一种家庭女性观,狄更斯笔下女性的活动基本上局限在家庭婚姻的范畴之内。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他经常将不同的家庭作比较,凸显他理想的女性和理想的家庭是不可分割的。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家庭本身就带有母性的色彩,他总是敞开自己的胸怀,把那些渴求幸福的人们拥进自己的怀抱,给他们带来安宁、平静、幸福和温暖。理想中的家是乐园,是远离冷漠的商业世界的避风港。她们既是家庭的主要成员,又是家庭事务的主要承担者。就像《荒凉山庄》中,杰利比先生曾这样告诫快出嫁的女儿:"如果你真爱他的话,那么,除非你打算尽力搞好家务,要不然你最好是杀了他,而不要嫁给他。"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所以我们从狄更斯笔下塑造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到作家本人的女性观。
幸福不在于金钱,不在于地位,家庭和谐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女性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这一点也和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的期待紧密相连,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强调忠诚顺从,没有欲念,也就是说女性的定义是作为男性的附庸,没有自我意愿,自我决策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只有依赖外在的力量才能求得生存。正因为父权制的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是在家操持家务和相夫教子,所以她们的归宿和实现价值的途径只能是婚姻和家庭。当时婚姻被看作是上帝赐予有德行的人的一种奖励,也就是说男主人公为正义事业历尽艰辛获得成功,最后不但光宗耀祖,还得以与一位品貌出众的女子结婚,这样的女子便是上帝赐给优秀男子的幸福,也是他们以后美满家庭生活的保障。所以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家庭幸福的关键往往系于女性身上。狄更斯小说中家庭的不幸,也大部分与女性有关。
这主要是因为十九世纪的英国妇女主要是作为家庭角色而不是作为职业角色出现,她们的社会功能有很大的局限性。直到19世纪末,英国妇女还没有选举权。妇女问题往往归结到婚姻问题。
第二,平民作家联系着广阔的社会背景。
狄更斯,一个著名的平民作家,他的很多作品并无意于描写显赫成功的人物,几乎都是以一个个小家庭为背景的,人物和家庭大都是一对一的关系。家庭这样一个单元在狄更斯作品里的重要性使之具有了奖惩的功能,通观他所有的小说,狄更斯总是喜欢把温馨的小家庭与荒凉的大别墅之间作对比,小家庭其乐融融原因就是有一个能干的家庭天使,荒凉的别墅里住着的是孤独寂寞的人。换言之,正面的人物作者就给予她们幸福的婚姻和美满的生活,反之,作者让她们失去幸福或者从来不知道何谓"幸福",甚至导致她们周围的人也过着不幸的生活。
狄更斯还把女人的命运与法院、监狱、济贫院、修道院学校、政府机关、贼窟、贫民区编织在一起。《艰难时世》中斯蒂芬的妻子因贫穷而酗酒,成了一团酒气熏天的、肮脏可厌的废物,她与焦煤镇的矿工们同是功利主义哲学的受害者。《双城记》中的得伐石太太一家受到贵族的残害。《荒凉山庄》中与遗产继承权案件有关的弗莱德小姐等人被法律机器吞噬。因此,狄更斯的女性形象有比较广阔的社会背景。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取社会和人生仍是狄更斯的主要认知方式。他倾向于通过社会本身的自我调节、道德的完善来解决社会问题。即使是政治经济问题,他也常常要把它纳入道德范畴,特别在描写女性时,总是把笔锋从社会批判转向对社会道德的探索,对人性的探索。深重压迫的斯蒂芬的妻子具有"丑恶的品德",得伐石太太成了一个冷血动物。
第三,男权文化影响作家女性观。
男权文化制订了判定女性品德的标准,男人们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审美理想来衡量女人。狄更斯的伦理道德观、婚姻家庭观基本上都以道德为评判人物的主要标准,以家庭幸福对抗社会邪恶作为文学表现的出发点。对幸福家庭的模式,女人对家庭的责任,女人在家庭中应具备的品格等问题,这从他们塑造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出。生活于这个文化背景下的女人们也努力去达到这个标准,造成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落下。特别在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多年,以她为代表的统治者表现出强硬的道德姿态,以种种道德条律来约束人们,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风气弥漫全社会。女人要守妇道,按淑女标准行事,要为男人和家庭做出牺牲成了维多利亚文学中理想女性的基本性格特征。狄更斯所提倡的道德与维多利亚社会虚伪的道德风气不能混为一谈,但他的婚姻道德观不能不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一方面他们要求家庭给女人以爱和保护,不要成为女人的牢狱。他们描写了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精神的,肉体的,狄更斯揭露妇女在精神上受到奴役这一点非常可贵。
狄更斯揭开了当时家庭婚姻的悲惨的一角,但他们并没有突破维多利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局限。因此,在呼吁不要伤害女人的同时,也要求女人格守本分,以爱和牺牲来营建幸福家庭。
第四,作家本人经历和气质也是其自身女性观形成的因素。
其实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性情察赋、气质爱好分不开,这一点在狄更斯的小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狄更斯是一个精力充沛,爱好声色,有丰富想象力,又富于诗人气质的作家。早年他热恋少女玛丽·霍格斯,玛丽不幸在15岁时夭折,她成了耐儿的原塑。她的形象几乎出现在狄更斯早期的每部小说中。晚年他又狂恋年轻的女演员爱伦·托奈,于是在他最后三部小说中又出现了以爱伦为原型的艾斯泰纳、蓓拉、海伦娜·兰迪刘斯。她们任性,坏脾气,为金钱而结婚,令男人痛苦又令他们着迷。作家自己的感情经历加上自身的气质(狄更斯就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男人)使他对这类女性有尖锐的敏感性,甚至有时因此忽略了他钟爱的理想人格型女性。朵拉虽然没有头脑,大卫第一眼见到她"没有来得及讲一句话就头朝下跌进去了",有头脑的安妮斯却从未令大卫"触电"。这些其实都和作家本人气质有关,为他的创作有重大影响。
在狄更斯所处的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界,关怀"小人物"的命运,描写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史是英国文学写得最广泛最成功的主题,这一点我们在布朗特姐妹或者是萨克雷的作品中都不难看到。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当时文学创作的思潮对狄更斯的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狄更斯是一个对现实敏感的作家,他的创作思想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洞察和思考,那么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对女性的要求也会自觉地融入他的女性观当中。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当时文学创作的思潮对狄更斯的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在几乎每一部长篇作品里,他都以宽广的社会作背景,选择了一个个家庭为焦点(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家庭),着力塑造了一大批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和他笔下的男主角平分秋色。狄更斯创作了数以百计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性格迥异、秉性各殊,在作品里她们相互联系,相互对比,相互衬托,成为小说中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作家在塑造她们时,态度也大不相同,有的是极力赞扬,有的是讽刺挖苦有的是深感同情,有的则是痛加鞭答,究其原因,这些是与作家的女性观分不开的。
结语
狄更斯认为女性和男性在智力的发展上各有侧重:女性是感情的象征,是爱和善良的化身;而男性是理性的化身,正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所需要的。也就是基于这一点,男性在感情上需要女性的慰藉,而这种慰藉最好的体现方式是在家庭关系中。因此他倡导的女性观是一种家庭女性观,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女性应该是家庭的"天使",家庭才是属于她们的"天地",所以理想的女性应该谦虚温柔,而不是高傲冷漠。她们要宜家宜室,聪明能干。她们不仅能够把家庭收拾得井井有条,还要能够相夫教子,全身心地把爱奉献给自己的家庭和亲人,她们要用爱和行动去感化周围的世界,能够以德报怨,而不是选择偏激的手段去复仇或是顾影自怜。
狄更斯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丰富的也是矛盾的,在表现理想女性的时候,常常夸耀她们的聪明能干,特别是能够辅助男性的女性,当男性感到困惑不解的时候,她们总能给男性以安慰和指导。他并不认为女性的智力不如男性,在其作品中理想的女性和男性在智力和事业上是互补的,他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平等。根据男女关系可以判断文明程度,可以说这也是作家对当时时代进步的反映和思考。另一方面,狄更斯在作品里讽刺那些不冷静,因为受到伤害失去理性,走向极端的女性,他承认女性是情感的代表,缺乏理性。这一点正是作家将自己的女性观与传统文学模式结合的产物。
狄更斯笔下形象各异的女性中,无论是放弃家庭责任的,背叛家庭的,还是缺乏温柔的女性特质的,作家都是围绕家庭的标准对她们本身进行批判的。显而易见,狄更斯对理想的女性的设定位置就是在家庭里,女性与家庭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作品里理想宜家宜室的女性标准和"家庭幸福与否,往往维系在女性身上"的家庭观。今天我们伴有女性自觉意识的阅读将有利于消解男性文化统,我们不能不承认狄更斯在创作时带有很多的传统的男性意识,但是他把女性与家庭幸福联系起来的观念并没有刻意地贬低女性,不尊重女性,而是着意把女性的善良温柔和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当然也是服从于狄更斯一贯的艺术创作初衷:挖掘人性美和呼吁人类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在这样的女性观中,狄更斯对男女性别的差异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番深刻的思考,最后批判地接受了中产阶级的女性观。他把女性置于家庭的环境中进行描写,通过"完美"的女性来塑造一个个和谐温暖的家庭,在这个环境下衬托女性特有的魅力,希望通过他笔下的理想主人公构筑理想的和谐社会。本文试图通过全方位地论述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观,打破作品中作家的时代和性别局限性,更好更多地去感受和解读作家的女性观,感受作家试图通过众多的女性形象要表达的那种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