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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哲学与中国文化观（第1页）

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与中国文化观

汤因比作为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是现代西方“思辨历史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成为历史哲学经典之作的《历史研究》一书，奠定了汤因比蜚声国际的学术地位。汤因比在这部历史哲学巨著中，试图描绘出一幅人类历史的总图式。他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认为任何人类文化都有生长直到灭亡的过程;而作为中国文明在现代西方为数不多的知音，汤因比对中国文化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并在晚年对东方文化寄予很大的希望。通过对汤因比历史哲学及中国文化观的剖析，我们可藉以了解儒学及中国文化传统所蕴涵的一些现代性与普世性特征、它与异质文明对话的可能及能力，等等。这对我们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更深入地探讨发掘传统儒学的价值及所面临的问题，应该是不无助益的。

一

汤因比历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在他看来，处于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文明之间具有可比性，这条法则贯穿了他整个的历史哲学理论体系，“文化形态史观”（或称“历史形态学”）构成其理论核心。他提出应以生活在某种文明中的社会整体（即文明）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

汤因比批评所谓“文明统一”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他剖析这种错误的成因，是由于在近代历史时期，“西方文明用它的经济制度之网笼罩了全世界，在这样一种以西方为基础的经济统一之后又来了一个以西方为基础的政治统一”。但是，这一切却不能作为文明统一的证据，“虽然世界各地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面貌是西方化了，但是它们的文化面貌却大体上维持着在我们西方社会开始经济的和政治的征服事业以前的本来面目”。他强调文明是可以比较的，他指出，相对于人类全部历史而言，六千年的人类文明中，“所有的这些文明社会都可以说是完全同时代的”;而就价值论而言，所有的文明“如果同原始社会相比，都可以说是有很大的成就的;如果同任何理想的标准相比，它们全部都还是非常不够，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资格瞧不起别人”。他认为所有的文明“都可以假定在哲学上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在哲学上是价值相等的”。

汤因比对于种族论及环境论进行了批判和抨击，他以大量事实考察证明，“无论种族或是环境，如果孤立地看，都不足以成为积极因素;在过去六千年中，它们都未足以刺激人类，使其脱离原始社会水平的静止状态，进而使其追求高深莫测的文明生活”，“迄今为止，种族论或环境论都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关于在人类历史上（不仅在某些特定地点，而且还在某些特定时间）发生的这一伟大变革的线索”。故而，汤因比坚持认为“所有的文明都是由许多种人共同创造的”。

汤因比认为文明的起源包括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及一种新文明代替旧文明两层含义，他借用中国哲学“阴”、“阳”重要范畴论述文明起源的性质，“在无产者脱离了少数统治者的运动当中，一个社会从静止状态又过渡到活动状态里，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1]，而“这种一动一静的交替的节奏，这种前进、停止、又前进的交替的节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性质。古代中国社会的圣贤们用他们充满了智慧的形象的说法把这种现象称为‘阴’和‘阳’——‘阴’代表静，‘阳’代表动”[1]。他把人类六千年历史划分为多元并存发展的二十六种文明，其中包括五个发展停滞的文明。通过对这些文明发展的历史论证，他认为，过去的人类文化或文明分成许多独立的个体，而各个个体之间的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每一种文化或文明都要经历发生、发展、衰退、解体的阶段。他对于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文明的起源、生长、衰退、解体等过程进行了重点阐述。

首先，汤因比提出，文明起源和生长的原因在于挑战和应战。“如果文明的起源不是生物因素或地理环境单独发生作用的结果，那么一定是它们两者之间某种交互作用的结果。换一句话说，我们企图发现的因素不是简单的事物而是复杂的事物，不是个统一体而是一种关系”。他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文明是通过对环境挑战的应战所经受的考验而产生的，文明起源不可违背的法则就是挑战与应战，“在文明的起源中，挑战和应战之间的交互作用，乃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挑战和应战的相互作用、遭遇的结果是新的创造和发展，促成文明的起源。

汤因比对于文明的逆境有个著名的论断，“安逸对于文明是有害的”，一切人类文明皆源起于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的挑战。汤因比认为，“文明诞生的环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而不是一个非常安逸的环境”，而且“挑战愈强，刺激就愈大”;同时他又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挑战越严重，应战能力就越强，文明就越能得到发展。他提出在挑战和应战的相互作用之间存有一条“报酬递减律”，也就是“中庸之道”，“足以发挥最大刺激能力的挑战是在中间的一个点上，这一点是在强度不足和强度过分之间的某一个地方”，过犹不及，只有在严重程度的这一个中间点上刺激是最强的，“在超过了中间点以后，挑战的严重性愈增加，相随而来的并不是应战成功程度的增加，反而是应战减少了”。而衡量最适度的标准则应看它是否能持续地促进文明的生长，“真正的最适度挑战不仅刺激它的对象产生一次成功的应战，而且还要刺激它积聚更大的力量继续向前进展一步:从一次成就走向另一次新的斗争，从解决一个问题走向提出另一个新问题，从阴过渡到阳”。

其次，汤因比认为文明生长的标准是由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决定的，文明的生长由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而决定。他指出，文明的生长过程有内外两个方面，在宏观上表现为对环境占有力量的扩大，具体而言，意味着军事征服、地理扩张、技术的进步;在微观上则表现为一种精神自觉能力及自我表现能力。汤因比强调，对外部环境的占有，无论是军事征服、地理扩张，还是技术进步，都不能作为文明真正生长的标准，“差不多每一个文明的历史都提供了在地理扩张的同时出现了实质退化的事例”，而大量的事例证明，在技术进步和文明进展之间显然不存在着什么相互关系，相反，更存在“技术停滞不前而社会却大力前进的情况”。文明真正生长的标准在于社会内部自决能力的增强，“对于一系列挑战的某一系列胜利的应战，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行动从外部的物质环境或人为环境转移到了内部的人格或文明的生长，那么这一系列应战就可以被解释为生长现象。只要这个现象生长和不断地生长，那么外部力量的挑战和对于外部方面应战的必要性，就要逐渐减少它的重要性，而在它的内部，在它对它自己之间的挑战作用就越来越大。生长的意义是说，在生长中的人格或文明的趋势是逐渐变成它自己的环境、它自己的挑战者和它自己的行动场所。换一句话说，生长的衡量标准就是走向自决的进度”。

进而，汤因比指出，文明生长的自决主要通过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来实现。他认为，社会只是行为的场所，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才是行为的源泉。文明生长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整体，而是少数富有创造性的人物推动文明走上生长的过程，“所有的社会性的创造行为，都是个别的创造者的工作，或至多也不过是少数创造者的工作;而且在每一次继续不断的前进中，社会上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被抛在后面的”[1]，这些天才、超人制定模式，对普通人进行示导，而社会中大多数的普通人则靠模仿跟随那些超人，从而缩短差距，保持社会的整体一致，成功应战一系列挑战，文明由此不断生长发展。

第三，汤因比认为，文明衰败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中少数创造者失去了创造性，促成文明生长的自决能力丧失。他指出文明衰退的实质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丧失了创造能力及创新精神的少数人已退化为统治的少数人，已经不能靠创造性及示导作用影响多数人，只能依靠权力及地位维持统治;其二，多数人则撤销了他们对少数人的模仿和支持，与之离心离德，起来反对暴力统治。这样，社会整体就会出现分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对立，整个社会失去新的应战能力。文明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衰落的标志是“统一国家”的诞生，而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则是文明解体的特征。

然而，汤因比强调，一个文明的解体，并非意味着整个人类文明的终结，他提出一个文明和上一代文明总会发生子体关系，而统一国家、统一教会及英雄时代的蛮族军事集团就是新旧文明更替的环节和中介，他尤其强调，统一教会是孕育新文明的“子宫”、“蛹体”。而且，他认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就是实现四大高级宗教的全教会社会，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境界，对上帝的模仿不会使人失望，可以使人保持精神上强大的凝聚力，“如果没有神的参加，就不能有人类的统一”。宗教被汤因比用作协调文明发展最后的调节器，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及目的。

二

在西方“欧洲中心论”、“种族决定论”大行其道之时，汤因比对中国文化给予了公允的评价，他就世界论中国，把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提并论，视之为世界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正名。他一生关注中国文化，尤其在晚年更对中国文化寄予厚望。

在写作《历史研究》时的汤因比看来，作为世界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明亦毫不例外地遵循着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法则。他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文明:商代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约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末———魏晋时代）、远东文明主体（公元5世纪———20世纪，包括日本—朝鲜分支）。他认为，远东文明主体生长的顶峰在隋至盛唐时期，五代以降，出现了正常的解体过程，至明清在解体过程中进入僵化状态，但尚未出现孕育子体文明的统一教会。他强调，“自我中心主义”及对官僚制度的崇拜是作为远东文明主体的中国在近代走向解体和僵化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近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既是东、西两种文明在空间的碰撞，同时也是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挑战。他强调，相互碰撞的这两种文明各是古希腊文明及中国古代文明的子体文明，并无高低上下之分;只是中国文明已经处于解体过程的僵化状态，而西方文明还在生长过程中，所以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应战过程诸如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都惨遭失败，并加速了中国文明的解体过程。汤因比肯定中国文明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及独立地位，但同时强调所有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还处在生长阶段，“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后期，西方文明是它这种社会中没有显出不可置辩的解体征兆的唯一现存代表”，“西方社会的扩张和西方文化的辐射已经把其他一切现存文明和一切现存原始社会卷进了一个囊括世界的西方化范围之中”，对未来世界秩序作出贡献的只能是西方文明，“一个现已遍及于全世界的西方社会把全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然而，晚年的汤因比对中国文明及中国在世界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及对中国文化的更深入了解，他的思想理念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汤因比在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提出了他对未来世界文化的一些新的看法。他认为，总起来看，西方社会的扩张及西方文化的辐射扩展全球的结果是实现了技术的统一，而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阶段，主要是要实现政治与精神方面的大同，在这个阶段，西方将让出主导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将能够起到主导作用，“期待着东亚对确立和平和发展人类文明能作出主要的积极贡献”[3]。因此，汤因比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给予格外关注，“像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3]。

首先，汤因比强调只有世界统一才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而且这种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作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3]，正是在这点上，他指出，“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3]。他认为东亚主要是中国有很多历史遗产，都可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汤因比列举了东亚历史遗产的八个方面，其中有六个方面在中国，“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21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我认为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灭绝的法家）共同具有的”。正是中国文化培育的世界主义与世界精神、儒教世界观提倡的人道主义、儒教及佛教存有的合理主义等思想渊源，将促成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而在事实上，“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因此，“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3]。

其次，汤因比强调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在于实现人世间普遍的爱，只有这种普遍的爱才能够使现代世界实现感情统一，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为这种普遍的爱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范例。他对儒家的伦理观及墨子的“兼爱”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孔子之道更易于实践，而墨子之道更符合现代的绝对要求，“儒家主张，爱应分阶段地加以分配。用同心圆作比喻，以自己为圆心，随着向外扩展，爱则逐渐减少。这种主张和把无差别的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相比，显而易见易于为人的本性所接受。爱知己比爱无故的他人更为容易，这是为任何人的经验所熟知的。但是，爱自己不熟悉的他人，把普遍的爱落实到行动上，并满足这种伦理上的困难要求，那才是现代的绝对要求”。他力倡，“现代人应当为追求实现没有阶段、没有限制的普遍的爱而努力。墨子之道，的确比孔子之道更难实践。但我认为墨子之道，比孔子之道更适合现代人的实际情况”，因为“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另外，汤因比对中国传统的其他美德如重视家庭等亦予以高度评价，“在现代世界上，我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任何职业都能胜任，并能维持高水平的家庭生活。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发扬这种美德”[3];而同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不调和性及排他性相比，他则赞赏中国儒教、佛教的宽容性及温和性。

综括观之，汤因比在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文化中寻找到了未来世界发展的新的契机。他一再强调，中国既然已经被西方的扩张引进到一个新的全球的文明网中，就无法再退回到东亚孤立的“中华王国”，“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